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麗娃記憶：華東師大口述實錄》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匯集了徐中玉、錢谷融、周有光等27位華師大老前輩的口述資料。本文選自該書，完成于2013年，經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授權澎湃新聞刊載。

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館長、實錄主編湯濤表示：“每一位老先生都是一個時代，都是一個故事。他們每個人的歷史都是華東師大的歷史。對我們檔案館來說，我們只是忠實的記錄者和反映者。”澎湃新聞還了解到，華師大檔案館館藏徐中玉先生捐贈的個人檔案483件（證書、賀卡、文集、照片集等）；文摘卡和剪報3箱，共計23510件。

負笈南北的求真之路

主持人：很榮幸有機會能和您面對面交談，看到您氣色這么好，身體這么健朗，真為您感到高興。您曾在山東大學、中央大學以及中山大學度過了美好的讀書時代，能給我們介紹下那段時間的經歷嗎？

徐中玉：我中學讀的是省立無錫中學高中師范科，因為師范科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伙食。師范畢業后當了兩年小學教師，1934年考入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那時中文系主任是聞一多，外文系主任是梁實秋，師資力量很強。我進校時，兩位先生因為學生“學潮”離開了，繼之者是老舍和洪深。大學讀了三年后，抗戰爆發，學校內遷重慶。因為內遷后學生減少，山東大學就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停辦，學生轉入中央大學，所以我在中央大學讀完了大學。在重慶，老舍先生推薦我加入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我是會員中唯一的學生，因為我文章寫得多，大家覺得我有作家的資格了。大學期間，我經常寫文章發表在各種刊物上，如林語堂主編的《論語》、《人間世》，《東方雜志》、《世界日報》等。大學一年級，我依靠自己當小學教師時的積蓄生活；從第二年開始，我就靠寫文章掙稿費，得到了老舍等老師的鼓勵。大學內遷后，生活更加困難，但基本上我的稿費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大學畢業后，我到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又讀了兩年研究生，后留在中山大學任教五年。

研究生期間，我的論文是研究宋代文學理論的，我從事古代文論研究就從那里起步。學校指定陸侃如、馮沅君兩位先生做我的導師，他們著的《中國詩史》，對我的研究很有益。兩位先生又同意郭紹虞和朱東潤兩位從事古代文論的學者做我校外的導師。所以，那一段時間，我先后到幾所大學學習，學校里學問高的老師多，學習氛圍好，我學習的收獲也大。

主持人：您的學習方法之一是大量閱讀并記卡片，共積累有幾萬張卡片，這些卡片對您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有多大影響？

徐中玉：幾萬張是有的。現在還有一部分卡片保存著，包括我攻讀研究生期間抄錄的。我讀研究生時，很多書在圖書館都是獨本，只能閱覽，不能借出，而我需要其中的材料，就只得抄下來制作卡片，花費了不少氣力。研究生論文寫了，碩士學位也獲得了，但論文寫得不好，我覺得拿不出手。畢竟當時資料太少，雖然我把論題的范圍只限于宋朝，但還是有很多內容沒有研究到。我研究古代文論的文章是在后來寫的，后來的可以拿出手了。“反右”之后的一段時間，我有較多時間看書，閱讀了幾百本書，同時摘錄卡片。現在恐怕不少人都不愿意花這個功夫了，未能掌握足夠的資料也是文章寫不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拿書評寫作來講，針對作家作品評論，如果你只看過他一兩篇文章且恰好是比較好的，你就說他樣樣都好，恰好看到比較差的，你就說他樣樣都差，這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這個問題目前還存在。

主持人：您在中央大學期間曾擔任文學會主席，力邀新文學代表人物來校講學，這件事情是不是令您印象深刻？

徐中玉：我到中央大學的時候，中央大學學生多，規模大，學生社團活動氛圍濃厚。我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所以中央大學的學生推舉我做文學會主席。擔任主席期間，我曾先后請老舍、胡風來校作報告。老舍是我在山東大學讀書期間的老師，又是推薦我入“文協”的先生，我一直和老舍先生保持通信。邀請胡風來講座之前，我并不認識胡風，但我給胡風主編的《七月》投過稿，還發表過兩篇文章。后來我到中山大學去研究古代文學理論，就沒有繼續在《七月》上發表文章。此外，我還請過郭沫若、李長之等人來校做過報告。中央大學以保持傳統國學著稱，我先后邀請新文學的代表人物來校講學，在中央大學乃至在重慶都引起了轟動和爭議。

