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5日，由南京師范大學六朝考古研究所（籌）、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主辦的“隨園六朝考古學術工作坊（第一期）”在江蘇南京舉行，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揚州大學、南京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馬鞍山市文物局等高校與考古機構的學者、研修者近50人參加了本次學術活動。

上午開幕式環節，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黨委書記羅秀山先生做了簡短的開幕致辭。隨后，主持人王志高教授介紹了舉辦六朝考古學術工作坊的緣起：南京是六朝古都，南京的六朝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在漢唐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國具有重要的影響。本工作坊的研討邊界，是以南六朝為重點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上溯至秦漢，下推至唐五代。通過系列活動，希望能加強包括南京師范大學在內的南京地區六朝考古研究團隊的建設。工作坊的運轉將采用半開放的小型主題研修方式，每期邀請八位中青年考古及歷史學人，用一整天的時間交流探討六朝考古重要新發現及尚未正式發表的研究成果。他說，從蔣贊初、羅宗真、李蔚然三位老先生起至今的六朝考古學人大體可以分為六代，他自己算是第四代，在座的陳大海、左駿、劉可維諸位為第五代，而首期主講的六位青年才俊算是第六代。學術研究講究新氣象，注重薪火相傳，這正是本工作坊首期定為青年學者專場的主要原因。

第一場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陳大海副研究員首先以“南京張府倉六朝家族墓的考古發掘與墓主試探”為題進行了報告。他首先介紹了張府倉六朝家族墓地的發掘情況。2011年底至2012年初，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部在江寧區張府倉發掘了2 座六朝紀年家族墓（編號M4、M5），均為具有前、中、后室的多室磚墓，并出土銅器、漆器、青瓷器、陶器、金飾等文物近百件。該墓無論是其三室結構，亦或墓棺內隨葬的整套金珰，均十分罕見，顯示出墓主非同一般的身份與地位。

盡管兩墓曾遭盜擾，且未見墓志一類的文字憑證，但作為一種特殊的空間結構，墓葬的筑造及配套設施的安排，頗能反映其時的喪葬禮俗與社會觀念，透漏出不少關鍵性信息。這處墓地具有一定規模，始建與續建的時代跨度非常大，而營建與祔葬方式也頗顯特別，這為墓主身份的探討提供了可能。

他以紀年磚為線索，對各墓室進行斷代。又根據祔葬制度“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的規定，推斷各墓室墓主間的關系。最后，他結合墓地周圍漢代墓葬的發掘情況，分析墓地所處的時空背景，遴選了可能符合條件的土著世家貴族，認為丹陽秣陵紀氏家族主要人物的卒年與各墓室的紀年驚人吻合，推測張府倉墓地即屬丹陽秣陵的紀氏家族。他還特別強調，通過對宋元方志中紀瞻墓位置記載的解讀，可以得出紀瞻墓確與句容縣域有關，只是記載的方位或有錯誤。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吳桂兵先生擔任評議。吳桂兵先生高度評價陳大海及其團隊的本次考古發掘工作，認為此次所獲材料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可以將目前的墓葬考古推入到一個更細致的地層學研究方面。隨后，他提出兩點意見：一是關于墓內出土的金珰，應注意其在墓內的位置、擺放方式以及器物組合，或能為相關研究工作提供啟發；二是墓葬多人多次合葬、續建與修補的情形非常特殊，他提示可以關注四川崖墓的相關研究成果，或許能對考察這種空間格局提供一定參考。

南京師范大學王志高先生首先拋出一個犀利問題：“什么是昭穆，是否適用于作為地下空間的墓內多人合葬？”他認為使用這一概念需保持一定謹慎，六朝時期陵園、家族墓地內各墓間或有遵循，但墓內的多人合葬，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與線索指向與昭穆制度相關。他說，他參加了這兩座墓葬的發掘，認為在關注墓葬續建的原因時，除了考慮禮制因素外，墓葬本身的結構也是需要注意的重點。這兩座墓葬后期在早期的雙室墓之前續建了新的甬道與前室，可能與早期雙室墓的甬道、過道低矮變形有關。他還分析了該墓地周圍發現的大型東漢墓葬，提示須關注墓地位置的特殊性。

