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即平成三年，我獲早稻田大學訪學機會。8月3日這天，我乘中國民航飛抵福岡。盡管在北京那些無眠之夜我曾目不轉睛地注視過這個國家，但從機艙走出來那一瞬，我還是被震撼了，那天的天氣很好，眼前的世界一覽無遺，清楚動人。從此，我開始了新的探索。

因早大要9月底才開學，我暫時在北九州市一個叫折尾的地方住下，每天散步，看電視，聊天。我有兩個做媒體的舊友，帶我認識了一些當地知識分子。那時柏林墻剛剛拆除，我們自然而然地討論世界的變化、蘇聯的動蕩，以及中國的未來。但很快，我便發現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這些知識分子還是更關心地方自治，對他們來說，振興地方社會經濟才是最緊要的課題。他們希望擺脫中央的強制與誘導，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折尾是一座“學園城市”，不大，但卻有五所大學、一所專科學校。和中國一樣，日本有注重教育的傳統，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戰爭結束兩年后，即1947年，日本即制定《教育基本法》，明確“培養尊重個人尊嚴、追求真理和希望和平的人”的目的，并且要“在一切機會和所有場合來實現教育目的”。

戰后日本的教育體系，在此基本法的基礎上，迅速搭建起來。對教育的投入，拉動了戰后經濟的發展，高質量的勞動力資本更是促成了日本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快速攀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不論在工業技術還是教育質量上都已躋身世界一流。2006年日本全面修訂并頒布新的《教育基本法》，那一年，日本高中階段入學率為98%，比基本法訂立的1947年提高了55個百分點。

我在折尾住了一個月，9月初乘新干線前往東京。日本大學分國立大學、公立大學及私立大學。國立大學由國家財政預算撥款，公立大學是各級地方自治體出資建立，一般為“縣立大學” 或“市立大學”。私立大學則由民間個人或團體投資設立。

一般來講，國立大學研究條件相對較好，私立大學則差些，但也有很多例外。比如我要去的早稻田大學是私立大學，但研究條件比許多國立或公立大學條件都好。其圖書館藏書量為日本私立大學圖書館之冠，在全日本排第三，僅次于東京、京都兩所大學。我曾帶許多國內學者參觀早大圖書館，記得有位學者感慨說：“劉迪，我又想搞學問了”。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

不同于經濟的踟躕不前，平成三十年的日本教育從未停止生長，起碼高等教育是這樣的。這三十年，日本大學數量從不足600所增加到780余所。平成三十年（即2018年），日本計有國立大學86所，公立大學92所，私立大學603所。平成四年（即1992年），日本18歲人口4年制大學入學率為26%，這個數字在2018年已達54%。

在早大，我先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做“外國人研究員”。早稻田大學與中國淵源很深，早在1905年即設立了清國留學生部，當時有500多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此就讀。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大人物也都在早大留下了足跡，包括李大釗、陳獨秀、宋教仁、廖仲愷等。中共創立者之一的李大釗曾在政治經濟學部學習，學校至今保存著他的學籍記錄和學習成績。那時政經學部很多課程，如政治學概論、經濟學原論使用英文或德文教材，教授講課則用日語，中國學生要完成學業十分不易。

最初，我的研究方向是“東亞近代化思想”，跟隨依田憙家先生。在國內，我就讀過先生的《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序說》，深受啟發。我到早大的1991年，適逢先生“還歷”之年（60歲），他的友人及弟子合撰了論文集《日中兩國的傳統與近代化》，以示慶賀。1993年我轉入早大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正式開始在日本的學生生涯，此后十年沒有離開過早大。其間，我遇到了許多優秀的教授和學友。大家雖然學術觀點不一，社會背景迥異，但“學問獨立” 的校訓下，都能誠懇切磋，相互助益。

早大出了很多政要名流，包括7位首相和現任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這讓人很容易忽略掉這所大學的“初心”。與同期創辦的東京帝國大學不同，早大的趣旨不在打造國家棟梁、帝國官僚，而是要培養基層人才。在創辦人和第一任總長（校長）大隈重信看來，國家固然不能沒有中央政治精英的領導，但基層的質地也十分重要，如果基層薄弱空洞，這個國家遲早要垮臺。沒有一個國家是僅僅依靠著少數精英，就能夠完成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型的。所以早大要培養全日本的村長。此外，這位主張自由民權的校長還有個想法，就是培養媒體人，讓他們陳述事實，監督權力。這也是今天早大校友遍布日本媒體界的遠因。

在到早大讀博之前，我還在慶應義塾大學短暫停留。學校東館門上有句話，我印象很深刻，“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強調了一種平等的精神。在上一篇專欄里，我們提到過日本“一億總中流”的社會結構和共同體社會理想，因為平等所以平穩。而平等很大程度上又體現為教育之平等。

日本新舊兩版《教育基本法》均明確“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在很多國家，這只是一紙具文，但在日本，它十分接近于事實。根據經合組織2015年的數據，日本是教育平等水平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學生學業表現受其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不大。孩子們不會因為家里窮就上不起學，得不到有質量的教育。 當然隨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經濟條件對學生的影響會越大，比如忙于生計的父母無法輔導孩子學習，也無法支付補習班的費用。根據最新的一項教育支持計劃，日本政府將為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提供學費減免和獎學金，年入不到270萬日元（約17萬人民幣）的家庭的孩子上國立或公立大學學費全免，上私立大學的話，也可減免多達70萬日元（人民幣約4.5萬元）的費用。

我曾問早稻田大學總長（早大校長）奧島孝康好大學的標準，他不假思索道：“好大學的學生來自全世界。”在我看來，這個“全世界”不只是說沒有國別的歧視，更道出一種開放的學風，使得包括我在內的不同信仰、門第、性別、國籍的學生受益。

當然，日本教育體系也有它的問題。比如，多年的低出生率，給許多學校尤其是私立學校帶來招生的壓力。以高等教育為例，200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當年滿18歲的年輕人的人數曾穩定在120萬人左右，近年這個數字開始下行。而平成時代大學的數量較前代增加了不少，這就帶來了招不到學生的問題。由于私立大學的預算幾乎都來自學費，招生率不足給這些學校的運作帶來極大的財務壓力。為了提高招生率，不少學校又不得不放低招生標準，進而拉低學校整體的學術水準。如此惡性循環。

博士讀完后，我留在日本教書。這些年，大學里有些東西悄然改變，人們不再像昭和時代那樣野心勃勃，卻開始關注一些更深層次的價值，比如“個人尊嚴”，比如“對生命與自然的熱愛”。有些東西還是那樣，知識分子們不肯呆在象牙塔里，繼續關心著他們的社區與地方自治 。有一次，我帶著幾位中國留學生參加八王子地區的居民防災訓練，他們對這全新的體驗都感覺“不錯”。

-----

作者劉迪，系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