不拘一格育英才

主持人：您1952年來到華東師大工作，后來還擔任中文系主任。上世紀80年代的中文系，作家輩出，星光熠熠，能談談您的感受嗎？

徐中玉：華東師大中文系建于1951年，首任系主任是許杰，錢谷融先生是當年就來到中文系的。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開始，我在那一年來到華東師大，中文系師資力量的充實是從1952年開始的。1952年我來華東師大的時候是從副系主任做起的，許杰先生是系主任。后來許先生因為年紀大了，就把工作交給我管。我做系主任的時候還兼過文學研究所的所長，文學研究所實際上同中文系是一回事。

中文系上世紀80年代的歷史比較輝煌，實際上是學生給我們增光，因為很多學生后來成為著名教師、作家、出版家、批評家。有人概括了一下：1980年代華東師大中文系出了作家群、批評家群、出版家群、還有教育家群。

“群現象”的出現與當時的招生制度與人才培養制度有關。華東師大獨有的思想解放之處在于我們不排斥大齡學生。他們中很多人在“文革”中下鄉了，在鄉下沒有機會學習，一進大學，學習格外用功。很多人在下鄉時往往還從事了跟文學、文字表達有關的工作，對語言、文學本身就興趣濃厚，進了大學，能得到系統的、扎實的訓練，得到名師指點，他們非常珍惜。這部分同學因為社會閱歷豐富，辦事能力也特別強。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系里鼓勵他們繼續寫作，并可以用創作出的作品代替本科生必須完成的畢業論文，也就是可以用文學代替學術，這也是我們系在人才培養上的大膽突破。當年有個名叫孫颙的學生，進大學一年后，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一本小說，十分難得！孫颙后來擔任了上海市文藝出版社社長、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局長，迄今為止都沒有中斷文學創作。

主持人：您以前帶研究生是怎么要求他們的，對現在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學術研究，您有何建議？

徐中玉：我帶研究生不在教室里正式授課。當時研究生少，每年兩三個，頂多四五個，我就把他們召到家里來指導。會面前先指定閱讀書目，布置討論問題。會面時，研究生們各自談看法，暢所欲言。談的時候我抽煙，大家也抽煙。每次談兩個鐘頭，一個問題一次討論不完，下次接著再談，有時中間換題討論，氣氛很熱烈！討論時也會有很多爭論，我喜歡看到學生有不同見解。我指導研究生時，對于學術問題，要他們愛怎么說就怎么說，沒有禁區，其實這樣做也是符合“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的。

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現任會長南帆是我的“高足”，他確實寫得多，寫得好，人品也值得大家學習。他的本名叫張帆，南帆是他的筆名。張帆同后來的研究生有點區別，他研究的是古代文論，其他人多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理論。張帆畢業時我們打算把他留在系里工作，但他因為父親身體不好就回原籍工作了。他現在寫的文章還是很多，散文創作也很有成就，擔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我們又推舉他擔任了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的會長。

現在的學術評價機制日漸公平，青年人從事學術研究的環境非常好，機會難得。一個人終歸要靠真才實學才能立足，青年人無論如何要真正用功，研究方向也要對路，要潛下心去，切不可急功近利。

復興《大學語文》課程，創辦《文藝理論研究》

主持人：上世紀八十年代，您致力恢復《大學語文》課程，主編后來享有盛譽的《大學語文》教材，提高了大學生的文學素養。為什么想到要去做這件事呢?

