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詞人姜夔的《齊天樂·蟋蟀》（庾郎先自吟《愁賦》）是他詞集中的名作，歷代選本如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周密《絕妙好詞》、朱孝臧《宋詞三百首》及后來眾多今人選本中，都選錄了這首詞。這首吟詠蟋蟀的詞作，前面有一段交代創(chuàng)作背景的長序，其中有一句涉及到蟋蟀的稱名問題，說：“蟋蟀，中都呼為促織。”這句話并沒有什么難懂之處，“中都”，猶言都中、都內(nèi)，整句的意思大概可以翻譯為：“蟋蟀，首都人叫作促織。”姜夔是南宋人，都城所指，讓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南宋行在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因此，夏承燾先生《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里解釋“中都”，說：“猶言都內(nèi)，謂杭州行在。”選錄這首詞的各種選本，也多持相同的意見，比如胡云翼的《宋詞選》注云：“都中，指南宋京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唐圭璋的《宋詞三百首箋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年）則直截了當(dāng)，注作：“謂杭州。”都認(rèn)為這首詞的“中都”應(yīng)該是杭州無疑。

事情似乎看上去理所當(dāng)然，幾成鐵案。但我們只要再翻檢幾種宋詞的選本，就知道并非如此。知名度很高、也廣受好評的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的《唐宋詞選》（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解釋這首詞的“中都”就說：“都城的泛稱，這里指汴京（今河南開封）。”王水照等《宋詞三百首評注》也注為：“指北宋都城汴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此外，持相同意見的還有郭伯勛注的《宋詞三百首詳析》、吳熊和等編著的《唐宋詞一百首》等，都明明白白地認(rèn)為南宋人姜夔筆下的“中都”應(yīng)該指北宋都城汴京，但又一無解釋，似乎是一件理所當(dāng)然的事情。這不免讓人心生疑惑，不由得想探究一下將南宋的“中都”解釋為汴京的原因。

幸好不是所有的注本都沒有解釋原因的。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詞選釋》（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9年）也收錄了姜夔的這首詞，而且也把“中都”解釋為汴京，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相比以上所舉諸本，他的這條注釋要詳細(xì)得多：“中都，汴京（今河南開封）。蟋蟀北方呼為促織、趣織，自漢以來如此，非始于宋。看本篇‘候館’下三句，‘中都’云云自非泛語。詳下注7、9、11。”以下注7引陸璣《毛詩疏義》、注9引《漢書·王褒傳》顏師古注、注11引《詩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箋，作為蟋蟀呼為促織乃北方方言的例證。所謂“候館下三句”，則是說詞中“候館迎秋，離宮吊月，別有傷心無數(shù)”頗有故國傷懷之思：也許，在姜夔這個南宋人心中，杭州永遠(yuǎn)只是一個臨時的“行在”，真正的“中都”從未改變，就是指已經(jīng)淪陷的汴京吧！

俞先生的《唐宋詞選釋》在“改革開放”后，于1979年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初版。當(dāng)時的責(zé)任編輯陳建根的《審讀意見》，發(fā)表在1979年第四期的《中國出版》上。由這份審讀意見，我們大概可以了解到這本書出版的來龍去脈：俞平伯先生曾于1961年開始選編《唐五代詞選》一書，后增加宋詞部分，命名為《唐宋詞選》，于1963年9月向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交稿。交稿后，卻因各種原因，社內(nèi)決定只試印兩百本，暫緩大批量的印刷。沒想到，這一拖竟拖延了十幾年之久。直到1977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決定約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唐宋詞選》，才想起俞平伯先生也曾經(jīng)交過一本《唐宋詞選》的書稿，審讀之下覺得價值很高，于是就想請俞先生修改后交社出版。但經(jīng)歷過政治風(fēng)暴的俞先生仍心有余悸，本來并不想再將舊稿公之于眾。后來，經(jīng)過編輯幾番勸說，才勉強(qiáng)答應(yīng)出版。當(dāng)時的俞先生已經(jīng)年近八十，但在決定出版后，又下了很大的功夫修訂。最后才更名為《唐宋詞選釋》，于1979年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正式出版。

十分巧合的是，在俞先生與當(dāng)時《唐宋詞選釋》責(zé)任編輯陳建根的通信里，竟然就有對姜夔這首詞“中都”一條解釋的討論。1979年3月24日，俞先生曾致書陳建根，其中說到：

姜白石《齊天樂》注三，決定用改文。“蓋”者，不確定辭，故無礙也。反面看來，其非指臨安亦易明，上云飲張宅，其地即臨安，下文另提“中都”，自在別處。又，蟋蟀呼促織，幽州人語，是北方，見下注（七）亦以汴京為是，兄以為何如？

3月25日，又寄一書，再次提到這條注文：

經(jīng)過思考，姜詞“中都”確指汴京，而非臨安。茲改寫注（三）（九），又添（十三）（按，定稿當(dāng)是注[十一]），另紙抄奉，希為改正，如此將移動版面，看下頁另有空白，或無甚困難，乞酌定，如何？望復(fù)電為荷。這次改動有關(guān)姜白石此詞作意是相當(dāng)重大的，必須細(xì)心思考檢查，即此可見一斑。原稿幾致大誤！

