羅馬人自己認識到傳統中有些成分是不能相信的。李維以原諒的口吻說：“一些古老故事有比較多詩歌的魅力，而非完整的歷史記錄。”他又繼續說：“將神圣的事物與凡俗的事物相混是古人的特權；這會為過去添加尊貴，而假如有一個國家配得上一個神圣的起源，那便是我們的國家。”

希臘的歷史學家把他們與特洛伊的關聯算在羅馬人身上，希臘人喜歡把他們有興趣的外來新強權，納入自己的文化網絡之中，但這并非不受歡迎的贈禮。在希臘人看來，特洛伊人并非靠不住的亞洲人，而是榮耀的希臘人。的確，有人說他們“就像任何之前來自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希臘人一樣，屬于真正的希臘民族”。這意味著羅馬人因為相當懾服于希臘文化，而且對自己的文化有種嚴重的自卑情結，因此會賦予自己一個希臘身份。他們這種崇拜與羨慕隱藏了嫉妒和充滿敵意的模仿。在將自己與特洛伊人關聯在一起時，他們將自己塑造為競爭者，或許終有一天會征服希臘，來為自己的祖先報仇。

或許在傳統看法中，公元前1184年前后，特洛伊發生過某種形式的戰爭。特洛伊這地點當然存在，而且它的遺跡也已經被現代考古學家挖掘出來。即使在這個早期舞臺上，希臘人與腓尼基人也已經在地中海四處航行，最后建立“殖民地”，即獨立的城邦國家，但這些大多都發生在特洛伊戰爭四個世紀之后。所以埃涅阿斯幾乎不可能到過迦太基，因為迦太基那時尚未存在。希臘史學家陶羅米尼姆的蒂邁歐（Timaeus of Tauromenium）相信狄多在公元前814年建立這北非城市。

但那時埃涅阿斯尚不存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描寫的所有神祇和英雄的冒險苦難，也都是被虛構出來的。至于羅穆路斯和瑞摩斯，他們一樣是虛構的。在其字源上，Romulus意味著“羅馬建立者”（-ulus是伊特魯里亞文，并且指的是“建立者”），而Remus或許在詞源上與Rome相關。被拋棄的嬰兒后來變成偉人，是古代神話傳說中常見的特色（想想摩西，俄狄浦斯，當然還有特洛伊的帕里斯）。羅馬人真正面對的困難是他們有兩個互相抵觸的建城神話，看起來似乎相隔數百年，其中之一是流浪的特洛伊英雄，而另一則是當地小孩羅穆路斯及瑞摩斯。他們決定要接受這兩種說法，然后將它們調和，并以一種說得通的敘述將它們連接起來。埃涅阿斯的事跡限制為發現意大利并在拉丁姆建立王室，這樣羅馬才能由雙胞胎來建立。為了要填補較長的間隔。所以阿爾巴·隆加的一系列純屬想象的國王就被捏造出來，來將這兩個不同年代的傳說連接起來。

共和國末年的羅馬史學家不一定憑空想象出這些事件，但是他們往往透過自己時代的眼睛來看待遙遠及傳奇的事件。羅穆路斯發展出獨裁者的傾向并在元老院遭到暗殺，或許很有道理地反映出他們對當時所受歷史創傷的響應。因此李維在寫愷撒之死時，會令人費解地重提舊事。

對羅馬建城的日期有許多爭議。大多數評論者傾向于公元前8世紀的某年。如我們之前提到的，瓦羅認為是公元前753年。這成為被普遍接受的日期。但這導致第二個編年上的難題。從羅穆路斯到塔克文家族被驅逐這段時期，只有七任國王統治。這意味著每位國王平均統治35年，任期長得不合情理。

羅馬人接受這一點，但現代學者較為懷疑。或許還有其他國王沒有被史書記載。考古學家似乎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一些原始聚落的痕跡可追溯到幾百年前，但與村落不同的城鎮生活的確切證據表明，城鎮生活是在公元前7世紀中期才開始的。所以真正的建城日期大約比原先人們相信的還晚一百年。雖然有些國王會從視野中消失，但正史中的七位國王卻正好吻合這段時間。不僅如此，一些考古證據與文學傳統的聯系開始顯現。羅馬廣場的“王宮”（Regia）是在公元前7世紀末修筑的，而這正是新編年確定為努馬·龐皮留斯統治的時期，他下令修建了宮殿。羅馬第一座元老院則由圖盧斯·奧斯蒂呂斯（因此名為“奧斯蒂呂斯的元老院議事廳”）建造，它的遺跡已經被確認，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紀初，我們認為這是圖盧斯·奧斯蒂呂斯統治羅馬的時候。

在我們遇見確實活在（或是多少活在）歷史中而非神話里的人物之前，還需一段時間。頭四位國王似乎大體上是虛構的，即便他們任內的事件的確發生過。他們每個人都被認為做出特定成就，的確是在王政時期時完成的，但不必然是由哪一位國王來成就的。羅穆路斯建立了一個有秩序的社會政治系統，劃分部落以及“區域”；不喜歡戰爭的努馬·龐皮留斯則完成有關宗教及（西塞羅的話）“寧靜和平精神”的所有事務：祭祀犧牲、祭司團體以及規定神圣日及世俗日的公共歷法；而靜不下來的圖盧斯·奧斯蒂呂斯和安庫斯·馬爾西烏斯以一支有力的征召部隊來進行開疆擴土的戰爭。無論安庫斯本人是否與此有關，奧斯提亞港及蘇布里起亞斯橋無疑已經修筑。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說，這兩位塔克文以及塞爾維烏斯·圖里烏斯是真實存在的（雖然這兩個塔克文可能是同一個人，因為他們被記錄下來的成就非常相像）。最準確的估計是，老塔克文在公元前570至前550年在位掌權。

