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深圳福田京基御景華城小區發生玻璃窗墜落事故，一名5歲男童被砸傷。畫面中，媽媽慌亂抓狂，小孩奄奄一息，令人不忍目睹。目前孩子已送醫搶救，還未脫離生命危險，希望能挺住。

高空墜物砸傷人的悲劇經常發生，血的教訓應該吸取。刮風下雨時，要么離高樓遠一點，要么貼著樓下走——此次悲劇中的窗戶就是落到外墻的1米之外。據報道，起因是住戶開窗導致窗戶墜落。所以，還要排除自家的隱患。現在在樓外安裝空調外機的很多，支架長年累月暴露在風雨中，隱患很大，砸到人是悲劇，自己也要賠償一大筆錢。好好檢查一下，對人對己都負責。  

但這起悲劇背后，更系統性的問題是中國城市小區的老化。該小區2005年建成，已經過了15年，很多東西已老化了，6月初就發生過墜物事件，所幸沒有傷人，不想意外再次發生，釀成慘劇。居民自家的窗戶都如此老化，不難預見，那些公共設施的老化就更加厲害，也很可能無人管理。 

前不久，一篇《小區走向衰敗》的文章在社交媒體刷屏。作者居住的小區建于上世紀90年代末，房齡已有17年，各種設施已嚴重地衰敗了。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很多小區過了十幾年，就綠化帶雜草從生、暖氣不達標、門禁虛設，更嚴重的是電梯經常故障，以及類似窗戶墜落，外墻瓷磚、附屬設備跌落等嚴重事故。 

小區像所有的事物一樣，有自己的生命。剛剛建好時一切欣欣向榮，但物理上的折舊不可避免地發生，逐漸毛病百出。從社會規律上看，一個小區最初按照地段、價格設計，購房和搬進來居住的人都差不多。隨后時間的推移，大家的年齡在變，從最能掙錢的青壯年進入老年，經濟情況也在發生變化。當小區設施變得破敗之后，經濟條件較好的居民會率先搬離，房價與房租都會隨之下降。然后，搬進來一些經濟基礎和對生活要求都低一些的人群。如此幾次，小區就會陷入一個負面反饋，最終加速衰敗。 

其實這就像佛家說的“成住壞空”，加速衰敗之后，進入“壞”的狀態，房價下跌，拆遷變得容易，開發商接受，小區拆掉，空空如也，又進入下一個階段。實際上，這就是西方一些較早進入城市化的國家與地區的狀態。不僅一個小區如此，整個社區也是如此。 

不過，小區的生命周期，時間跨度大得多，應該以幾十年為單位，但目前中國小區的衰敗卻在十幾年之間。這不是正常的衰敗，而是“早衰”。這里面有更為具體的原因。 

首先，小區的各種設施，可以視為公共資源，這難免出現“公地悲劇”的現象。比如，小區草坪，大家都不愛惜，有些人在上面踢球，對草坪的消耗極大。再比如，“搭便車效應”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簡單地說，人們都指望別人出力、出錢去協商解決問題，自己什么都不用干，反正公共資源擺在哪里，自己用就可以了。此外，中國小區內往往存在大量的出租房，業主不住在小區，租客也不是長期居住，對公共資源都不在乎。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就造成小區物業費難以跟隨物價同步上漲，甚至于難以收上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政治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針對公共事物的治理這個世界性難題，提出了“公共池塘資源理論”。她認為，人類雖然存在許多的公地悲劇，但在私有的市場制度與公共的國家管理之外，人們可以通過公共性組織起來，在公私之間找到一種機制，在“存在著搭便車和逃避責任的誘惑的環境中”，使人們取得有效的公共治理。 

但是，這些組織化需要一定的公共性。毋庸諱言，中國人缺乏這種公共性，這就會導致組織、協調的成本很高、挑戰很大。比如，開會協商，別說遵循羅伯特議事規則，就連知道這個概念的人都是少之又少，開會七嘴八舌，往往不歡而散。這個時候，一盤散沙的業主根本無力維護小區。比如，換電梯需要提取公共維修基金，但提取又需要成立業委會，而成立業委會需要成功召集由一半業主參加的業主大會。且業委會成立后，還需要2/3業主同意，才能動用公維基金。

公共維修基金，是一筆已經交過的錢，可以視為公地，本該是加速消耗的，但即便如此，由于提取所需的一致性，這其中的協調、妥協，對于國人的公共性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中國的小區業主很難翻過這個門檻。所以，現在大量的公共維修基金只能以低息的方式沉睡在銀行中。 

諸如小區窗戶墜落、電梯故障等致命問題，政府管起來或許是一個立竿見影的救急之舉。但必須指出的是，如果長期過度依賴于政府事無巨細的管理，中國人公共性差的局面仍將很難改變。從長遠看，小區的業主，應該學著自己解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