由這兩封書信可知，俞先生對這條注文是有修改的。原來的版本應(yīng)該是根據(jù)一般的認(rèn)識及夏承燾等人的注本，注作杭州。但俞先生始終心有疑竇，最后覺得還是以注作汴京為佳，故撰作改文，將“中都”解釋為汴京（即開封）了。幾乎同時開始編寫，在1981年出版的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的《唐宋詞選》，雖因俞先生年事已高，并未參與，但該書的編輯，正是與俞先生通信探討問題的陳建根。在姜詞的這一條注釋里，《唐宋詞選》顯然參考了《唐宋詞選釋》，接受了俞先生的意見，解釋“中都”為汴京。也許是為了簡明通俗，又省去了原因，成為了以后許多注本注“中都”為汴京，卻又語焉不詳?shù)乃{(lán)本。

在了解了這條注釋的原因與來龍去脈后，回過頭來，俞平伯先生的這種解釋是否合理呢？俞先生似乎的理據(jù)充分，無懈可擊，但仔細(xì)查考，卻又不然。首先，雖然臨安（杭州）在官方的稱呼里，稱作“行在”，即皇帝所在的臨時首都，并非真正首都。但姜夔的時代，南宋偏安已久，人們口中習(xí)稱的“都”“中都”等，指代的就是臨安。南宋學(xué)者洪邁活動的年代與姜夔相仿，他的《容齋隨筆》里，就多次提到“中都”，無一例外地指的是南宋行在。如《容齋三筆》卷五“郎官員數(shù)”條：“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以下，則據(jù)《班朝錄》中朝士郎官人數(shù)，討論較之北宋末年，人數(shù)越來越少，從而得出秦檜欲專權(quán)，“不欲士大夫在朝”的結(jié)論。顯然，這里的“中都”指的就是南宋朝士所在的臨安。又《四筆》卷十二“州升府而不為鎮(zhèn)”條：“頃在中都時，每為天官主者言之。”顯然所指也是他在南宋首都臨安為官的時候。可見，“中都”在當(dāng)時人口中，應(yīng)該只是指稱臨安行在的習(xí)語，姜夔即使有故國之思，但寫詞序并不是寫《春秋》，沒有嚴(yán)謹(jǐn)?shù)摹肮P法”，也未必會在字里行間稱一個已經(jīng)淪陷的舊都為“中都”的。

俞平伯先生的關(guān)鍵證據(jù)，即所謂“蟋蟀北方呼為促織、趣織，自漢以來如此，非始于宋”，這條理由看似有理，實則最有漏洞。我們知道，語言，尤其是方言，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蟋蟀在漢代北方稱為促織，并不能成為在宋代南方不能稱為促織的理由。我們?nèi)缃竦暮贾菰捓锞陀兄性僭挼脑兀@種元素的加入，正是由于南宋遷都的原因。那緣何“促織”一語不能成為南宋時臨安對蟋蟀的稱呼呢？宋末元初周密的《武林舊事》，是一部記錄南宋臨安風(fēng)物、風(fēng)俗的書，其中卷六“小經(jīng)濟(jì)”一條，即羅列臨安的各色物品，其中就有“促織兒”、“促織盆”之說。可見，也許“促織”一詞，恰恰正是當(dāng)時臨安對蟋蟀的稱呼。

最后再來說說俞先生在書信中對“中都”一詞解釋最初的懷疑。序文中說，“丙辰歲，與張功父會飲張達(dá)可之堂，聞屋壁間蟋蟀有聲，功父約予同賦，以授歌者”。詞是在張功父，即張镃家中飲酒時所作，張镃家正在臨安，所以似乎下文的“中都”，如果再是臨安，說“臨安呼作促織”云云，就顯得有點重復(fù)了，因此中都應(yīng)該別有所指。但需要注意的是，姜夔并非臨安人，來到臨安，乃是所謂“客居”。如此則所謂“中都呼為促織”，正是相對于姜夔家鄉(xiāng)所在而言，那再說“臨安人呼作促織”，似乎也無不可。況且，張镃與姜夔針對蟋蟀有同賦之作，題名為《滿庭芳·促織兒》，其中有句：“殷勤勸織，促破曉機(jī)心。”可見，久居臨安的張镃是稱蟋蟀為“促織”的，“中都呼為促織”一語，針對的應(yīng)該就是張镃的這個臨安人的同賦之作。俞先生最先的懷疑，其實就是解開問題的關(guān)鍵。

如此，姜夔詞里的所謂“中都”，繞了一個大圈，還是回到原點，以解釋為杭州為確。看來，平伯先生《唐宋詞選釋》里的解釋，是一次對注文失敗的改寫。現(xiàn)在想來，倘若俞先生在當(dāng)時只是看看別人的解釋來撰寫這條注文，肯人云亦云，也許就沒有今天注本中杭州、汴京的歧異與諸般的疑惑了。然而，面向大眾的詩詞選注本，除了要簡明、通俗地向大眾介紹著名的古典詩詞之外，對一些字詞的解釋，也應(yīng)該熔鑄著注者本身對詩意、詞意的思考。并不是只要簡單地參稽其他注本，解釋詞語、注譯文意就行了。俞平伯先生對詩詞注本中的一個小小問題，往返數(shù)四、寤寐求之，從最先的懷疑，到最后的決定改寫，慎之又慎，即使最后得到的結(jié)論并不那么正確，但也確確實實可以成為詩詞讀本選注者注釋撰寫的榜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