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濟各會士石鐸琭的第一次送禮經歷

1677年底的一天，晨光熹微，風飄進方濟各會在福建寧德的教堂中，平添了幾分清冷。這天，青年會士石鐸琭 [Pedro de la Pi?uela] (1650-1704) 早早地便起了床。在仆人的幫助下，他換上干凈的文人裝扮，帶著早已置辦好的包裹，緩緩向教堂門口走去。嘎吱一聲響，略顯破舊的大門剛被輕輕推開，清晨的光暈便被迫不及待地涌進來。石鐸琭邁開右腳跨出大門，冬日的冷氣使他不禁一哆嗦。轉過頭來，望著浸在晨光中神壇上的天主像，這位青年教士閉上眼，虔誠地劃了一個十字，然后快步向大街走去。

石鐸琭自1676年與同伴傅勞理 [Miguel Flores] 入華后，他們便一直和利安定 [Agustín de San Pascual] 在寧德及其周邊地區傳教并學習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習俗。不久之前，利安定帶著傅勞理去了山東，于是，寧德地區乃至整個福建省的教務都落在了石鐸琭肩上。這位青年教士表現出了與其年齡不符的異常成熟，在接管教堂后辦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拜訪當地官員。這在以禮儀著稱的中國十分重要。

盡管已經在腦海中反復預測過拜會的場面，走在街上的石鐸琭還是不由感到一絲緊張。畢竟，這是這個來自十萬八千里之外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年輕人第一次與中國官員見面。他害怕自己講不好中國話，也擔心弄錯拜訪官員時的各種禮儀。確實，如果將視角往后拉個三十年，看看在禮儀之爭中的顏當 [Charles Maigrot] 和鐸羅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前者 “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卻敢在康熙面前“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而被這位帝王怒斥；后者不僅反對中國習俗，而且在給康熙的奏折上，“抬頭錯處，字眼越分，奏摺用五爪龍”，結果被驅逐出京，后來死在澳門，我們或許就能或多或少地體會石鐸琭現在面臨的壓力。

此時的石鐸琭自然不會知道三十年后會發生什么，但他心中明白，經歷明清鼎革和三藩之亂的中國人，對外國人相當不信任。自己孤身一人在福建，可謂四面楚歌。若此次拜訪能夠順利，或許有助于緩解局勢。但若出了岔子，那必定是萬劫不復。正想著這些，府衙氣派的大門已經出現在了眼前。他定了定神，驅走了這些胡思亂想，再次閉上眼，在胸口劃了個十字。當睜眼邁出第一步時，他明白，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候到了。

廳堂上，雙方禮畢茶罷，石鐸琭發現，寧德的軍政官員似乎并無敵意，反而對高高瘦瘦、長著大胡子的自己很感興趣，這讓他稍感放松。當官員向他提問時，他深吸一口氣，迅速在心中整理了一下自己不久前剛在穆陽跟師傅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學會的中國詞句，然后慢慢地讓它們從唇間溜出。他小心地控制著話語重音，以免怪腔怪調。官員們聽了，撫掌大笑，石鐸琭趁機打開包裹，獻上準備好的各種異域禮物。眾人又是一陣驚嘆，紛紛收下，不住地觀賞、把玩，連最客氣的官員，也收了3件。看著大家的反應，石鐸琭明白，自己成功了。

果不其然，幾天之后，大家紛紛前來回禮，并參觀教堂，有的官員甚至還向天主像行禮。主賓之間免不了又寒暄一番，官員主動打聽了關于天主教的一些事，并詢問了石鐸琭與女信徒的相處方式。年輕的石鐸琭一一回答，給到訪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名還派人邀請石鐸琭赴宴飲酒，被石鐸琭以自己是方外之人婉拒后，又送來了各色干果，以示慰問。此后，盡管形單影只，石鐸琭在官方的庇護下，順利傳教。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的禮物策略

后來，石鐸琭在寫給上級的信中，談到了自己拜訪官員并送禮的做法。他請求上級在馬尼拉幫他置辦物品，他強調，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教士便不能攜帶禮物前去拜訪城中的主要軍政官員，就不能獲得庇護，教堂就會受到居民、士兵或者巡城人員的各種騷擾，傳教士就會陷入無盡的麻煩。如果想前往新的地方開教，禮物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在一個毫無天主教根基的地方，單憑傳教士一人之力，注定一無所獲。