徐中玉：《大學語文》是本教科書。《大學語文》是現在的稱呼，它對應的大學語文這門課老早就有，國外也有類似的課程。這門課在我國高校曾叫《文章選讀》等，是給中文系以外的學生講授的。抗日戰爭以前，很多高校都開這門課。建國初期院系調整時，學習蘇聯的課程設置，就把這門課取消了。可是取消以后大家就發現，中文專業之外的其他專業的學生，對于專業外的知識，特別是文學了解太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來找我討論，他提議說由我們兩個學校擔任發起工作，把這門課程恢復起來。匡亞明是南大校長，同時又在教育部工作，非常繁忙，恢復課程的具體工作就落到我的肩上，我就主編了一本《大學語文》，供普通高等學校非中文系學生使用。后來教育部成立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專業委員會，組織編輯自考教材，供自學考試學生使用的那一本《大學語文》也是我們編的。

主持人：據我們所知，您主編的《大學語文》目前已經是修訂第九版了。

徐中玉：我們學校修訂的比較勤，所以版次比較多，發行量也是最大的，據說已經達到3000萬冊了。第一版是1981年出版，1982年又出了補充教材，此后一直在不斷修訂。現在各地都有組織編寫《大學語文》教材，版本很多，質量良莠不齊。凡是用我的名義主編的，我必須要花時間審核。前幾年我都沒有寫文章，把許多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大學語文》的修訂工作上。

主持人：請介紹下《文藝理論研究》雜志的創刊和發展過程？

徐中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發起創辦了一個學會，就是中國高等學校文藝理論研究會，后來改名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學會決定創辦一份自己的刊物，這個想法得到了周揚、陳荒煤等幾位中央領導的支持，指定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南京大學作為骨干。周揚任學會的名譽會長，會刊命名為《文藝理論研究》，周揚同志為刊名題字，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擔任會刊主編，我們三個學校中文系的系主任做副主編。當時北京師范大學的系主任是黃藥眠，南京大學的系主任是劇作家陳白塵，華東師大就是我。《文藝理論研究》創刊后，掛靠華東師范大學。

我們這個雜志跟其他幾個雜志不一樣，其他雜志有主辦單位，有一批人專門負責刊物的編輯工作，我們這里都是自己系里的教師做，因為經費等原因，編輯工作都由自己的教師來承擔，沒有一個專職工作人員，編輯工作人員最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個人。發展到現在，還是由系里的教師兼職來做，一審、二審、三審，都是由我們系里的教師來做。

主持人：這個刊物現在已發展成為全國文藝理論領域很有權威的刊物。

徐中玉：應該說別人也有辦得很好的刊物。不過，就我們自己來說，在辦刊宗旨、辦刊方式等方面是一以貫之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也給了我們支持，使我們沒有后顧之憂。辦刊初期，學校出版社給我們出版印刷，是要他們自己貼錢的。不管過去還是現在，是否貼錢，需要貼多少錢都由出版社自己解決，到現在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

一直以來，對于內容比較空洞的文章，我們都不采用。還要求文章對教學能有較多幫助。至于觀點方面，當然要有創新的意見，并且文字要寫得盡量簡練一點。

《文藝理論研究》接下來的方向，還是要延續現在的風格，要對大學的教學有幫助，文章要有新意，研究題目不要過大，不能搞空洞和華而不實的東西。翻譯外國的理論文章也要，但是要跟我們中國本身的需要結合起來。專講外國的理論，所研究的原著眾多讀者都看不到，無法進行討論，拿來分析我們國家的文藝現狀也不一定合適，這種現象一定要避免。文章空洞的現象，過去有一段時間還是蠻多的，現在好些了。

主持人：最后請您回憶一下和巴金、王元化、施蟄存、李澤厚等先生的交往故事？

徐中玉：我和巴老本來不是很熟，但是我擔任上海作協主席后，他一直是名譽主席，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他曾經說過，假話我也講過的，在特定的環境下誰能不講啊？對于作家來說，我也有切身體會的，有時候有些東西你不想寫，但你不寫不行啊。

我跟王元化先生起先也不熟悉，他是上海地下黨，那時我不認識他。后來中國文學理論學會在昆明開會，我們被安排住在一個房間，從那以后才熟悉起來。他比我小幾歲，比錢谷融還小一歲。文學之外，他還研究哲學，外語也好，理論功底很深，他的社會影響很大。王元化先生也是我們系的兼職教授，不常來，是我請他來幫我們培養學生，他為我們培養了一批博士。

我跟施蟄存應該算很早就認識了。我還沒認識他的時候，就看了他主編的雜志，當時還在念中學。在中學里我算是比較進步的，但其實是不懂共產黨的主張的。后來我和施先生在一個系里做同事，又一起帶著“右派”帽子到資料室工作，進入接受學習改造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