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法證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矚目的政治實踐，甚至沒有之一。我必須先將其稱為政治實踐，其次才是藝術的、法學的、建筑的，或跨學科的。在互聯(lián)網(wǎng)被資本、威權國家瘋狂濫用的當下，“法證建筑”是極少讓我們看到技術為善可能的火苗。

由Eyal Weizman領銜的“法證建筑”最早是2011年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一個建筑研究小組，由高度專業(yè)人士（建筑師、數(shù)據(jù)分析師、電影人、軟件工程師、調查記者等）組成，他們通過收集線上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挖掘、與當事人接觸、3D數(shù)字模型等方式盡可能還原國家暴力機器侵犯人權、自然環(huán)境等社會事件的真實現(xiàn)場，以空間和時間常識校對官方機構（大部分情況是國家級別）發(fā)表的聲明或確認過的“真相”。很不幸，在大部分案例中，我們都只能看到官方機構如何撒謊、打馬虎、掩飾、同謀或者懶惰。

法證建筑常年工作在全球沖突的一線，在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的44個案例中（官網(wǎng)上有全集），我們可以看到巴以邊境、希臘極右翼、德國新納粹、敘利亞、加里曼丹的森林等，他們面向全球征集需要他們介入的案例，在官網(wǎng)上，挑選新案例的原則很簡單，“必須涉及人權或環(huán)境問題，該問題未由發(fā)生國家充分解決；有我們的技術可以參與的空間或建筑維度；可能讓我們開發(fā)新研究技術的機會”。

不過，“法證建筑”沒有要獨占公民正義鰲頭，此篇文章2019年6月18日發(fā)表于e-flux?becoming digital，Eyal Weizman總結了過去幾年“法證建筑”的工作環(huán)境，更將這種通過收集開源素材，公開召集成員進行線上調查的工作方法稱為“開放核證”（open verification），bellingcat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這種方法里，每個人都可以既在肇事現(xiàn)場，也在正義現(xiàn)場，你手機中搖搖晃晃的視頻可能是下一個案例的核心錨點。本文由Eyal Weizman本人和e-flux編輯Nick Axel授權澎湃·思想市場翻譯。

十多年前，我會認為“法證”的想法令人反胃。受訓于左翼行動主義和批判性空間實踐，我本能地反對任何體制權威。法證學依賴于規(guī)范和法律框架方面的技術專長，充滿了機構權威。它是國家的基本手藝之一，僅僅屬于特定機構的特權：警察，秘密服務或軍隊。 今天，與直覺正相反，我發(fā)現(xiàn)自己正工作的“法證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一群由建筑師、電影人、程序員和記者組成的機構——正是一個法證機構，我們在不同的平臺如媒體、法庭、真相委員會和文化空間公示證據(jù)。

這種變化是對我們當下社會的變化和當代沖突本質的回應。不斷演進的信息和媒體環(huán)境使專制國家有能力操縱和歪曲國家罪行，但它們也給公民社會的團體提供了新的技術來反轉法證凝視并監(jiān)控國家，這就是“反法證學”（counter-forensics）。

在給新反動勢力想到一個滿意的名字前——數(shù)字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受害者情結外加陰謀論的結合體——它們已經(jīng)充斥于世界各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俄羅斯、波蘭、 匈牙利、英國、意大利、巴西、美國和以色列大行其道。這些勢力習慣于遮蓋、模糊、操縱和扭曲事實。否認現(xiàn)實的“后真相”，無論是什么形式，都不能僅僅被理解成說謊，畢竟，謊言一直都是政治工具。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特征可能不是對不實之詞的大面積傳播，而是對支持事實的機構權威的持續(xù)攻擊：政府專家，大學，科學實驗室，主流媒體和司法機構。

質疑國家機構的權威也是“反法證”（counter-forensics）的意義所在。我們試圖揭露警察和軍隊的掩蓋事實，政府謊言和法律制度串通一氣陷害國家受害者的案例，而我們必須將這些案例與上面提到的那些政治勢力的策略區(qū)分開來。