石鐸琭還敏銳地注意到官員的偏好，他提醒馬尼拉，不需要準備貴重禮物，而只需要一些中國沒有的異域小玩意，便能和官員成為好朋友。這一意見是相當睿智的，明清時期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內外不通，除了一些使臣進貢外，官員很少有機會接觸異域物品。雖然1567年隆慶開關后，這一情況有所改善，廣東官員紛紛向前來貿易的商人索賄，但其他地區，尤其是內陸或者山區的官員，卻沒有這個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傳教士的到來，則為他們“開眼看世界”提供了一條新路。正是意識到這一點，石鐸琭請求上級給自己寄來一些歐洲物品，比如眼鏡、歐式盒子、玻璃等，以期滿足官員的好奇心，從而博得他們的好感。

這便是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傳教士所使用的禮物策略。不管是主要受葡萄牙支持的耶穌會士，還是主要受西班牙支持的托缽修會士（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等），都是這一策略的積極踐行者。當耶穌會士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第一次嘗試進入中國時，就與當時廣東的海道和總兵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還送給了后者一塊齒輪表。后來，當羅明堅帶領利瑪竇 [Matteo Ricci] 再次進入中國，面見兩廣總督陳瑞時，禮物又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過幾次周旋，最終官方將肇慶的天寧寺劃給耶穌會士，這是他們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落腳點。

1583年3月，形勢突變，保護人陳瑞被黜，耶穌會士被迫放棄天寧寺，退往澳門。但是，他們經過休整，又馬上采用同樣的禮物策略，與新任總督郭應聘和肇慶知府王泮交上了朋友。經過多方努力，耶穌會士終于獲得官方許可，留居中國開始傳教。這是天主教在華傳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盡管不能因此就簡單地將之歸因于禮物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異域禮物對于拉近首次接觸的雙方的距離，營造良好的氛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葡萄牙人本就是行賄老手。早在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就派遣使團來到中國，通過賄賂大臣江彬和太監寧誠，準備覲見明武宗。雖然不久之后，武宗駕崩，使團宣告失敗，但葡萄牙人并不死心。他們徘徊在中國東部沿海， “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疏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 （《明世宗實錄》，卷 363）到了1554年，葡萄牙人又故技重施，“違禁潛住南澳，海道副使汪柏受重賄從臾之。” （郭棐：《廣東通志》，卷13）可以說，耶穌會送禮的做法，不過是對其前輩策略的一種延伸，得到了葡萄牙方面的大力支持。

而西班牙方面，盡管在方濟各會士早期入華的嘗試中，始終沒有禮物的影子，但隨著經驗的積累，他們也開始重視這一策略。1581年，西班牙派遣了一支使團前往中國，攜帶厚禮，準備覲見萬歷皇帝。只可惜當他們于1582年抵達墨西哥時，由于種種原因，使團計劃最終流產。半個世紀以后，1633年，利安當 [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 進入福建，后來輾轉來到山東。他終于認識到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與官方保持良好關系的重要性。1650年，當他抵達山東時，依靠彼時供職宮廷的耶穌會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的引薦信，他拜訪了當地的三名官員，并送給他們一些剪刀、西班牙紙、胸針、墨西哥肥皂等。正是在這三名官員的幫助下，他在濟南建立起了方濟各會在中國的第一座教堂。此后，以文都辣神父 [Buenaventura Iba?ez] 和利安定神父 [Agustín de San Pascual] 為代表的新入華方濟各會士，也繼續堅持了禮物策略，與地方官員建立了友誼。

明清之際天主教事業及文化適應策略

傳教士通過異域禮物來行賄地方官員，利用中國地方行政系統保障了傳教事業的正常發展。這一禮物策略，本質上適應了中國的官僚文化，是明清之際天主教士文化適應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大航海時代，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開始了在全球的殖民擴張活動。憑借經濟和軍事實力，兩國橫行無阻，很快在全世界建立了遼闊的殖民版圖。然而，就在東亞，此前一直戰無不勝的西方人卻碰了一個大釘子。此時的大明王朝，無論是經濟文化，還是軍事力量，仍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西方人竟一時無從下手。與西方殖民者感同身受的，還有天主教傳教士。作為西方殖民擴張的宗教力量，傳教士隨著殖民者來到世界各地。1549年，耶穌會創始人之一的沙勿略 [Francisco Javier] 帶領同伴成功進入日本，開辟了在日本的傳教事業。但當他將目光轉向中國時，卻顯得無可奈何，最終于1552年客死廣東上川島。此后，任憑傳教士們如何努力，就是敲不開中國的大門。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上文提到的羅明堅和利瑪竇時代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發軔于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完善于利瑪竇的文化適應策略，成為傳教士打開中國大門的一把鑰匙。所謂“文化適應策略”，通俗來講，就是主動學習和適應中國文化，而非強迫中國文化來接受天主教和西方文化。這一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各修會傳教士紛紛效仿，(盡管程度各不相同)，保障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事業的發展。

