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9）年5月下旬，有幸邀請到法國著名史學家阿多格（Fran?ois Hartog，1946-）教授到“中研院”參訪。他做了兩次意味深長的講演：“歷史在西方已變成記憶之所嗎？”（Has History in the West Become a Place of Memory?）和“迎向嶄新的歷史情境”（Towards a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均發人省思。

為盡地主之誼，我們特別安排兩次餐敘，一次為素食午餐，一次為葷食晚餐。個人緣被安排陪坐阿多格之側，遂多有交談的機會。平心而論，餐飲品質一般，但居間的對話卻是含金量頗高的學術交談，或許值得一志，作為留念。

阿多格原以專攻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聞名，和個人年輕時的興趣頗有相通之處。因此話匣一打開，雙方便滔滔不絕，枉顧大部分的佳肴。雖然哈多格教授在兩岸享有相當的知名度，但此番若非透過戴麗娟博士的推薦，失學已久的我還真不知曉此翁的大名。

戴博士本身的指導教授乃是當今法國歷史記憶研究的表率——諾哈（Pierre Nora，1931-）。阿多格與他并駕齊驅，同為當今法國史壇的標桿人物。戴博士本人則不愧為乃師諾哈的高足，其法文著作曾勇奪法國海外科學研究院之Luc Durand-Réville大獎（2011），為史語所世界史的研究先馳得點，讓同仁引以為榮。其實本所在歷史記憶研究方面，已有人捷足先登，例如現任王明珂所長，雖學承有異，尤擅長擷取歷史人類學相關的概念與資源，分析西南中國“少數民族”的聚散形態，其豐碩的成果飲譽學界，有目共睹。

阿多格雖已從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退休，但目前仍擔任法國高等師范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學術行政委員會的主席。后者乃是法國學術精英的養成所，也是我個人心儀已久的學術圣地。稍舉數例，其重要性即不言而喻，若大名鼎鼎的薩特、福柯、德里達、布迪厄等，大師輩出，在西方學壇各領風騷、光彩奪目。趁此機緣，我便大膽請托阿多格教授向該學院領導者轉達未來彼此學術合作的可能性。果不出其然，對方即表示歡迎之意，令人喜出望外。這是后話了。

首先，阿多格澄清他并未做過德國學者科塞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研究助理。之所以有此誤傳，乃是通俗維基百科所訛載（迄2019年5月31日猶為如此）。按，科氏以探討“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著稱。但阿多格教授并不諱言他的學說曾受到科氏著作的啟發。

他樂意被歸類為“反思性的史家”（reflective historian）。在人文學術界，他以闡發“歷史性運作機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的概念聞名，而解放了蘭克以降閉鎖于文本里頭固定靜止的史實。于他而言，所謂的“史實”，乃系隨著行動者或觀察者當下立足點（presentism）而異，因此恒呈變動不居的狀態。

回想在哈佛讀書的情境，有次會議里碰到大家利科，他竟一時激動大罵結構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乃是“白癡！”（idiot）。當時甚詫異難解。阿多格則解釋道：“他們兩位的思想本來就南轅北轍，彼此對立的。”我們又聊到他評論過的歷史人類學家——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的《歷史之島》（Islands of History）里的夏威夷土著和庫克船長。雙方對他們的際遇，因為不同文化所導致不同的歷史理解。天南地北，東扯西聊，很是暢快。

在座有人發問，誰才是二十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史家？阿多格沉吟了一下，回說：“依我之見，二十世紀最了不起的法國史家莫過于布洛赫。”個人則以為，同為年鑒學派創導者的費夫雷（Lucien Febvre，1878-1956）應與其不分軒輊。惟布氏在二次大戰因參加地下反抗組織，而為德軍囚禁、槍殺的悲劇，更添學者的同情與注意。阿多格亦甚推崇年鑒學派第二代掌門者——布羅代爾的文采斐然。這點我倒是略感意外。一般理解布氏乃傾向（社會）科學史學，而殊少留意他行文的精彩之處。

既然是交談，便有來有往，阿多格教授遂問我，所學為何？我答道年輕時曾疏理過十九世紀日耳曼史學思想——歷史主義（historicism）。他立即直搗核心，問我如何處理蘭克。由于多年前有位美國史學史名家伊格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也質問過同樣的問題，我遂胸有成竹，照本宣科作答一番。按，蘭克未曾有系統性史學的專著，他的史學概念影響雖大，卻散布在斷簡殘篇之間，或者其專著的序言等。東西不多，但要串在一起倒是煞費功夫。由于阿多格關注“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發展，我便湊合說起前一陣子也以蘭克為出發點探討了普遍史、世界史及全球史的演化。

我又說近年主要聚焦“孔廟文化”的研究。我遂稍作推衍道：迥異于往昔遵循恍兮惚兮的理論或教義觀念，我聚焦“神圣空間”（holy ground）的觀點，以呈現儒教的諸面貌，尤其是其宗教性格。我著意擇取基督教的“圣徒”（saints）封圣制和儒教“圣賢”（sages）從祀制予以比較，阿多格果然興趣盎然。

為了探索上述的問題，我曾在1997年赴巴黎，實地考察該地著名的教堂。例如：近日慘遭火吻的圣母院，造訪尤頻；所以一旦目睹電視轉播的火勢融融的現場，便感同身受，痛心異常。我又提到曾去參訪圣丹尼大教堂，由于忘神過了開放時限，差點被關在地窖里面，和歷代法國國王與王后的遺骸共度漫漫長夜。幸虧另有一對新婚的美國夫婦從地窖鐵門呼天喊地，方驚動守院的神父前來開門，放出驚魂未定的我們，蓋夜幕已低垂。其他陪客哄堂大笑。又另位法國學者好奇問我，為何研究孔廟？我便不厭其煩把過去締結良緣的“佳話”重述一遍，復惹得眾人捧腹大笑，全桌其樂融融。

阿多格對法國漢學不算陌生，也認識謝和耐和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1928-），兩位均為當今法國漢學界的泰斗。或許因此之故，他對甲骨文甚感興趣，以為是中國史學之源。遂安排他去參訪史語所文物館，并在甲骨文特藏區拍照留念。臨別，院方還送了他一條繡有甲骨文文飾、別有特色的領帶。

阿多格雖已將其著作版權交予大陸某一出版集團，但處理不易，頗有難產之虞。其實，“難產”即是榮譽。為權宜之計，我遂建議他試著找自己學生迻譯，先出版繁體字版較有效率，俾便早日嘉惠士林；他覺得甚為可行。謹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