黑暗認識論（Dark Epistemology）

雖然“后真相”看起來是新現(xiàn)象，但對于那些在當代沖突前線揭露國家罪行的人來說，它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工作的基本條件之一。這種體現(xiàn)為一系列操作的“否定”形式混合了傳統(tǒng)上宣傳和審查的角色。說它是宣傳，因為它涉及由國家發(fā)布的影響公眾思想和行為的聲明，但它不是在集團與意識形態(tài)對抗背景下構建的傳統(tǒng)宣傳。它不意圖說服或告知任何事情，也不是為了宣傳一個系統(tǒng)優(yōu)于另一個系統(tǒng)（比如平等/自由或東方/西方），而是為了模糊感知，不讓人知道什么是真實的。“后真相”意圖創(chuàng)造一個真空，當人們不再知道要思考什么，如何確定事實，何時信任他們時，當權者可以用任何東西來填補這個真空。

“后真相”也是新的審查，它阻礙了個人評估和分辨事實的能力。政府面對減少數(shù)據(jù)流通和抑制政治話語的困難，它故意選擇向龐大的話語庫增加更多噪音以轉移注意力。

“后真相”策略的起源之一是大型煙草制造商。1970年代，面對越來越多的有關煙草致癌作用的科學證據(jù)，否認與吸煙相關的健康風險變得站不住腳時，煙草商制造了一個混亂和懷疑的“煙幕”。 由煙草公司資助的研究小組們以散射方式發(fā)布令人眼花繚亂的“反研究”，試圖詆毀科學研究，創(chuàng)造不信任，而不提供任何連貫敘述。

“后真相”的否定（negationism）不是關于事實和如何最好地理解事實的認識論層面的討論，而是試圖對任何方法可靠地建立它們的可能性產生懷疑。 用幾位評論家的話來說，它是一種“黑暗的認識論”（dark epistemology）——掩蓋信息，而不是揭示。

“黑暗認識論”者的策略可能看起來像政治領域的一個新特征，但它類似于舊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傾向于“否定”過去種族滅絕的歷史事實和目前的迫害（這些都是經(jīng)常聯(lián)系在一起的），“大否定主義者”羅伯特·費里森通過指認和夸張歷史文獻中微小不一致性而否認大屠殺，他甚至希望由此能引起對大屠殺是否發(fā)生過的普遍懷疑。 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將這種“否定”稱為一場強震（earthquake），認為它不僅摧毀了環(huán)境，如地面，建筑或道路，而且還摧毀了記錄其存在和規(guī)模的工具。因為威權和極權主義政權總試圖將無序的現(xiàn)實納入簡化的感知框架，它們對真相有深入骨髓的恐懼。

“否定”是一種特殊的修辭行為。它不僅是對政治代表領域的干預，而且還與其試圖掩蓋的違法行為糾纏在一起。就像仇恨言論一樣，它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暴力也是它繼續(xù)存在的先決條件。當什么都沒有發(fā)生，或者犯罪不被認為是錯誤的時候，暴力就會不斷發(fā)生。

“黑暗認識論”在當代沖突的前沿清晰可見。在以色列，最近國家對“災難日”（Nakba。又稱浩劫日，為巴勒斯坦紀念日，每年的5月15日，因幾十萬巴勒斯坦人于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獨立后，被猶太人趕出家園之故。5月15日同時也是以色列國慶日，或稱作獨立日）的否定正是幾乎每天都在發(fā)生的巴勒斯坦境內暴力和侵犯人權行為進行否定的基礎。

“黑暗認識論”也有軍事根源，它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操作原理”。西方的軍事部門喜歡描述由廣播誤導和傳播矛盾信息以影響人們的理解、情緒、動機和行為稱為“心理戰(zhàn)”，或“認知機動”。在“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或“虛假信息”（dezinformatsiya）的名義下，俄羅斯及其支持者將戰(zhàn)場信息武器化，發(fā)明了一種偏執(zhí)、陰謀論的和充滿幻覺的現(xiàn)實以轉移公眾對其在敘利亞和烏克蘭行動的注意力。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暴力的目標是兩件事：人和物，以及暴力發(fā)生的證據(jù)。在媒體和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感知管理”已成為一個巨大的產業(yè)，由網(wǎng)絡特工和機器人軍隊打頭陣。調查新聞中心（Centre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詹姆斯·哈金警告說，“下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可能會從一張不知從哪發(fā)出的像素極低、有爭議的圖像開始。”