除了禮物策略，所謂的“文化適應”還大致包括如下五個方面。首先，傳教士努力學習漢語（官話）。他們不僅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語言學習體系（例如，1621年在嘉定建立專門的漢語學習基地），還編寫了一系列的漢語教材和詞典，如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的《西儒耳目資》，為后來的學習者提供便利。

其次，為了更好地融入中國社會，他們紛紛為自己取了各具特色的漢名。如被稱為“西來孔子”的艾儒略，原名Giulio Aleni，在取漢名時，特意選擇了具有濃厚中華氣息的 “儒”字。西班牙多明我會會士Francisco Varo，取漢名“萬濟國”，顯然符合中華文化“治國平天下”之意。另外，傳教士還效仿中國文人，給自己取了文雅的“號”，如利瑪竇號“西泰”，利安定號“惟止”，石鐸琭號“振鐸”，文都辣號“道濟”，等等。

第三，傳教士革新了自我著裝，放棄了宗教服飾，改穿儒服。羅明堅、利瑪竇入華初期，自稱“西僧”，并接受中國官員的意見，穿上僧服。但不久之后，利瑪竇便發現，當時中國的統治階層乃是儒家文人，而僧侶集團則名聲不佳，且日漸式微。于是，利瑪竇在好友瞿汝夔的建議下，征得上級同意，蓄發留須、改穿儒服，對外自稱“西儒”，與佛道劃清界限。后來的各修會傳教士也紛紛效仿了這一做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中國人用“老爺”或“相公”來稱呼他們。

第四，探究儒家經典，學習并尊重中國文化。例如，耶穌會士深入研究了中國的四書五經，并將它們翻譯成西文。對中國人祭祖、祭孔的傳統，在不明顯違背天主教教義的前提下，耶穌會士則采取了容忍的態度，將其當作世俗性而非宗教性活動。

第五，學術與科學傳教。天主教士以漢語出版了大量介紹當時西方最為先進的科學和人文學知識的著作，以樹立自身“博學”的正面形象，博得中國人的好感。例如鄧玉函 [Johann Schreck] 的《泰西人身說概》 （醫學），石鐸琭的《本草補》（藥物學），利瑪竇的《西國記法》（腦神經學），等等。

傳教士通過這一系列的變革，適應了中國文化特征，為成功融入中國社會奠定了基礎。此后，一方面以耶穌會士為主，傳教士建立所謂“上層路線”，利用自身魅力和公眾形象結好中國統治階層，以期獲取天主教在華的合法地位，從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來皈化整個中華帝國。比如利瑪竇、郭居靜 [Lazzaro Cattaneo]、艾儒略、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 等耶穌會士就與明朝著名士大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葉向高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誼。湯若望、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等還直接供職于宮廷，比如欽天監，深受皇帝寵幸，接近權力中樞。另一方面，方濟各會等托缽修會，則長期堅持在民間傳教，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期望皈化更多“普通”的靈魂。這兩條路線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圖景。隨著教務的發展，天主教的影響力逐漸增加，入教人數穩步上升。1692年，由于耶穌會士徐日昇、張誠 [Jean-Fran?ois Gerbillon] 在《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和簽訂過程中的優秀表現，加上此前傳教士的種種貢獻，康熙帝最終頒布詔令，將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合法化，史稱“康熙容教令”。至此，明清之際天主教事業進入巔峰期。

后來，由于傳教士內部各修會之間對于一些中國禮儀，尤其是祭祖、祭孔的爭論，再加上法國耶穌會士、巴黎外方會士等新興勢力的介入，中國皇權和羅馬教權的博弈，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等國之間國家利益之爭等等復雜的因素，天主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矛盾逐漸不可調和。18世紀初，中國禮儀之爭大爆發，雙方協商無果，康熙最終下令禁教。此后，雍正、乾隆等繼任帝王繼續執行嚴厲的禁教政策，天主教勢力遭受沉重打擊，最終轉入地下活動。

可見，文化適應政策乃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定海神針。只有尊重中國文化，會通中西，找到天主教與中國現實之間的平衡點，才能真正保障教務的繁榮和中西交流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