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下午，曾軼可的微博道歉了——“我承認自己前兩天言行失當，難以相信自己當時竟是如此情緒化。在這里我向所有人致歉，如果有機會我也愿意對當事警官當面說聲對不起。對于自己這一行為造成的影響，我愿以個人最大能力承擔后果。????” 

短短幾天，曾軼可在輿論場上的形象完成了大反轉，從投訴維權的“受害者”變成了需要“承擔后果”的“施害者”。但是這樁風波顯然還未結束。

一方面，許多批評者認為曾軼可迫于輿論壓力才道歉，未必是真心的。還有人繼續呼吁法律對曾軼可嚴懲。另一方面，事件的真相仍然不清晰，曾軼可的道歉也沒有做事實層面的更正。

比如曾軼可之前的微博稱，“機器顯示通過，但該工作人員勒令摘帽子”“他不允許我退回去，把我叫進房間，開始錄像教訓”“一幅兇煞的嘴臉”等。而北京邊檢發布的《情況通報》稱，“（曾軼可）在進入自助查驗通道后，民警提示其脫帽進行面向對比，曾某某不配合……民警依法對其進行人工復核，此時曾某某對民警爆粗口”。

曾軼可將民警說成“工作人員”固然不正確，“兇煞”之類描述也偏于情緒化，但是雙方對事實經過的描述明顯有偏差。如果曾軼可所述屬實，機器顯示通過，但民警勒令摘帽子，那么民警此舉是否合理合法是需要解釋的。當然，曾軼可的陳詞不等于真相，所以需要基于證據的調查。 

這起風波既然已經發酵成了公共事件，就不應該稀里糊涂開始，稀里糊涂結束。曾軼可是一個藝人，也是一名公民。她用情緒化的激烈語氣在微博上維權，本意或許是想利用粉絲的力量“碾壓”一名小小的“工作人員”，這種恃強凌弱的做法引發輿論反噬，可謂咎由自取。但是公眾情緒的滿足不應該是事情的結束。

關心公眾利益的人，都希望曾軼可是向真相低頭，而不僅是向輿論低頭。假如曾軼可和其他演藝明星從這件事得出的教訓只是關乎公關技巧，甚至得出“名人要低調，遇事別吭聲”的結論，那顯然是社會的損失。

明星也是公民，遇到不公也有維權的權利。曾軼可示范了錯誤的維權方式，那么現在就有必要向公眾解釋清楚，何為正確的維權方式。

不妨把曾軼可機場風波當做一個標志性的案例。正如當年高曉松酒駕之后拍了公益宣傳片，假如曾軼可能夠配合有關部門普及正當維權與惡意維權的區別，也算一種有意義的“承擔后果”。

這就要求把事發經過進行還原，從“勒令摘帽子”到曾軼可事后發微博，把每個環節進行分解，辨明是是非非。而最重要的證據無疑是沖突時的執法錄像，曾軼可也提到了“開始錄像教訓”，若把視頻公布出來，相信更能讓曾軼可心服口服，而圍觀者也能得到更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