西方國家的人們開始意識到“黑暗認識論”的存在是因為這些沖突管理的戰(zhàn)場技術最近才像尸體一樣被沖打到西方主流政治的海岸。 因此，每個人權活動家多年來所熟悉的這一切終于變得可見，并被賜名為“后真相”。

一些人認為，目前對真相的攻擊具有自由主義、或少數(shù)群體權利解放、身份政治、或后結構主義的左派哲學的意味，這些思想傾向于將制度化的真相、科學、啟蒙價值觀和常識理解為權力關系的產物和統(tǒng)治手段。事實上，一些“黑暗認識論”的推動者已經(jīng)提到了某些后結構主義的文化英雄，這導致人們時不時將現(xiàn)在的這些弊病歸咎于后結構主義。但是，我認為，在抵抗“黑暗認識論”時，我們需要做一些更微妙的事情，而不是要么把氣撒到解構頭上，要么恢復到已知的最后手段：用制度化的權力/知識守護者來捍衛(wèi)舊的實證主義。

相反，批判性對于“反法證學”需要做的兩件事情是至關重要的：解構官員的虛假陳述，和（部分）重構發(fā)生事件的真相。 后結構主義的懷疑文化對于揭露當權者陳述中的差距、不一致、偏見、操縱痕跡和歪曲事實至關重要，如果不是這種懷疑，我們的信任習慣很容易使我們視而不見。批判性有助于我們理解官方聲明的套路，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不一致和空白。這種批評也可以具有建設性，當我們了解事實是如何形成的，弱點在哪里，最多可以說什么時，我們才能更好地構建和捍衛(wèi)它們。

這張圖片是2017年墨西哥非政府組織Centro Prodh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當代藝術博物館（MUAC）的大型調查的一部分，描繪了各方關于2014年9月26日至27日在墨西哥伊瓜拉的43名學生失蹤的不同敘述。數(shù)據(jù)挖掘了數(shù)千頁與此事件相關的報告，將每個當事人在時間和空間上定位，檢視電話里的槍聲和汽車運動的關系，圖表是關于失蹤的所有敘述的地圖。它揭示了誤導性極強的國家敘事（標黑），也被不祥地稱為“歷史事實”，與我們參與的幸存者和NGO的證詞（標紅）的分歧。它的復雜性使圖像成為學生們仍然缺失的矛盾版本的迷霧。它表明此次失蹤不僅是身體的失蹤，證據(jù)也不翼而飛。

多點視角

在當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叛亂的背景下，那些對傳統(tǒng)機構和專門知識的攻擊從未為反霸權的知識生產真正提供基礎。“后真相”的時刻不是拒絕當前對制度權威和專業(yè)知識的挑戰(zhàn)，而是可以產生另一套真理實踐，這些實踐可以挑戰(zhàn)現(xiàn)在的“黑暗認識論”以及傳統(tǒng)的真相生產概念。

也許完全有必要在另一個意義使用“真相”這個詞。與單點透視相反，拉丁詞veritas所代表的先驗的、有時是超越的“真相”概念，指在一門建制學科中工作的專家的權威。更適合我們的工作，且與veritas詞源相同的術語是“核證”（verification）。核證不是作為名詞或本質的真相，而是一種偶然的、集體的、多視點的實踐。

“核證”一詞本身可以與科學權威聯(lián)系起來，它最初屬于科學理論。它通過收集實證觀察以確認或證偽抽象命題，無論是數(shù)學模型、科學理論還是哲學猜想。在新聞領域，“核證”證實或偽造政府、政治家、公司發(fā)言人等人的聲明。但它也可以與新的素材結合（比如開源的或行動主義者提供的素材），采取開放和社會化生產證據(jù)的方法流程，融合科學和審美，并與看似不相容的機構和知識形式共同工作。

我們當下現(xiàn)實的一個根本特征是迅速膨脹的在線數(shù)據(jù)，這里面有大量未經(jīng)處理的信息，也包括虛假信息、噪音、偏差和失真。開源調查就是在這片海域捕魚。開源調查的方法包括收集和分析線上或其他公開來源的素材，有時還包括一些泄露、或通過信息自由許可獲得的內容。開源調查基于開源代碼的文化，去中心化地工作，集結網(wǎng)絡上志同道合的實踐者。

