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即政治”是電視劇《潛伏》中老謀深算的軍統天津站站長吳敬中在與市井但卻精明的夫人商量副站長人選時蹦出的一句經典臺詞。無論是對于看過該劇的觀眾還是沒有看過的普通中國老百姓，這都是一句不消解釋就能心領神會的至理名言。但本文接下來要談論卻并非人際關系的厚黑學，而是要從國家間關系的意義上來討論，人事何以成為影響國家間外交互動的信號，其信號意義又有多大程度上的可信性，人事布局何以超越國家政治成為了國家間政治所應關注的問題。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人事布局要具有外交上的信號價值，首先這個“人”本身要具有可識別的獨特個性。要使“人”具有獨特個性，他或她（以下簡用TA指代兩個性別）的偏好和性格就得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這是否是可能的呢？盡管我們都承認人是會變得，也是善變的，但對于一個成年人而言，其處理和接受信息的思維模式和性格確是相當穩定的，也即我們通常所講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這里，一個人的世界觀、處理和接受信息的思維方式乃至于他的行事風格都構成了TA廣義上的“本性”或是“個性”（personality）。

作為處事風格和脾氣的性格（nature）的穩定是相對好理解的，這通常屬于所說的領導風格。一個人在過往特別是危機中的行事表現會影響他人對其明天所作所為的預期。正如我們都知道敢于橫刀立馬者唯有彭大將軍。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生作風彪悍、雷厲風行，無論是早年在以國防軍擔任軍職時的桀驁不馴、馳騁沙場，還是晚年在總理任上悍然以退黨尋求巴以和平卻又拒絕接觸巴解的“單邊行動計劃”，無不體現著其一以貫之的我行我素的強悍作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將性格這種狹義上的個性作為一個標志，一種比普通的信號更具有內在證據的可靠信號。尤其在環境使行為體無法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和反映的情況下，個人行為特別容易被別人審視。當然，這并不是說這部分的個性是絕對穩定不可操控的，讀過《三國演義》的都知道，空城計之所以成功正是基于雙方主帥對于對方行事風格的深刻領悟。

對于廣義“個性”的剩余部分更是如此。無論是來自直接或是間接的經驗，本質上所有人都是自身經驗的產物。在青年時期確立起來的世界觀和思維認知方式通常終其一生都很難再有大的改變。心理學上發現，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認知的趨向，當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時候，人們總是下意識地使新信息盡量與自己原有的認知保持一致；如果接收到的新信息與原有的認知不符，更通常的反映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視而不見或曲解誤斷，以使之與自身原有的認知協調起來。

在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退休前數十年的美國最高法院，除他之外的8人幾乎在所有案件上都保持了自由vs.保守的4：4穩固均衡。美國現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作為美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其保守觀點在他還是耶魯大學的學生年代就一如現在。不僅如此，博爾頓在國務院任內的前同事曾披露他不僅不相信與之認知不符的新情報，甚至蓄意操縱情報以誘導政府決策。無論是特朗普本人，還是博爾頓，我們都能驚訝的發現，他們的觀點與他們在十幾、二十甚至三十年前的表態，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人事布局如何轉為外交信號

正是因為作為人事基礎的個“人”具有廣義個性上的穩定性，人事布局才有可能具有信號的價值。如同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立場的穩固取決于自由派法官與保守派法官之間的人數對比。在國家間關系的歷史上，一國重大政策的調整往往最終也多依賴于人事布局的更替來完成。

蘇聯對于埃及在后納賽爾時代埃美接近的憂慮，從對蘇聯從無好感的薩達特瓦解親蘇的薩布里集團時就已經注定。氣候變化從奧巴馬政府的優先政策議程瞬間跌出白宮政策議題除了總統認知的變化幾乎找不到短期內逆轉形勢的因素。最典型的莫過于“馬德里進程”所開啟的20世紀最后十年的中東和平進程，幾乎直觀地與工黨和利庫德集團在以色列議會的席位消長掛鉤。韓國的對朝政策、菲律賓的南海政策都是如此。

當然這種情況更多地取決于最高領導人本人的人事信號意義。要操縱人事作為信號的價值，更多地體現在最高領導人對于人事布局的組織分配。最典型的就是如何組閣，通過把有什么樣名聲和能力的人安置到什么樣的位置上，來釋放信號實現意圖。

發出信號的目的在于影響預期，進而影響行為。在比膽量的游戲中，一方近乎瘋子般的過往形象往往能迫使他的對手不得不有所忌憚。如同托馬斯·謝林所指出的，有時候我們會因為無法掌控所有事情或易于沖動和不可靠，而使對手相信我們的威脅。一個由強硬派狠角組成的執政團隊本身就能帶來談判優勢。

講求交易藝術的特朗普顯然對政治團隊的布局有著更深的思考。除了在塑造自身喜怒陰晴不定、隨時翻臉的個性特征的同時，特朗普所鐘愛的除了一些與他觀點接近的，就是一些有著強硬名聲的人士。

蒂勒森的穩健中性顯然不合他的胃口，蓬佩奧所擁有的強硬名聲與他的聽話一樣受到青睞。萊特希澤在美日貿易談判中獲得的形象與他對貿易的現實主義理解都使他加分。已經離任的馬蒂斯顯然在他選擇“理性”而非“瘋狗”的形象定位后注定將失去特朗普的寵愛。博爾頓的固執使其注定無法贏得參議院多數認可，但他的保守派形象無疑能夠滿足特朗普對于強悍和不可預測的團隊氣勢的追求。在特朗普當選后初期關于國務卿人選的諸多猜測中博爾頓的晉級絕非空穴來風。而今將他放在一個不受參議院監督的國家安全顧問的位置上無疑更具威懾效果。博爾頓似乎也很享受他本人所帶來的威懾效應，通過有意泄露筆記本上“向哥倫比亞派兵5000”的一行小字就讓相關各方為之一震。

發出信號也可能事與愿違

當然，信號只是一種外在形象與符號，能否決定歷史進程既取決于信號能否被正確解讀，也取決于是否有后續的實際行動來顯示其真實性，還取決于體系結構所能容忍的空間。

在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執政官伯里克利派往科西拉的10艘雅典戰艦組成的艦隊司令正是雅典著名的親斯巴達政客塞蒙之子拉柯代蒙尼斯，然而這個精心布置的人事信號并沒能挽救希波塔戰役中雅典被迫卷入與斯巴達同盟的最終軍事沖突。

人事信號還不同于一般聲明、行動，操縱人事信號往往面臨體制上的羈絆，也要面對國內觀眾成本的制約。比如，伊朗總統魯哈尼當然愿意扎里夫一直待在伊朗外長的位置上，但外部形勢的惡化正在使宗教領袖的態度日趨明朗。而基于國內觀眾的人事信號甚至有時還會變成了一個與原意相反的信號。人事信號盡管重要，但確實比其他信號要更為復雜多變。

（莫盛凱是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博士。本文是作者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關系理論創新”工作坊舉辦的“外交信號的理論與實踐”主題研討會上的發言稿，經作者審定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