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閣是座城》是嚴歌苓的小說，于本月中被搬上銀幕。電影上映后，人物形象不夠豐滿、過于“瑪麗蘇”等批評充斥在散場后的電影院和網絡空間；但在筆者看來，導演在創作時，并不滿足于將原著直接當作劇本來用（事實上，嚴女士的書中不少橋段電影感相當足），而是大膽地添加了許多不見于原著的橋段，并因此塑造了不同的梅曉鷗、段凱文、史奇瀾等角色。雖然這樣的改編仍然有令人不太滿意之處（如女主的“圣母心、戀愛腦”），但是仍然能夠賦予即使是看過原著的讀者以新鮮的故事體驗。

從舞臺到背景：電影中的時代感營造

雖然已經遠離中學語文考試套路多年，但是在觀影時，“時代背景”這個詞組仍然在筆者腦海中回蕩。《媽閣是座城》，媽閣就是澳門之別名，但是嚴歌苓女士并未著太多墨于這座城。這一方面體現在故事發生的地點，如原著中女主梅曉鷗與第一位戀人盧晉桐、尚姓商人的不少糾葛發生在拉斯維加斯；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媽閣僅僅為整個故事提供了一個空蕩蕩的舞臺。嚴女士集中描繪了主角團的愛恨糾葛，而媽閣僅僅是一個符號，一個“營造氛圍”的都市。筆者竊以為，如若故事乃發生于拉斯維加斯、 摩納哥或上世紀之上海灘，其實對于劇情推進并無太大影響。然而電影則不同：導演力圖展現出一個具有細節的、令人感覺真實的、與主角故事產生互動的、且具有時間跨度的澳門。電影是如此地想突出澳門的特點，以至于甚至連媽閣指代澳門這一層隱喻都極少出現（反觀原著，有大量的篇幅仍然使用媽閣這個稱呼）。

原著和電影的分途，在開頭時已經有所昭示：

“隔著一百多年，在機場等候誤點航班的梅曉鷗想象這個祖奶奶如何麻利地把男仔一個個頭朝下按在半滿的馬桶里，心里數‘一、二、三、四……’好了，討債的回去了。梅吳娘就這樣連著殺死梅家三個男嬰。”

原著以梅曉鷗的祖上故事作為引子，講述了梅大榕和梅吳娘這對夫妻的恩怨。

梅大榕前往加州淘金，吃苦耐勞，好不容易攢下資財，卻在回來的渡輪上迷上賭博，輸個精光，以至于船還沒靠岸便已被迫返加州繼續當礦工。如此反復數次，終于有次在下船前不但未輸反而賺到，似乎是個完滿的結局。然而，回到廣東家鄉的梅大榕終究惡習不改，最終輸光了自己淘金得來的全部的家產。他又前往太平洋另一端，繼續著淘金——船上賭博輸光——再去淘金——再次輸光的循環。最終，在輸得赤條條之后，他選擇了投海自盡。而梅吳娘則是個反抗的女性形象：她在發現了梅大榕的惡習之后，采用極端的自己做主的方式來拒絕婆家生男孩的要求。一言以蔽之，精明強干的女人報復加害于她的男人。這一矛盾也為百年后的梅曉鷗所繼承：她被男人傷害，去做疊碼仔報復男人。雖然在時間上橫跨百年，但這兩件相隔遙遠的事體卻具有相似的結構，如同共時。

電影則大相徑庭，每個年份開始前，都以梅曉鷗的自述形式談及了這一年澳門及澳門賭場的年景（多與大陸有關），以及她的收入。從2002年到2014年，電影跨度了12年，梅曉鷗工作的好與壞，隨著時代起起伏伏：2003年的非典、頭十年內地的經濟騰飛伴隨的賭場生意興隆，和2008年金融危機、2014年反腐行動進行時帶來的賭業蕭條。

這樣的時代背景的確影響到故事和人物性格：段凱文在原著中的債務危機發端是偶然的：他在一個賭場輸了兩千萬，然后在另一個賭場就差四十萬贏回來，但又輸光。然后，他試圖挪用公司公款拆東墻補西墻，從而債務開始滾雪球。他的失敗是在賭場之內，也可說是作為賭徒的失敗。然而在電影中，他是因為賭場之外的原因：自己的房地產公司出了問題而導致資金鏈緊張，希望在賭桌上撈一把救急，然而卻不遂人意，越陷越深。及至梅曉鷗詣北京、往海口之時，段的公司和他的地產項目已經是風雨飄搖，“這架子雖未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樣，一個在時代中奮力拼殺但卻因外界和自身賭場“小愛好”而令榮華富貴作過眼云煙的形象便躍然銀幕上。

從“心機girl”到“圣母光輝”：電影中的人物塑造

對于這部電影，一種流行的批評是，它塑造了一個“傻白甜”、甚至有些“圣母”的女主梅曉鷗。看著她一次次被身邊男人騙取錢財和感情，到了最后欠她三千萬的段凱文明顯地借空氣項目要她掏出兩百萬她仍然聽命，畢竟讓觀眾既心疼又替她生氣。如同劇中華仔的評價：“洗碼的人只要不賭，一定會當上老板。曉鷗，你不賭，為什么當不上？因為你在賭感情”。