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操作頻繁的“非常規(guī)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就是開源調查員們公之于眾的，他們從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和吉布提這樣的地方收集了如私人飛機航線、收據(jù)和地址等看似極平庸的信息，并將這些信息聯(lián)系在一起。同樣，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隱蔽軍事勢力也是被在當?shù)睾彤惖氐墓裾{查員們發(fā)現(xiàn)的，他們通過拍攝、收集、證實、地理定位和交叉比較素材，證實了俄羅斯軍方在當?shù)氐拇嬖凇?/p>

2018年7月14日，在加沙市，兩名巴勒斯坦青少年Luai Kahil和Amir al-Nimrah被一架以色列飛機發(fā)射的導彈炸死，不久之后又發(fā)生了四次空襲。 油管上一段兒童烹飪節(jié)目的視頻捕獲了爆炸的遠程回聲，使我們能夠對已找到的視頻進行事件前后的時間排序。它還暴露了作為平民，在持續(xù)空襲下生活的殘酷。可進入e-flux網(wǎng)站觀看完整視頻。

開源調查的第一個階段是確定有爭議文件的真實性和來源。“核證”是針對事件，但“驗真”是針對單個證據(jù)，比如確定一個視頻或音頻文件是否被篡改。在“深偽”（deepfakes）時代，圖像處理技術遠超圖像檢測技術，“驗真”必不可少。“驗真”兼具垂直和水平維度，垂直維度是指對存疑文件的深入研究，比如壓縮像素的組成可以證明是否篡改。水平維度是指基于分散的證據(jù)來源之間的橫向關系。

事件發(fā)生時，多個視頻常常由不同位置的不同人員同時拍攝，每個視頻提供不同的視角和焦點。并非所有收集的視頻在最初看起來都很相關，但它們可能會提供重要鏈接，如作為連接器或其他視頻之間的時間錨點。

耐心地將不同的地面視角相互疊加能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開展調查，大多數(shù)用戶將他們的攝像機指向破壞方向和受害者，但有些人會用他們的攝像機尋找肇事者、抓捕證章、武器、車輛或飛機。視點越多，場景中的肇事者、受害者和旁觀者的關系就越多。當視頻之間相互連通時，非真視頻混入的風險也會降低。真實視頻更容易與其他視頻連通，而非真視頻則會顯得格格不入。

208年6月1日，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附近的一個地點抗議時，二十歲的醫(yī)護人員Rouzan al-Najjar被一名以色列狙擊手射殺。我們同步了可用的視頻素材，繪制了每個攝像機的運動以模擬個人的位置，并建立一個可能的“彈道錐束”。

在法證建筑，我們使用3D模型作為動態(tài)數(shù)字環(huán)境來定位攝像機和其他設備。由于線上收集的大多數(shù)視頻和圖像都不攜帶元數(shù)據(jù)，我們需要在我們的“操作模型”里對它們進行地理定位。模型還通過將模擬的陰影與圖像中的陰影比對，或云的移動來確定圖像的時間。

在這些模型中，攝像機的視錐被倒置，圖像和視頻從相機向外投射，直到圖像的特征與模型收集的細節(jié)匹配。 一旦將某個圖像或視頻校準到模型中，我們就可以更準確地匹配其他來源。模型中的視頻或圖像越多，對事件的看法就越完整。在操作模型里，調查者可以在圖像和視頻源之間進行空間和時間上的移動，因此，處理和觀看移動影像的方式是空間導航，而不是傳統(tǒng)的拼接和剪輯。

開源調查員有時被指責離他們的分析主題太遠。但是，個人攝像機和互聯(lián)網(wǎng)使調查員們能夠從目擊者的角度體驗事件。很多記錄暴行的人是冒著生命危險，有時專制政權甚至讓整個地區(qū)的電力癱瘓，拍攝和上傳資料可能讓調查員們被槍殺。

