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邦

英語中“政治”（politics）一詞源自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Πολιτικ?），即polis，該詞的意思是“城邦的事務”（affairs of the cities）。之前已經說過，城邦是希臘人在拋棄了“國王”之后進行的一場前所未有的激進實驗。在這場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影響之后兩千多年人類社會命運的實驗中，處于兩個極端的代表性城邦，便是雅典和斯巴達。

受到啟蒙時代學者的影響，雅典政體通常被視作古典時代民主政體的典范?！懊裰鳌保╠emocracy）一詞的希臘文寫作δημοκρατ?α，這是一個復合詞，由“人民”“力量”兩個詞合成，直譯就是“人民的統治”。不過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雅典的民主和現代民主制都存在著諸多差異。

首先，雅典民主雖然是直接式民主，但是真正能夠實踐投票權利的人，大約只占其城邦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雅典人口最盛期是20萬-30萬人，參與公民大會投票人數是3萬-6萬人）。女性、未成年男性當然不具有公民資格；雙親中有一方不是雅典人的，也不算雅典公民。再加上訴諸公民投票的公共事務繁雜，那些即便有投票權利卻忙于生計的雅典公民，顯然也無力承擔公共活動的成本。因而，最終只有家境不錯，有能力又有閑暇的雅典人才能參與。

其次，抓鬮式投票。由于需要公共辯論的議題實在太多，而且都要進行投票，除了極少數職業政客，基本上沒有人能搞清楚他們所要投票的事務究竟是什么，這導致雅典人的投票制度逐漸變質為一種政治博彩——隨機投票，各種不確定性都因此產生。例如公元前487年出現的“陶片放逐法”，就像一出政治荒誕劇，任何人只要過于“出名”，就有可能拉來6000枚刻著自己名字的陶片，然后就得流放10年。

最后，結合上述兩個特點，雅典的民主就是一種少數人剝奪多數人權利，且毫無規則可循的治理模式。

這種政體實質是無法治的平民政治，其核心是在去除權力中心（國王）后建立起一種能夠保持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權力平衡的政體。結果，精英和平民相互“權力制衡”所依賴的是高度的不確定性，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話來說，就是“萬物皆流”（panta rhei）。對于雅典人而言，充滿各種潛在可能的政治競爭既是福祉也是詛咒：其具有強大的靈活性，就像在波斯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雅典人可以動員城邦三分之一的人口參戰，可以毅然決然全體撤出雅典城；但也像一頭不可遏制的貪欲怪獸，就像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夕的“雅典帝國”，只要威脅到了自身利益，謀殺、劫掠乃至屠城都是雅典公民大會上實行投票的選擇項。

與其相對應的，則是斯巴達的“王制”。斯巴達是希臘城邦中的異類，嚴格來說，它不是一個城邦。斯巴達沒有什么重要的公共事務中心，也沒有城墻，法律、貨幣等等城邦必需品都沒有。它有兩個王室，兩名世襲國王——其實是宗教和軍事領袖——相互制約；國王之下是由斯巴達人選舉出來的五名監政（ephors），協助國王執政；然后是一個元老院（Gerousia），由60歲以上的斯巴達人參與，協商那些高層政治決策；元老院之下是公民大會（damos），當元老們商量完畢后，留下幾個選項，在公民大會上進行投票，算是給斯巴達人一個形式上的投票制度。斯巴達男性是職業軍人，從出生開始就為戰斗而存在——體弱男嬰最初就被淘汰了。從7歲到20歲，斯巴達男性就在“阿高蓋”（agōgē）過著集體生活，進行軍事訓練。出了“阿高蓋”之后便專職于戰事活動，戰斗以外的事情基本與斯巴達男性無關——除非活到60歲以上。與城邦治理相關的日常事務交給了“希洛人”（helos），他們是被斯巴達人征服的美塞尼亞地區（Menelaion）的原住民（斯巴達人來自于希臘東北部，斯巴達地區的原住民其實是邁錫尼人后裔）。希洛人是奴隸，但是從種植谷物、制作日用品到城市管理、生育子嗣，都由希洛人負責。為了保證這些“戴狗皮帽的人”不反抗主人，斯巴達人每年會在某個時候集中隨機性地殺死一些希洛人，以起到震懾作用。另一方面，斯巴達女性掌握了家政管理的大權。在整個希臘世界，只有斯巴達女性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