南京博物院左駿先生作了補充，他指出目前出土金珰的墓葬多屬女性，以后研究中需注意到這點。在自由討論環節，與會的南京師范大學潘晟教授等學者還認為，早期文獻中關于紀瞻墓位置的記載不能輕易否定修改，應該考慮到墓主身份的其他可能性。

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佘永通先生以“南京上坊孫吳墓覆頂石內紋飾形象及其寓意探究”為題，從覆頂石內殘損紋飾形象的辨析、殘損紋飾外圍的裝飾、覆頂石內整體構圖的寓意三方面進行了報告。

2005年南京江寧上坊發現一座孫吳晚期的大型雙室磚墓，其前室的四隅券進式穹隆頂有一塊覆頂石，覆頂石內側中央雕刻有方框，發掘簡報認為方框內紋飾是某種神獸紋。但通過實地考察及反復辨別，他認為覆頂石內側紋飾更接近人面，雖然其五官已經漫滅，但仍可分辨出雙耳、雙臂、下頜胡須以及頂部發飾或方角等特征。關于所塑造的人面形象，他根據衣著的表現手法及相關記載，認為是“羽人”。

隨后，他討論了覆頂石殘損紋飾的外圍方框，認為當墓頂封死后，墓室即與外界隔絕，形成一個密閉空間，于是覆頂石內雕刻的方框便起到了象征天窗的作用，而非用以裝飾的藻井。他通過爬梳文獻并結合考古遺存，發現漢晉時期藻井的裝飾有荷蓮、日月等紋樣，且均為圓形圖案，與藻井構成所謂“外方內圓”的結構。對比來看，上坊孫吳墓僅一方框、一羽人的構圖方式顯然與此存在很大的差別。

接著，他探討了覆頂石內側圖案的寓意。他認為覆頂石內羽人面部大而兩臂甚小，這一點除與《山海經》中的相關描述相符外，還顯示出一種羽人從天窗外探進墓內的立體表現力。結合羽人的仙人屬性，那么它所表現的就是一種羽人從窗外探進頭來接引墓主人升仙的含義，同時也是孫吳統治者崇信方士術數、追求長生的一個側面。

評議人吳桂兵先生高度贊揚了佘文的切入角度與豐富的文獻材料，并提出了幾點意見：一、以上坊孫吳墓覆頂石內紋飾所處的空間位置而言，希望能在漢晉考古材料中找到更多例證，進一步搜集材料，以考察其間的聯系；二、文中雖搜集了大量文獻資料，但未作仔細梳理，與論證主題之間欠缺一定的關聯性；三、除卻紋飾本身的形態，文獻敘述中可能構成的場景組合也十分重要。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祁海寧先生則表達了與吳桂兵先生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就描述“該紋飾究竟是什么”而言，文中邏輯鏈條非常完整，若再增加其他材料，可能會稀釋本文論證的主題。此外，他對文中關于藻井、天窗的系列表述也給予了高度認可，并打趣道，部分觀點將來完全可以補充到完整的考古發掘報告中去。

第二場

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徐良先生以“南昌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玉舞人及相關問題分析”為題進行了報告。

徐良說，他通過出土西漢玉舞人的類型學分析發現，劉賀墓所出玉舞人制作年代約為西漢中期偏早，多出現于諸侯王一級的墓中。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海昏侯劉賀墓玉舞人不是大多學者所斷定的戰國古玉。眾所周知，廣州西村鳳凰崗西漢墓M1玉舞人及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的同類器，常被視作劉賀墓玉舞人為戰國古玉的主要依據，然這幾例玉舞人是否為戰國遺物，仍有待商榷。由于這類翹袖折腰的玉舞人，皆出于漢墓，戰國墓葬則不見，故有學者指出，玉舞人是漢代玉組佩的創新。由于玉舞人并非劉賀墓僅見，故此器和李夫人“妙麗善舞”無必然聯系。關于劉賀墓玉舞人組佩的復原，徐良依據其上、下皆有穿孔的事實，并結合河北滿城竇綰墓等漢墓玉舞人的復原情況，認為玉舞人并非發掘者所推定的組佩末端的配飾，其下可能還有玉觽之類的構件。