然而，開源調查有個很大的限制，就是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平等聯(lián)網(wǎng)的，開源調查員們的注意力往往傾斜于大多數(shù)被記錄的地方。此外，缺少視頻本身可能就是罪行的證據(jù)之一。 區(qū)域性斷網(wǎng)往往與國家罪行有關，比如目前不斷升級的蘇丹局勢。警察和軍隊可以隨時檢查相機，追捕記者，刪除數(shù)據(jù)。在這種情況下，目擊者證詞和物質痕跡的是唯一可靠的信息源。

因此，開放核證必須縮小開源分析的距離，與當?shù)刂苯咏佑|，與暴力受害者和社區(qū)建立個人聯(lián)系。“法證建筑”多年來開發(fā)的分析方法包括采訪當事人，幫助一些人恢復丟失的記憶。“開放核證”的模擬維度包括實地考察和素材分析。但重要的是，它還要求與親身經(jīng)歷過暴力的證人建立遠程或近距離的聯(lián)系，將當事人視角與科學專業(yè)知識（如爆炸、火災或流體動力學）結合，在環(huán)境問題上，與遙感、植物學和地質學結合。

“開放核證”的工作好比在特寫鏡頭和極長鏡頭之間來回切換，在各個源點、視角和世界觀之間橫向移動。它依賴于建立一個實踐社區(qū)，在這其中，調查是在社會交際間發(fā)生的——遭受暴行的人、和他們站在一起的行動主義者、開源調查員的分散網(wǎng)絡、科學家和其他探索真相的專家。證據(jù)的呈現(xiàn)還必須與律師、記者聯(lián)合，在我們的案例中，還時常有資助、生產和展示作品的文化機構。調查的公開過程相當于建立了一個社會契約，包含了所有的參與者，形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生產和傳播的聚合。因此，“開放核證”過的每一個案件不僅是所發(fā)生事件的證據(jù)，而且也是使其成為可能的社會關系的證據(jù)。

2017年1月18日黎明前不久，一大群以色列警察突襲了內蓋夫沙漠中的貝都因村Umm al-Hiran，以拆除幾棟房屋。 兩人被殺：一名貝都因村民，Yaqub Musa Abu al-Qi'an和一名以色列警察Erez Levi。 事件發(fā)生后不久，以色列政府和警方聲稱這起事件 Abu al-Qi’an的“恐怖襲擊”。法證建筑通過采訪目擊者，重演了事件，同步了地面上的行動主義者分子用警用直升機的紅外攝像頭拍攝的視頻，以揭示真實的故事： Abu al-Qi’an在被以色列警察射中后失去了對車輛的控制，軋死了警察在Levi，Abu al-Qi’an即刻流血身亡。 這一分析迫使警方撤回了對事件的敘述。

例如，我們在內蓋夫沙漠的Umm al-Hiran村調查謀殺Yakub Musa Abu al-Qi’an的事件，是與村民和行動主義者聯(lián)合進行的，包括Activestills的攝影師、巴勒斯坦政治家、人權律師，甚至還有一位樂于分享警方程序細節(jié)的退休警察。這個多樣和強壯的網(wǎng)絡最終導致政府官員撤回了Abu al-Qi’an是恐怖分子的指控。

“開放核證”很少有機會獲得體制內真相機構所擁有的特權，他們的結論往往由其德高望重的權威門臉的支持，而門臉后其艱苦和混亂的調查工作隱而不現(xiàn)。我們則永遠不能把人們的信任視為理所當然。當在科學論壇之外向公眾展示傳統(tǒng)的專家證詞時，其真實性往往取決于科學家或其機構的資質和聲譽，而“開放核證”的真實性則必須在過程中體現(xiàn)。開放核證的困難是獲得信任，并盡可能保持獲得真相和確定事實的過程的公開和透明。

“開放核證”需要充分暴露工作步驟，從情境、涉及人員、使用的素材、每一塊證據(jù)材料如何和在哪被發(fā)現(xiàn)、驗真模型、不同證據(jù)的組合方式到案件的整體敘述。這樣才能讓公眾發(fā)揮類似科學界“同行評議”（peer-review）的作用，也就是說，要能讓其他人檢查原始數(shù)據(jù)、流程和結果能被復制和經(jīng)得起測試。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視頻調查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如何做”的原因，因此，案件的呈現(xiàn)總是需要記錄其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和干擾。