斯巴達人把自己特殊的政體視為是對古老傳統——黃金時代——的恪守，但實際上這是一個自我衰敗的政治體制。斯巴達城邦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出生率極低。因為男性長期集中訓練，所以斯巴達人需要專門在某個特定時間，讓男女聚在一起，繁衍后代。但是，對斯巴達戰士來說，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親近，為此斯巴達人發明了一系列復雜儀式來處理男女情事（類似現在的性治療師服務），不過效果明顯不佳。再加上男嬰出生后還要經過篩選，因此斯巴達男性人口比例顯著偏低。此外，斯巴達女性還有財產繼承權和婚姻自由權，斯巴達戰士陣亡后如果沒有合適的子嗣，財產就由女性繼承。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時，斯巴達五分之二的土地掌握在女性手里。而培養一個斯巴達戰士，不僅需要長時間訓練，還需要大量金錢。女性控制財產，意味著有越來越多的斯巴達男性負擔不起作戰裝備的開銷。這一系列效應的直接后果就是斯巴達戰士人數一直不多，最多時候也不過5000人左右的規模，到公元前4世紀時僅剩1000人左右。這時雖然已經打敗了雅典，但如此少的斯巴達戰士連維持城邦都已捉襟見肘，更弗論控制整個希臘世界。

從形式上而言，雅典和斯巴達完全不同；但實質上二者沒有什么區別。這點亞里士多德已經看得非常透徹，“這樣的平民，他們為政既不以‘法律’為依歸，就包含著專制君主的性質。這就會漸趨于專制……這種平民政體類似一長制（君主政體）中的僭主政體。兩者的情調是一樣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965，第191頁）。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二者都是失敗的政治實驗。然而正是在“失敗的”希臘城邦中，孕育出古代世界所缺乏的“個體”。赫西俄德正是這樣一位“個體”，很快在他之后，在紛亂的希臘城邦中，就出現了一大批φιλ?σοφο?，即“愛智慧的人”。

二、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們

只有在希臘文物中才能誕生這樣一個群體（單獨的、特例性質的大智慧者古已有之），希臘文字的精致復雜、希臘城邦的激烈競爭，促使我們看到了希臘哲學和希臘哲人的出現。

希臘哲學通常以蘇格拉底（Socrates）為界，分為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和蘇格拉底之后的哲學。早期的希臘哲學關注的重心是個體所身處的世界，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譬如米利都學派的三位代表：泰勒斯（Thales）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認為世界的本原是“阿派朗”（?πειρον），一種無限、無定型、無規定的東西；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氣”。第一個哲學派別（或者說教派）的建立者，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則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數”。愛菲斯（Ephesus）的王子赫拉克利特認為世界本原是“火”。

要從這類有關世界本原的思考中提煉出某種經濟思想也不是不可能，譬如有學者就認為畢達哥拉斯學派和當下的數理經濟學有某種親緣關系，因為他們都熱衷于用數的形式來描述現實。只不過這樣的考證一來過于牽強，二來對于我們理解經濟思想也助益無多。但是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中出現的一個概念，對于經濟學來說確實非常重要，這就是“邏各斯”（Logos）。

“邏各斯”，希臘文寫作λ?γο?，這是赫拉克利特文本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例如，“但于此恒久有效的邏各斯，人們總證明其不解，無論在聽到之前，還是聞及之后。因為雖萬物的發生與此邏各斯吻合……”；“此即何故須跟隨<一般>﹛即普遍?！耙话恪币庵浮捌毡椤暴y。雖此邏各斯為公器，許多人的生活卻顯示出他們似對之各有私議”；“在我聽過的所有邏各斯當中，沒有誰達到這一點：將智慧者辨識出來，并同其他一切分離”；“‘人們不是在聽了我，而是在聽了那邏各斯之后，才明智地贊同：萬物<事實上？>為同一<物>?！保弧办`魂擁有邏各斯（標準、比例），它自我提高”（《赫拉克利特著作殘篇》，2007）。

“邏各斯”一詞的希臘文原義是“語言”，即word。但是經過赫拉克利特以及后世哲學家們的不斷演繹，慢慢派生出諸多含義，特別是后來英語中的logic（邏輯）、rationality（理性）、reason（合理性）等詞匯皆源自“邏各斯”。

這就涉及到我在之前所討論過的一個問題：當代經濟學家批判“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時候，他們究竟在批判什么？（詳見《經濟思想的冒險｜經濟學需要思想史嗎？》，2019-01-03，澎湃商學院）如果“經濟理性”僅僅指一種狹義的rationality，即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闡發的比例關系、計算能力，那么毫無疑問這類批判確實有意義，因為現實中人的行動不僅僅只是“計算”而已。然而從思想史演變的角度來看，“理性主義”的含義遠非那么簡單，“經濟理性主義”同樣也不只是指一種計算能力。無論是批評還是贊同“理性”，首先要了解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而“邏各斯”就是源頭。

所以，理解“邏各斯”，有助于我們認識經濟理性主義的起源。不過就經濟思想史敘述來說，這仍然是間接的。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論述中，我們很難找到直接的、具體的、與經濟現象有關的文本。

“雅典人啊，我無非由于某種智慧而得此不虞之譽。何種智慧？也許只不過人的智慧。或者我真有這種智慧?！保ò乩瓐D，《蘇格拉底的申辯》，1983，第54頁）

經濟問題的核心關乎人自身，只有當人們的思考從外在世界的本原轉向人與世界的關系時，也即轉向蘇格拉底所言的“人的智慧”時，經濟思想才有誕生的可能。

（作者方欽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