他進一步討論了海昏侯劉賀墓玉舞人的來源，認為可能是昌邑舊物。根據《漢書》與《葬律》簡的記載，列侯喪事不但有法律、制度的約束，并有專人現場監督，“葬過律”會受到免爵除國的懲處，海昏侯墓僅以琉璃席斂葬，而非彰顯宗室身份的玉衣，可知并無逾制之舉，故可排除海昏侯劉賀僭越使用這類玉舞人隨葬的可能性。劉賀墓中出有不少攜帶“昌邑”年款的器物，契合其家族曾受封昌邑王的經歷，由此考慮，劉賀墓中玉舞人可能也屬于昌邑國舊物。

最后，他對海昏侯劉賀墓玉舞人呈現的舞蹈風格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這件玉舞人“翹長袖”、“折細腰”的姿態乃是典型的楚舞風格，這無論是于文獻，還是考古遺存皆能找出較多例證。

南京博物院左駿先生高度評價了徐良的研究成果，并用事先準備的PPT提供了不少背景資料，使大家就戰國、西漢玉舞人的造型演變有了一個直觀印象。隨后，他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判斷玉舞人年代時，應注意其器物組合情況；二是玉舞人本身紋飾所顯示的線條處理方式與楚國晚期的玉器幾乎一致。左駿先生評議后，王志高、祁海寧等學者就劉賀墓玉舞人的造型與線條處理方式所反映的年代矛盾與左駿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認為徐良論文的結論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馬鞍山市文物局栗中斌先生帶來了題為“和縣武莊村西晉永熙元年墓解析”的報告。2019年4月26至5月8日，文物部門對和縣基本建設中發現的一座西晉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墓葬平面呈“呂”字形，由斜坡墓道、封門墻、甬道、前室、過道和后室組成，前后室均為四隅券進式穹隆頂。出土器物有瓷、陶、銅、石制品28件套。他從墓室的穹窿頂結構、燈臺的設置、銘文磚三方面對該墓的重要性進行了解讀，介紹在對墓葬進行拆除復原的過程中，于甬道墓頂正中發現一塊“張敦吉冢”銘文磚。他說這一發現非常重要，并借此對過往六朝考古田野發掘工作進行了反思。

左駿先生首先開始評議。他預備的PPT就穹隆頂頂結構、出土名物、銘文磚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參考材料，可以為解讀墓葬信息提供新的啟發。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祁海寧先生指出，這種前、后室穹隆頂結構且有明確紀年的墓葬比較罕見，是以后探究孫吳、西晉墓葬分期研究中無法忽略的典型墓例。此外，他還就栗文的討論提了一點看法，認為這種前、后室穹窿結構是為了抬高墓室、彰顯墓主身份，目前已知孫吳高等級的墓葬均是采用這一形制，因此建議在以后的研究中注意該類墓葬結構背后的等級因素。

南京大學吳桂兵先生提了一個頗具啟發性的問題：“張敦吉冢”銘文磚是否在頂部，甬道內是否可以看到？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指出，墓葬里一個小小的遺跡現象可能會涉及到禮俗觀念，因此在對待這類銘文磚時，不能僅僅拘泥于文字表意，還需考慮其背后可能蘊含的喪葬觀念。

南京師范大學王志高先生最后補充了兩點看法：一，墓葬的位置頗為特殊，以往古歷陽地區雖也發現一些六朝墓葬，但如這般典型的還是首次，可為探討長江下游江北地區的六朝墓葬面貌提供一些信息。二，同意祁海寧先生對前、后室穹窿頂結構背后等級因素的認知，認為可結合銘文磚及文獻記載，對墓主身份展開分析。