然而，原著中的梅曉鷗可沒有這么“良心”。從她最初一段與盧晉桐的孽緣開始，電影當中，僅僅展現了她阻止盧晉桐賭博被扇巴掌的橋段。這暗示著：可能是盧晉桐把一個與賭博無關的人牽扯進來；然而，在原著中，她的阻止并非是因為她厭惡賭博，而是她眼見盧贏了甚多，只想守住，害怕再賭會輸罷了。為了把盧晉桐贏來的籌碼變現，她將之鎖入保險柜，擁之美夢一場后發現盧破譯了密碼、卷錢再上賭桌，如喪考妣，才大鬧賭場：這“鬧”中，不單純是她對盧晉桐的愛，更夾雜著貪財之念：只要這錢能夠供給她的“小女人”（原文如此）生活就好，至于這錢是賭桌上來的，她沒那么關心。

類似的細節差異還表現在中后期梅曉鷗向段凱文要債情節上。在段凱文的公司一幕，原著中梅曉鷗交涉時話說幾分的大段內心算計，在電影中變成了怒火上沖、扯下段凱文公司中堂的吊燈——當然同時段凱文也變得情緒化了，他簽還款協議時憤怒不堪，完全失掉了老總氣度；原著中，他不形于色，只是內心感到屈辱。客觀地來說，因為電影是銀幕視覺占主導的藝術，人物非直率而不能有藝術表現力，發火等更易刻畫；然而，人物形象確實更加扁平化了，賭場掮客、地產商人如此意氣用事顯得不夠真實。

不過，電影在其他一些人物塑造上，仍不乏閃光之處。

對于史奇瀾這個人物的新增情節就是一個亮點。在原著中，僅僅一筆帶過史奇瀾是女主“當時接待的最大闊佬”，出場之時已經在澳門的小飯館里落魄；而電影則花不少筆墨描述了他們初見時的場景：史奇瀾作為小有成就的藝術家，其雕塑深深折服了梅曉鷗。最重要的，當屬史奇瀾陷入賭場的原因：他想要為梅曉鷗雕一尊雕像，希望能夠了解梅曉鷗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因此在澳門旅游時興致勃勃地去往賭場，自以為了解即可，誰知越陷越深。正是因為這段描述，使得梅曉鷗后來對于史奇瀾的情感更加有說服力：史奇瀾是為了她而踏進賭場的，是她親手把他帶進了這光怪陸離之地，所以她要對他負責。無論這個男人墮落成什么樣，她都要幫助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前端小高潮，負債累累的史奇瀾在梅曉鷗面前倔強不服輸、樓上一躍而下的情節：原著中史奇瀾跳樓時梅曉鷗并不在現場，而其目的也不是不活了，而是想逃跑。這樣“好死不如賴活”的描寫不僅僅與史奇瀾的藝術家身份相悖，更是顯得女主的包容毫無原則：電影中“剛烈”的演出，或許恰恰激發了梅曉鷗的愛意。劇中最后給梅曉鷗的“圣母”雕塑，接續上了“史奇瀾逐步了解女主”這條線索。

對于一些細節，電影改編中作出了小完善。這在段凱文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段凱文大學時在陽臺上曬老家山東的煎餅的情節，從原著的段親口告知改為由跟班老劉側面敘述給女主，實乃優秀改編。段凱文拼命掙錢、展現“男性氣質”，恰恰是在努力走出年少那個貧窮的自己。自述當時年少輕狂的廉價自豪，實在與時時刻刻都要擺出成功人士、總裁范兒的“段總”不搭。另外一個新增情節是段凱文在賭場搏命之時（不成功便成仁——破產）。電影中，新增了段凱文一拖二十（相當于20倍杠桿）的情節，也對于他輸光籌碼的細節進行了豐富（原著只是說：“鏖戰一夜，他輸了。”）

電影還調整了一些配角的形象。如，原著中，女主跟班老貓十分愛開玩笑、愛慕女主、喜歡講葷段子，同時還分成一分不能少（要知道這可是和他喜歡的女人）；而在電影中老貓是個耿直boy，暗戀女主（這種暗戀僅僅是在影片結束后的彩蛋才確認），一直關心擔心著她卻不表露感情。電影新增了華仔、菲姐角色和相應情節：原著對于梅曉鷗之外的賭場描寫過少，除了女主這個非典型，一般的疊碼仔應如何處事？賭場老板會放任梅曉鷗任性嗎？這兩個角色與女主形成了鮮明對比。

概言之，電影較之于原著在背景和人物兩方面都有創新，體現了創作者改編的嘗試。盡管這種嘗試帶來了“圣母化”等問題，但是仍然有一些閃光之處，對新觀眾更為友好，也時不時能帶給原著黨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