這種開放性是必要的，因為與醫(yī)學或DNA專家不同，“法證建筑”案例的基本模塊，如圖像、視頻、物質遺骸、證詞及它們的組裝，也必須由非專家理解。根源于拉丁詞源veritas，法證學必須公示證據(jù)，因此也必然是政治的。除了公開我們的方法和編織過的信息之外，“開放核證”必須要通過其敘述的力量、集體的動量和在圖像、視頻、文本和聲音中呈現(xiàn)的修辭來說服公眾。為了真正改變社會，“開放核證”需要被動員為社會政治進程的一部分，為此，必須建立社會聯(lián)盟。

2017年10月，出現(xiàn)了幾篇關于2017年3月30日在拉米那發(fā)生敘利亞空軍沙林毒氣襲擊事件的報道。在試圖否認發(fā)生敘利亞化學武器襲擊事件時，俄羅斯外交部無意中泄露了幾頁包含了敘利亞軍火庫中幾種化學武器詳細圖紙的幻燈片。在這個可被描述為“開源考古學”（ open source archaeology）的過程中，我們與Bellingcat的研究人員一起構建了一個炸彈的3D模型，比對已發(fā)現(xiàn)的碎片，核證出拉米那空襲確實使用了化學彈藥。

被“污染”的知識

“黑暗認識論”者不僅攻擊舊的國家權力機構，也攻擊像我們這些揭露他們試圖保護的權力的組織。他們攻擊“開放核證”的基礎條件：組合和網(wǎng)絡化——比如包含了肇事者和受害者的一個視頻總是比將十幾個或更多視頻同步到3D模型中更有說服力。雖然對我們來說，證據(jù)的力量在于它的組合和不同元素相互支持的程度，那些我們打算送進監(jiān)獄的人攻擊的正是這種復雜的構成。他們好像一定要每件證據(jù)本身都必須證明全部犯罪。（我們）獲取源素材的步驟越多，素材來源和涉及的人越多，就越被他們控訴是操控、生造和審美化。每個辯護律師都會努力在不利于其客戶的證據(jù)中尋找薄弱環(huán)節(jié)，但在這里似乎他們所針對的是“證據(jù)需要不同元素和多個參與者同步”的觀點。

鑒于“開放核證”的協(xié)作性和復合性，那熱愛黑化我們的組織采用了其他策略來抵抗它。 他們有時掃描我們分散的網(wǎng)絡以確定哪些東西可以被稱為“污染因素”（contaminating factor）。他們稱之為“污染因素”的包括：個人、組織、政治派別、單個視頻，甚至身份易受攻擊的資方。他們聲稱，因為有這些“污染”，整個網(wǎng)絡及其產生的信息都是無意義的。

2016年，我們調查了俄羅斯發(fā)動的對敘利亞醫(yī)院的空襲，這家醫(yī)院由無國界醫(yī)生支持（MSF）。該案件結合現(xiàn)場敘利亞平民和醫(yī)生的證詞、“白頭盔”中（敘利亞公民防衛(wèi)，通稱白頭盔，是一個在2013年敘利亞內戰(zhàn)時期于敘利亞叛軍控制地區(qū)成立的以“民事防護”為名義的組織，由英國人 Raed Saleh創(chuàng)建。他們分別派駐于各個前線戰(zhàn)區(qū)提供醫(yī)療服務）的第一時間響應者拍攝的多個視頻，并通過俄羅斯戰(zhàn)斗機在空襲前后起飛和著陸的記錄、俄羅斯空軍的聲明來證實這些視頻。RT電視臺，俄羅斯最主要的由國家贊助的英文媒體（宣傳）頻道之一，以我們使用“白頭盔”上傳的素材攻擊我們，他們聲稱“白頭盔”在其他地方向恐怖分子和西方資助的敘利亞人權瞭望臺組織提供醫(yī)療援助，使用他們的素材使我們的論述毫無價值。但“開放核證”考慮了所有可用的素材，包括交戰(zhàn)方本身的，在認可任何記錄和傳播都有偏見或者傾向的前提下，對每條證據(jù)進行驗真，將它們組合在一起，再看是否出現(xiàn)了一個故事。素材的視角越多越好，來自不同甚至敵對的來源越多，也越好。我們對證據(jù)的態(tài)度是“尊重和懷疑”，指導性問題是“它是真實的嗎？”和“它是否（能和其他）聯(lián)系起來？”