當我們接近王政時期的終點時，圖像越來越聚焦。雖然盧克麗霞的故事被放大，但它戲劇般夸張的修飾細節或許隱藏了一個真實的丑聞。即便我們可以懷疑布魯圖斯怪異的行徑，但他是一個主要的歷史角色，協助建立那延續將近五百年的共和體制。一旦我們掀開神話的迷霧，我們可以勾畫出一個事實的地圖。在全面地貶抑傳統敘述之后，我們還是要承認，它們畢竟包含了歷史真相的重要成分。在王政時期，羅馬從一個津渡旁的小城鎮，通過與拉丁姆的地方部落進行無數的小型戰爭來擴大疆土，最終發展成為中部意大利的強權。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政治體制如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得以建立，而且有國王（非常有可能是一位叫塞爾維烏斯·圖里烏斯的國王）發明了某些方法將財富與政治影響力和軍事責任掛鉤（復雜的“百人團”系統還涉及稍后的一個時期，因為羅馬人往往犯下“現代化”的錯誤，亦即他們認為早期共和與之后世紀那更加復雜的共和形態并無區別，或許只是規模略小）。

所以一個可以辨識出的政體正在演化著，正如普通平民與高高在上的世家貴族的未解沖突也在演化。王政后期的國王的確非常像是“僭主”，他們聲稱有群眾的授命，執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并且贊助藝術和建筑。一座繁榮且富于野心的城市所需的壯麗公共建筑也已經被修筑起來了，羅馬廣場從一個泥濘的水洼沼澤，轉化為一個龐大的公共廣場。有些人辯稱，羅馬曾一度被迫加入伊特魯里亞城市，但因為此事缺乏證據，近期學者已經提出異議。羅馬看似深受北方有如帝國主義般的伊特魯里亞文明的影響，并接納了從那里來的兩位國王，但羅馬仍保持著堅定的獨立地位。

羅馬以多樣化的社群來發展自己的文化，歡迎外來者，但也以自己及傳統的做事方法為榮。這兩種性格上的特點就像最早有關羅馬的故事一樣古老。畢竟羅穆路斯特別重視邀請外國人成為公民，而他的繼承人努馬·龐皮留斯，如西塞羅所說，引進“宗教典禮以及仍然留在我們檔案里的法律”。的確，這種世界主義式的對外開放以及忠實于“祖宗成法”（mos maiorum）或許是互相交織的。如果要保持社會凝聚力，一種因素必須由另一種因素來修正或平衡。

無論如何，這成為隨后羅馬史中的一種顯著張力。當公元前1世紀時的羅馬人—例如西塞羅和他的朋友—在遙遠過去王政的鏡子里看自己時，他們究竟會看到什么？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是一個被選中的民族，他們的命運就是要建立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憑借著武力的成就，他們將會勝過地中海世界的主宰力量——希臘人，后者的藝術和文化及軍事成就是無與倫比的。特洛伊人并非文明教化之外的野蠻人，而是客串的希臘人。身為特洛伊后代最后將會彌補特洛伊戰敗的遺憾。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許多建國神話中，城市突然間從無到有，茁壯成長，然后隨時待命。羅馬則不然，羅穆路斯這官方的建國者只不過是從特洛伊灰燼中開始、結束于盧克麗霞的臥房的冗長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在塔克文家族被驅逐、共和國來臨之時，故事才真正開始。

羅馬人極為虔誠，但他們的宗教信仰深受伊特魯里亞人的影響，只不過是一個復雜的迷信網絡而已。神明是不可測知的力量，必須時時刻刻被安撫。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儀式來規范，無論是修復和保養橋梁還是訂立條約。

這是一個相當具有侵略性的社會，但也讓人從中理解一種重要政治真理：真正的軍事勝利只有在與失敗者握手言和的情況下才能取得。雖然大多數古代世界的帝國建立者殘酷且無情，但羅馬人掌握的這一政治真理并非獨特洞見。亞歷山大于公元前4世紀征服波斯帝國之后，決定在他的新行政系統中提拔選用優秀的東方人，并堅持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和諧相處，哪怕這引起他所信賴的馬其頓人的憤怒。他甚至強迫他的戰士娶當地婦女，令人回想起羅馬人強占薩賓婦女。但羅馬人的最可觀之處，是他們在數個世紀之中始終一致地推行這樣的政策。他們能夠了解到，這使他們不僅可以在過去的敵人中建立統治信任，而且能增加他們的人口，并以相同的方式擴充軍隊的人力。

但這里有個困難。戰爭必須是正義的，是對其他人挑釁侵略的回應。那正是宗教及法律所談及的。羅馬人很自以為是地相信條約的神圣性。但很清楚的是，即使他們自己也不會一直符合道德期望，強占薩賓婦女是顯而易見的惡行（雖然由婦女自身所補救）。

依照相同之理，羅馬人的混合政體是一個世世代代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一項值得驕傲的成就。但從一開始，偉大人物就在削弱它，這是個強烈的悖論。羅穆路斯是城市建立者，但他也開啟了獨裁的先例。羅馬人非常善于去做他們真正想要做的，同時也會盡可能道貌岸然地說服自己，這些行為是完全恰當的。

或許羅馬人生活的最怪異之處在于，它將大多數社會中互相分離的三種功能聚集起來。政治、法律及宗教活動完全混為一談：沒有獨立的祭司階級，因為祭司和政客是同一個人。政客與將軍、政客與律師，也是同一個人。最重要的是，政治活動既會被神圣儀式影響，也根植于神圣儀式中。羅馬人千方百計要確保神明的許可。

（本文摘自安東尼·艾福瑞特著《羅馬的崛起：帝國的建立》，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