第三場

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袁方女士的報告以“南京仙鶴觀東晉高氏家族墓地”為主題，圍繞“政區”“政局”“信仰”三個方面展開了闡述。

她首先討論了高氏家族的僑籍與墓地選擇問題。高崧家族籍貫廣陵，死后卻葬于都城建康周邊，有研究者認為與他們作為僑民的身份相關。但根據對陳郡謝氏、平昌孟氏、潁川荀氏等墓葬的考古發掘，東晉僑民墓葬區、居住地與僑郡縣地之間，存在著多種可能，未必具有必然聯系。而從《宋書》《太平寰宇記》等記載來看，很難將李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呂家山一帶與僑魏郡、僑廣平郡聯系起來。如然，則“高氏家族葬于仙鶴山是因為廣陵僑民聚居或者僑民集中埋葬于此地附近”的說法，恐怕還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

那么，高氏家族的葬地為何選在建康呢？袁方從東晉政局變動這一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闡發。她認為在王導、何充等舊臣與外戚新貴庾氏產生沖突之際，高悝站在王、何一方，因此高悝的“納妾致訟”及高崧辭去太學博士，都是在庾氏兄弟“任法裁物”的結果。然而隨著庾氏勢力的衰落，司馬昱與桓溫勢力崛起，高崧的仕途再次步入正軌，故將高悝在建康風光大葬，既是向建康政治圈宣示高悝沉冤得雪、高氏家族重新崛起的手段，也是基于高氏三代均在建康為官、故鄉廣陵局勢動蕩下的政治考量。

最后，她還以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的互動為切入點，對墓中出土的鎏金銀鼎進行了重新釋讀。高悝夫婦合葬墓中出土的鎏金銀鼎，以其出土位置，可以判定為高悝夫人所用之物，高崧的雙親或有服食丹藥的行為。在此背景下，高崧上書勸諫哀帝勿食丹藥的記載就頗具玩味，推想其父母因服食而傷及身體的行為，或是高崧進諫的主要原因。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祁海寧先生首先進行評議，他從自身學科背景出發，高度評價了袁方女士對于考古材料及文獻資料的綜合運用。隨后，他提出了幾點意見：一，西晉時期廣陵地區或可稱為“南人”，但東晉時期是否依然適用；二、在探討高悝與司馬睿、王導的關系時，鄉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三、與其糾結于高崧“南人”或是“北人”，不如關注他們是僑族，還是舊族。

南京師范大學王志高先生指出，因為牽涉到僑置郡縣問題，東晉時期原籍、僑籍、宅地、墓地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因此，在討論相關概念及分析具體問題時須慎之又慎，不能妄下結論。

此外，南京大學吳桂兵先生就文章的寫作思路談了些感想，認為在討論葬地問題時，應注意到分區及其擇地背后的動機。

隨后，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虞金永先生作了題為“安徽馬鞍山‘天子墳’孫吳墓年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的報告。他首先介紹了墓葬的發掘情況。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對該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總長17.7米，由封土、斜坡墓道、排水溝、封門墻、甬道、前室、左右耳室、過道、后室構成，前后室均為四隅券進式穹窿頂。出土器物有陶、瓷、銅、金制品等200余件（套）。

接著，他從紀年材料、形制結構以及出土器物三方面進行考察了墓葬的時代。該墓發現有“永安四年”的銘文磚，還有一件漆器殘存有“永安三年”的朱書題記。結合墓葬形制結構的特點，特別是墓中出土的釉下彩青瓷三足樽，可以判斷“永安”為吳景帝孫休的年號，“四年”即公元261年。因此，該墓年代應為孫吳永安四年前后。關于墓主身份，他提出了三方面的猜想：一是從墓葬規模等級看，其前、后室與雙耳室的配置，小于上坊孫吳大墓，與有關學者歸納的孫吳侯級宗室墓葬一致，推測墓主是身份較高的宗室縣侯；二是墓葬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這無論是從該墓二次建造的痕跡，亦或出土器物，均可看出一絲端倪；三是該墓發現的紀年材料與吳景帝孫休的卒葬之年不符，故不太可能是孫休的定陵，但根據相關線索，或是與孫休相關的宗室。