同在2016年，我們與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一起調查了敘利亞最臭名昭著的賽德納亞監(jiān)獄（Saydnaya Prison）（自2011年以來，已有多達1萬3千人在賽德納亞監(jiān)獄中被處死，這些處決均在極度秘密的情況下進行。其他許多賽德納亞監(jiān)獄中的囚徒則在反復的折磨、被有系統(tǒng)地剝奪食物、水、藥物及醫(yī)療照護后死去。他們的遺體被卡車運走，埋在萬人冢），我們交叉比較了五名賽德納亞監(jiān)獄幸存者的證詞，將他們置于監(jiān)獄的虛擬建筑和聲學模型中。此項調查極其走紅，甚至導致了對該政權的普遍譴責。受到這次調查結果的壓力，阿薩德總統(tǒng)謊稱這是“由卡塔爾資助的……蓄意抹黑敘利亞政府。”還有人盯著我們得到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SF）的資金，這是一個由喬治·索羅斯創(chuàng)立的常被詆毀的組織，但沒有資助者對我們選擇的案例或調查結果有任何發(fā)言權。

其他“污染”因素也可能是圖像本身。肇事者經(jīng)常聲稱顆粒感太強、模糊不清或晃動的圖像質量不足以表明他們侵犯了人權。以色列使美國衛(wèi)星提供商降低了在以色列國內和占領土地上可用圖像的分辨率（大部分犯罪事件發(fā)生在該地區(qū)），經(jīng)常聲稱衛(wèi)星調查無法核實其在加沙的破壞。

其他時候，將調查劃為“藝術”也是污染因素之一。當我們的調查質疑德國特勤局（Verfassungsschutz）特工的證詞，盡管他出現(xiàn)在2006年新納粹謀殺案的犯罪現(xiàn)場，他聲稱沒有目睹事件過程。負責特勤局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lián)盟（CDU）成員采用了類似的否定主義策略，他們翻閱了我們成員的簡歷，挑選出團隊里從藝術學校畢業(yè)的人，再加上我們在第14屆卡塞爾文獻展的展覽，聲稱我們“僅僅是藝術家”，沒有提供證據(jù)的資格。

由審美打造共同（commons）

與其將藝術放在一個隔離的地方，與知識生產對立，我們更應該尋找新的方法融合它。作為感知和偵測的核心能力，審美也有明顯的證據(jù)維度。在證據(jù)公示的敘述、表演和組織中，審美是必不可少的。當主要的證據(jù)素材是圖像和視頻時，那些專業(yè)制作圖像的人（如攝影師和電影人）可以發(fā)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我們生產的證據(jù)被禁止進入法庭作為呈堂證供，或像兔子洞一樣的司法程序讓一個案件消失數(shù)年時，在藝術和文化場所的展覽經(jīng)常可以作為法律程序的補充甚至替代。比如我們在文獻展中呈現(xiàn)了對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組織（NSU）的調查，結果顯示特工Andreas Temme的證詞明顯在撒謊。在文獻展被成千上萬人看到后，盡管Andreas Temme和基民盟代表團抗議，德國議會調查委員會被要求必須觀看并回應這件“藝術作品”。本案例的成功告訴我們，在調查過程中整合文化和審美實踐可能會促使藝術和法律的社會作用都發(fā)生微妙的變化。我們視文化機構同樣為法證論壇，也在法律機構中同樣進行策展和表演。

與文化和藝術場所的合作也給我們提供了實際的幫助，博物館和雙年展經(jīng)常資助我們生產新作。NSU案件的后續(xù)調查，警方參與的雅典極右翼政黨人民協(xié)會-金色黎明成員殺害反法西斯說唱歌手Pavlos Fyssas的案件，都是由位于烏特勒支的BAK基金會聯(lián)合制作的。泰特不列顛美術館給我們提供了調查以色列警察殺害Yakub al-Qi’an案件的預算。諷刺的是，當謊言通過權力機構傳播時，挖掘真相的努力卻在博物館中占有一席之地。

