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隱藏在身邊的心理變態者，大腦中在發生什么？

2019-06-21 11:3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我們的理解里只有殺人犯，異己，脫離于社會之外的人才算精神變態。但畢生都致力于這方面研究的犯罪心理學博士羅伯托·黑爾認為，要看出誰是精神變態者，你無需眾里尋他千百度，這種人可以遠在天邊，也可以近在眼前，他可以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也或者是你的伴侶。

在和他人的社會交往中，有幾樁事情是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我們自以為彼此看世界的方式大體相同，某些基本的事實大家都明白，說的話，你理解的意思和我理解的意思是一樣的。我們還一廂情愿的認為大家的是非觀都差不多。

對一小部分人——其實數量也不是很小了——來說，情況并非如此。這種人沒有悔恨心，沒有同情心，對情感的覺知很淺。在極端的案例中，這種人可能不會關心別人的生死。他們被稱作是精神變態者。這種人，有些是暴力犯罪者，殺人犯。但我們千萬不能一葉遮目，不見森林。

羅伯托黑爾教授是位犯罪心理學家，PCL-R（病態人格檢測表）——心理上判定一個人是否是心理變態者---就是由他發明的。多少年來，他一直在監獄以內和以外的地方研究有變態行為的人，和他們一起來面對這個問題。“我們身邊完全可能有這種人，他們的情感相當的不連貫，在他們眼里，其它人就只是個可以毫無顧忌的操縱和摧毀的物品，六十年前我開始研究時就感到吃驚，現在還是這樣。”黑爾博士說。

人類對大腦的了解依然還在起步階段。把心理障礙視作人格不健全才不過有幾十年的時間。也是在很慢的過程中我們才把精神疾病，看作是和腎病，肝功能損傷一樣的疾病，是和自閉癥差不多的發育障礙。精神變態者不屬于此觀念之列。“（在評分標準上）得分很高的精神變態者看世界的方式與其它人有相當的不同，”黑爾說“就象是色盲患者想要努力搞清什么是紅色一樣，不過在心理變態的情況里，紅指的其它人的情感。”

說到底，黑爾的測試也很簡單：一張表上列有20項標準，每一項分三個等級打分，（測試者覺得自己根本不是這樣）打0分，（測試者覺得有部分符合的）打1，（測試者覺得完全符合）打2。

整張表格看下來是：巧舌如簧和表面很富魅力，自我價值感極端膨脹，撒謊成性，很狡猾/有控制欲，沒有愧疚感，情感很少，冷酷無情缺少同情心，不愿意為行為負責，總覺得很無聊，過著寄生蟲一樣的生活，缺乏現實性的長遠目標，沖動，不負責任，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很早就顯示出行為上的問題，少年犯罪，犯罪本事多樣，有假釋期犯事，假釋被取消的歷史，結過多次婚，濫性。

一個百分之一百的，典型的心理變態者會打到40分，打到30分向上的就可以診斷為是心理變態。黑爾說“我有個朋友是精神病醫生，他有次對我說“鮑勃，要是我遇到一個人打分能打到35或是36，我能看出來這種人和其它人真有不同。””那些我們認為是異己的人在這張表格上打分都處于上端。

然而心理變態是一種障礙呢還是一種不同的存在方式方法呢？你只要讀過上面這個列表，都會發現自己知道的人就有幾項相符呢。平均來說，沒有過刑事犯罪記錄的人可以打到5分。“這也是要分情況的，”黑爾說，“有些人，在這個等級比度上有一部分的分打得高，高到你可以把他或她列為心理變態，但又沒有高到足以引起問題的程度。

很多時候他就是我們的朋友，有他們在身邊很有意思，他們可能會時不時地利用我們一下，但通常的情況下，不太為人所察覺，而且他們也能替自己開脫。”就象我們把自閉癥當作是光譜一樣——被診斷成心理變態的人，也會悄無聲息地墨跡于正常的人群里。

我們的理解中殺手，罪犯，脫離社會的人才是心理變態者，例如31歲的英國女人喬安娜·丹尼希2013年就殺了3個男人，之前一年，她被診斷出有變態性人格障礙。還有美國的連環殺手，殺了至少是30個人的泰德·邦迪,他就這么說自己“我就是你看到過的那個最冷血的王八蛋，我就是喜歡殺人。”