祁海寧先生高度評價了文章的價值，指出在相關資料發表前，這是我們了解“天子墳”大墓考古發掘狀況最為詳實的參考。在詳細闡述理由的基礎上，祁海寧先生認為以墓葬結構作為斷代標準并不合適。另外，他也不太同意關于墓主人身份的推定，他認為“天子墳”大墓墓主是孫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陳大海先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認為墓葬形制與時代的關系非常模糊，在沒有明證的情況下，目前有關墓主的探討只是一種或然性結論，因此在進行相關研究時，更多應該注重方法的探索。

南京大學吳桂兵先生從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出發，對此類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他指出應將研究重點轉移到考古遺存本身上去，充分利用現有材料，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無需作過多引申及闡釋。

第四場

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左凱文先生發表了題為“江蘇揚州邗江蔡莊五代墓墓主新考”的報告。

江蘇揚州邗江蔡莊墓的墓主身份，學界一般依據《吳尋陽公主墓志銘》《吳王仁遇墓志》，推定為楊吳尋陽長公主。左凱文先生認為兩志的出土地點皆有疑問，因此其結論無法令人信服。根據近年揚州新發現的墓志推測，尋陽長公主的墓葬可能并不在蔡莊。此外，楊吳尊奉唐制，根據唐代永泰公主墓、淮南大長公主墓、《王大禮墓志》等材料，可知唐代公主與駙馬一般同室合葬。邗江蔡莊墓與這一制度不符。

隨后，他將楊吳、南唐時期的高等級墓葬分為帝陵、次帝陵、高級宗室貴族、低級宗室貴族四型。對比來看，邗江蔡莊五代墓為次帝陵級別，墓主人或應是比長公主地位更高的宗室，而以尋陽長公主在楊吳宗室中的地位，逝世后使用此等高規格的墓葬，則不免讓人感到困惑。

此后，他梳理了楊吳時期可能具有蔡莊墓葬等級身份的人物，認為邗江蔡莊墓墓主有可能是楊吳皇太后王氏，并從王氏的身份地位、享齡、墓葬出土器物、葬地位置四個角度進行了論證。其結果是，無論王氏身份地位還是年齡，都與蔡莊墓吻合，其位置亦與文獻所載楊吳興陵的位置相近，故很可能是興陵的一座陪葬墓。因此，邗江蔡莊五代墓墓主很可能不是楊吳尋陽長公主，而是楊行密的側室、楊吳睿皇帝與尋陽長公主的生母、皇太后王氏。

作為評議人的南京師范大學劉可維先生首先肯定了左文關注到前人研究的不足。隨后，他對左文中若干材料的使用提出了幾點意見：一是，近年新發現的墓志所載葬地與《尋陽公主墓志銘》所載葬地并不完全相同，需要關注唐代中后期“村”的擴大，以及村與里的關系。二是，唐代的確存在一些公主單人墓，需要進一步分析說明。三是，左文所引《資治通鑒綱目》中相關史料的史源問題。這些細致的建議和布滿文字的PPT稿件，讓與會者體會到了劉可維先生的治學嚴謹與深厚的史學功底。

南京大學歷史系吳桂兵先生也坦言，該文的選題具有一定難度，因此無論是報告人的陳述狀態，亦或文中的論證環節，每一步都可謂是步步驚心，并建議左凱文對文中涉及的相關概念作出正確區分。

本期工作坊的最后一名主講者是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的渠雨桐女士，她圍繞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大墓墓主身份，著重討論了兩晉時期的后妃祔葬與祔廟問題。報告分為南大北園東晉大墓研究現狀、兩晉后妃祔葬情況、兩晉后妃祔葬與祔廟關系三部分。