與藝術和文化場所合作不僅是出于實際考慮，法證學和策展實踐都同樣深切關注知識生產和呈現(xiàn)，通過證據(jù)、物體、對話、放映或空間里的身體布陣來呈現(xiàn)思考和問題。

我們在藝術和人權領域工作的最近一次匯合是在惠特尼美術館?。眾所周知，2018年末，以色列軍隊對巴勒斯坦抗議者、美國警察對弗格森騷亂的抗議者和美墨邊境移民使用的催淚彈都是由沃倫·B·坎德斯所擁有的一家公司制造的，他也是美國惠特尼美術館董事會的副主席。惠特尼博物館邀請我們參加2019年的雙年展。我們和Laura Poitras合作的作品三重追蹤》（Triple-Chaser）在惠特尼美術館調查了坎德斯的武器生意，之后，他收到了法律傳票。

法律、科學和審美實踐的融合由來已久。視覺藝術、建筑和科學的緊密結合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歐洲。在16世紀，關于自然的知識是由那些占據(jù)了科學和藝術之間的過渡空間的實踐者產生的。17世紀的歐洲藝術學院為藝術家們提供了解剖學知識、透視投影和變形透視技術。但是逐漸地，共同的認識論和審美開始分化為不同的主題和專業(yè)，到了19世紀，科學和藝術變得壁壘分明，奉客觀性為圭臬的科學被視為不能融入以主觀性為核心的藝術。科學家被要求盡可能減少任何具有個人色彩、情景化的特征時，藝術家們卻在被要求加強它們。用Lorraine Daston和Peter Galison的話來說，“客觀性渴望塑造一種沒有任何求知者痕跡的知識”。出于這種還原主義的潔癖，正是這些“求知者的痕跡”被我們的批評者稱之為“污染”，但對我們來說，情境性（situatedness）（或者可辨認的具體特征），是證據(jù)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科學與藝術之間的鴻溝必須再次閉合，“開放核證”是重新融合藝術和科學工作并創(chuàng)造新的美學的途徑之一。“開放核證”不是客觀性至上的“從無處看”，而是尋求多元的、主觀的、情境化視角的互相嚙合。它不是被關在權力機構內的黑匣子，而是一種跨越地點、機構類型之間的新聯(lián)盟形成過程，包括實驗室、藝術家工作室、大學、行動主義組織、受害者、國家和國際法律平臺、媒體和文化機構。

因此，雖然“后真相”與我們的“反法證學”實踐之間似乎存在明顯的、膚淺的聯(lián)系，比如兩者都質疑由警察、情報部門和法院等政府機構的聲明，但也存在著至關重要的區(qū)別。我們不是以任何相對主義在回應當前對專業(yè)知識的懷疑，而是以一種更有生機和冒險的真相生產形式。這種形式建立在一種擴展的實踐中，在這實踐中，我們試圖對審美和科學、新的和傳統(tǒng)機構兼容并包。

國家犯罪者和“黑暗認識論”者總是想要破壞建立共同陣營的可能性。因為沒有任何國家來保護和指導我們，建立共同陣營也是一個政治目標。每次新的調查都會誕生一個從不同觀點的網(wǎng)格編織而成的實踐社區(qū)。就這點而言，“開放核證”也是一種建設。在證據(jù)的生產和傳播中必然產生的人和人的交際，最終也構筑了一個不太可能但基本的共同群體（commons），其中事實生產構成了圍繞對世界的共同感知和理解建立的擴展的認知實踐社區(qū)的基礎。在使證據(jù)的生產和傳播社會化的過程中，它最終建立了一種不太可能但卻根本的陣營，在這陣營中，生產事實構成了一個擴大的認識論實踐社區(qū)的基礎，這個實踐社區(qū)是圍繞著對世界的共同看法和理解而建立的。

任何政治倡議和斗爭都必須從建設共同陣營開始，這是重要的元政治條件。這些共同立場看起來類似于空氣或淡水等自然資源，當它被“黑暗認識論”者的毒素污染時，我們必須保護它。 然而與水和空氣不同，它不是先天存在，也不是自然的，而是需要被不斷重塑、加強和爭奪的社會現(xiàn)實。它不能被完全封閉，而其邊緣必須保持對新信息、新觀點、證據(jù)和解釋的開放，只有異議能讓它持續(xù)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