很多的變態特征并不總是缺點——可能，在某些場合里還算是優點。黑爾博士和另一位研究人員保羅·巴比亞克合出過一本書叫《穿著衣服的蛇：心理變態者出洞》，為寫些書，倆人研究了203位公司專業人士，發現有4%的人在PCL-R測試表上打分很高，可以歸到心理變態一列。

黑爾說這樣的隨機抽查并不合理（“10%的財務總監都心理變態”這肯定是胡說。）但我們也容易看出，要是想在商界混得出人頭地，沒有道德上的顧忌，不顧惜別人的的死活，肯定是對事業大有幫助的。

“同情心有兩種”，加洲大學神經學家,《精神病的內心世界：跟神經學家親歷大腦的黑暗面》一書的作者詹姆士·法隆說，“一是認知上的同情，就是你有知道別人現在在想什么的能力，再一個是情感上的共情，就是一種悲其悲，樂其樂。”

自閉癥的人可以是很個同情心的——他們能感知到別人的痛苦---但對象笑容呀，皺眉呀這樣告訴我們對方在想什么的，一般人輕易就讀懂的線索，他們則不大能識別。心理變態者則是反的：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但他們自己沒這份感情。

“這就給某些個心理變態者很大的優勢，因為他們知道你的想法，可他們不在乎，所以他們能利用你的這個感情反過來對付你。”（心理變態的人特別擅長于看到人的弱處。2008年的一項調查就讓參加者來記住些虛擬人物，結果那些心理變態測試上得分很高的人能很準的識別出不開心，不成功的女性來，但對其它特征倒是記不太清。）

法隆自己就是個佐證。2005年當時他正在研究變態殺人犯的腦掃描圖像，同時另一個研究中，是他研究的老年癡呆癥者的腦部掃描圖，法隆以自己家人的大腦作為參照比較物。他在后面的這堆人中，看出了一些異樣來：“你不能憑借腦掃描圖像，就說誰是變態，”法隆說，“但你能差不離的猜出這些人的人格特質來。”

他描述了一個很大的從人的腦前部開始的圓環型物質，其中包括與人的情感，沖動控制，和同情心這些情感相聯的海馬旁回、杏仁體和其它其它區域。在特定的情況下，正常人的核磁共振成像上，這些地方會亮些，但到心理變態者這里，這塊區域就暗些了。

“我看到一個極端不正常的圖像，當時想這人肯定和正常人有很大偏差。看起來就象我一直在研究的殺人犯似的”。法隆說。他怕萬一這個圖像是放錯了群組里，就解開了匿名密碼。密碼一解開，發現那是他自己的腦掃描圖。“我簡直是魂都嚇倒了”，法隆說，“后來呢我一些心理學家朋友研究了我的行為，他們說我事實上可能是一種邊緣型的精神變態者。”

和法隆講話，你會覺得很怪；一個小時他幾乎說話不帶停下來喘氣的，而我在這一小時里也就問了他三個問題。他講給我聽他是如何經常性的讓自己的家人置身危險當中，讓自己的弟弟接觸致命的馬爾堡病毒，明曉得非洲的郊外有獅子出沒還帶自己的兒子去釣鱒魚。

年青的時候，“面對權威機構——比如說因為偷了車，自制了炸彈，去放了火——被警察給抓住了，我是臉不改色，心不跳的，有什么可緊張的。”可是此人是個相當成功的人士，一路發奮圖強做得人上人。他告訴我的事，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難以啟齒：妻子說自己嫁的人一面是有趣，有愛，隨遇而安的好人，一面是自己不喜歡的，有很陰暗人性的人。

他很可親，有趣，除了有點以自我為中心。可我還是不由自主的想到黑爾的那個PCL-R：長得好皮囊，缺乏情感的深度，極度膨脹的自我價值感。“湯姆，你看我現在不象個什么，”他說——現年他66歲了——“可是長大那會兒，我可是帥著呢，有6英尺高，180磅，體格健壯，人聰明，有趣，很招人喜歡的。”（順便要說的一點是，黑爾博士警告那些非專業人士不要用他的測試方法來給人妄下評論。）

“心理變態者的確是認為自己要比別人理性，而且不認為這是個缺點，”黑爾說，“我遇見過一個罪犯，是個實打實的心理變態者，他就說“我的問題吧，心理醫生就說我是用腦多，用心少。”你說我該怎么做？兩眼深情淚？”另一個，當問及說你為什么搶人東西，還把人給捅了，他回答說“唉喲，你現實點吧，你就在醫院呆了幾個月，我這兒到是要死爛在監牢里呢。我要真殺他，一下子就割他喉嚨。這才是我；我這還是手下留情了呢。”