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大墓，目前學界多認為是位于雞籠山之陽的元、明、成、哀四陵之一，但墓主的確切身份仍存在爭議，一種看法認為是元帝建平陵，祔葬者為明帝生母荀氏；另一種則判斷是成帝興平陵，祔葬者為哀帝生母周章太妃。渠雨桐就兩種觀點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她認為成帝死時已進入東晉中期，與墓中部分器物的年代存在矛盾，因而推斷側室所葬之人并非周氏。關于元帝建平陵一說，她認為荀氏與元帝合葬不符合禮制。她以東晉孝武帝與王珣議論為鄭太后“開墓位”一事為例，指出追贈為后之側室，大多未曾祔葬（合葬）于帝陵，如東晉簡文宣鄭太后、孝武文李太后以及安德陳太后。因此，如果說在無例可循的情況下，成帝為了死后僅得豫章郡君封號的荀氏而違例開墓祔葬，顯然是令人生疑的。

關于兩晉祔葬與祔廟的關系，她認為，若依追尊人物身份的差別，可分為兩種情況。若受封人為正室或續弦，在追尊為后的情況下，于禮可入陵祔葬或入廟配食。然若是追尊側室，情況則有很大不同，一般僅于太廟附近別立享廟，如簡文宣鄭太后；或是祔于其他后廟，如安德陳太后與孝武文李太后，卒后祔于宣太后廟。但無一例外是均未入陵祔葬。荀氏立廟早于宣鄭太后，且成帝“尊重同于太后”。在此情況下，成帝大動干戈開墓位將荀氏祔葬于元帝的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了。

評議專家劉可維先生首先對渠文中的內容與觀點作了簡要梳理，肯定了其文新的研究視角，即關注到當時祔廟與祔葬間的關系。隨后，他提出幾點意見：一是，沒有關注到吳氏論文與王氏論文間一處關鍵性矛盾，即側室與主室是同時建立，還是為祔葬而加建的。二是，有關祔葬與祔廟間的關系，這一點是本文立論的關鍵，需要進一步梳理史料。三是，本文完成了“解構”，但未能“建構”；不過，這也是本文的優點之一，即認識到當前有關北園東晉大墓研究資料的局限，沒有盲目“建構”。

令人興奮的是，在剛剛結束南京圖書館的公益講座后，著名漢唐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齊東方教授受邀風塵仆仆地參加了本期工作坊最后兩名學者的評議。他高度贊揚了青年學者勇于否定前賢的精神，認為學術重在討論，至于對錯則是其次。他說，他看到的本期工作坊匯報主題之專精、討論之激烈、氣氛之融洽，與一般研討會頗不相同，有些出乎意外。關于祔葬墓，他認為其關鍵是側室與主室是同時建立，還是為祔葬而加建，可惜考古報告并無相關信息，只能寄希望于未來了。他還從學術進步的角度，就學術研究中的“破”“立”問題作了高屋建瓴的闡釋。

在評議討論后，王志高教授進行了總結發言。他首先感謝八位學者的精心準備及四位專家的精彩評議，特別是齊老師的意外加盟與指導，自己更是收獲頗多。他主要從三個方面談了自己的感想：一是感到“后生可畏”。主講的六位青年學者雖僅是二十出頭的本科生、研究生，但相關研究非常有深度，在前輩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并可以自圓其說。這種學術精神，無疑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必要素質。二是考古學論文寫作，要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前提下，從考古學學科的特點出發，按照考古學的基本方法來進行。三是，盡管否定舊說是學術創新的動力之一，但我們在評論前輩成果時，須保持一顆敬畏之心，須用詞謙恭，用心謹慎。

會議最后，齊東方教授寄語我校文博系：希望六朝考古學術工作坊能夠不忘初心，堅持研討創新的思路，走出一條富有自己特色的學術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