然而，正如黑爾指出的，在我們來談論不是罪犯，可能人生還挺成功的人時，就不容易把這樣的行徑算做是失常了。“你說我走到政界，經濟界，或是學術界的高層，把那些做得最成功的人找出來，說“你看看，我覺得你吧腦子有問題”，這太難了。”我有個病人就說自己的問題是，他呢是只貓，這周圍的世界滿是老鼠。要是你來比比貓和耗子的腦電波活動，你就會發現它們相當的不同。

這種看世界的方式，黑爾說，從進化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很多先人會視做很成功，而且如今這方法也很有效；由于善于操控人，一個心理變態者“能象一個教會或是文化組織似的被一個群體接納，說“你想的，就是我想的”，當然這人事實是只假裝是耗子的貓，接著一下子所有的錢都沒了。

到這個時刻，他名字滿天飛—伯納德·麥道夫。這帶來了治療的問題。“在精神疾病中，心理變態最不會讓你產生厭惡感的了。”記者瓊·羅森說，他的書《心理變態測試》總體來說探索的是心理變態的概念和精神醫療行業。“罪惡感，懊悔感覺，同情心，所有讓你成為個好人，一個道德上的好人的東西都會帶來痛楚”。這一點法隆也同意：“心理變態者工作起來很高效，外人看他們的智商要比實際的高，因為在他們的心里就沒有道德約束這回事。”

所以心理變態者對自己的狀況往往是接納的，“醫治他們”就變得很復雜。“你說有多少心理變態者會到心理醫生那兒來治自己的心理問題，還不是等到坐牢了？不坐牢，他們不會到看心理醫生這一步。”黑爾說，到個監獄的呢，往往是強迫去參加談話治療，共情培訓，或是和受害人家屬去談話——但因為心理變態者是沒有共情之心的，所以這種方法不行。“你要做的就是對他說，“看，改變是為你自己好，否則你要在監牢里坐上一陣子的。”

黑爾博士的這個用意英國的司法部似乎是已經明白了：人格障礙型犯人指導法則中，司法部就說明“由于心理變態程度很高的人可能對治療有相當的抵觸性，所以要想心理干預發揮最大作用的話，要把重點放要其自身利益上---犯罪者想從生活里得到什么---和他們一起培養起對社會有利而不是有害的，能實現自身目標的技能。”

如果有人的腦子里就沒有我們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道德感，很明顯他們也不會在這些方面做出任何改進，所做的不會多于一個色盲的人開始看顏色，看來看去都一樣。那么從哪里開始沒有了道德責任的概念了呢？“一直以來，我們的司法體系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證明這話是錯的。”

神經學科學家，《躲在我們大腦里的陌生人》一書的作者戴維·伊格曼說。他建議說：“法律要考慮的不是犯罪行為值不值得得譴責，它要應對的是再犯的概率是多少，相應地該判多長刑期。能從改造好的就去改造，可能成為長期危險人物的刑就要判長點。哪類罪犯還會有再犯的危險，對這種罪犯的用的十進制計算法中，已經包括進了黑爾博士的PCL-R標準。“人生保險公司做的就是這種事，到保險精算表，他們會問“你估摸著還能活幾年？沒有哪個人會假裝說自己知道什么時候會死。但他們可以這么估估，這就帶來了一個極為高效的保險制度。”

伊格曼說，這里面所說的并不象科幻電影《少數派報告》里的一個情節：可能會犯罪的人在實施之前都被關起來了。“原因說給你聽，”他說，“就是人群中很多人心理很變態—比例約為1%，但他們不會都會成罪犯。事實上這些人中很多憑借自己的巧舌如簧，個人魅力，有能操縱別人的本事，他們很成功。他們成了CEO,職業運動員，士兵。別人敬重他們，說他有勇氣，敢直言，有征服前進路上的障礙的意志力。只是心理有變態，并不等于說這個人會發作，會犯罪。”

在英美法系里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你不能假設對方會犯罪，而來懲罰他。而且，伊格曼說，這種狀況將來無論是出于哲學，道德的原因，還是出于實際的考慮都不會改變。《少數派報道》里的這個情節只是個臆想。“即使你知道這個人的人格類型他的方方面面，你也無法預料他下面會做什么事。因為生活太復雜，犯罪又是概念性的東西。只有到人犯了罪，到這個人越過了社會的界限，這才有更多的統計功效來告訴我們，這些人接下來還會做什么。可是在這之前，你什么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