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佳楠

親愛的人：

這封信拖了很久，我惦記著你。

我在洛杉磯，但對這座城我完全喜歡不起來，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說自己喜歡城市，大概是喜歡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漫無目的地，看形形色色的人努力地生活。然而在洛杉磯，沒有人走路，更糟的是，這座城布滿了讓你不敢獨自行走的所謂的“壞街區”（bad neighborhood）。

南加大所在的街區就是這樣一個“壞街區”，而我來的就是這里。

我看到校區和周邊社區之間被鐵柵隔開，學校設門禁，有不同層級的安保、警衛日夜巡邏。雖尊重這種安全舉措，但我卻看到隔離，而隔離，是洛杉磯留給我最深的印象。

可能是我的問題，我不該在這所昂貴的私立大學找微波爐。為了加熱前一天從韓國城帶回來的剩菜，我一連問了七個在校生，哪里有微波爐，沒有人知道。

“大概在食堂有，雖然我從沒見過?！彼麄冎械膬扇苏f。

后來我是在學校官網的“緊急食品援助”頁面上看到的，食堂確實有，藏在墻角，一排垃圾箱的后面?；蛟S是我敏感，我的直覺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必需對另一部分人而言是羞恥。

我想到念過的美國公立大學，之前在英國念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微波爐都是擺在圖書館、食堂、超市等最顯眼的位置——先讓人看到，這是人的基本需要。

在微波爐之后，震驚我的是公交車。

洛杉磯人驕傲于他們的轎車文化，也驕傲于他們的高速公路，于是公交車便成了階層的標志。車上幾乎看不見白人，而是清一色勞工階層。一位南加大教授跟我說起他女兒，考上大學的時候因為不想開車，想坐公交或地鐵，這可嚇壞了她的媽媽，她一直在問：“你說說看，一個17歲的金發姑娘，坐公交到底安不安全？”

聽完這以后，我開始意識到，洛杉磯人常說的“好街區”和“壞街區”首先是“富區”和“窮區”。又因為“好街區”的人不需要去“壞街區”，而后避免去“壞街區”，所以那里就成了無政府的黑暗世界。住在“好區”的洛杉磯人不一定感到，這座城是全美不折不扣的“黑幫首都”，這里有幾個在世界范圍內都令人聞風喪膽的幫派。而這些毒販和殺手，最初不過是失足少年，是衰敗的街區，是毒品、槍支、洛杉磯警署的腐敗、市議會的長期漠視，讓他們得以壯大，以致失控。

亡羊補牢，卻步步維艱。2002年年末，讓紐約犯罪率銳減的爭議性人物威廉·布萊德利被任命為新任的洛杉磯警務署署長，他希望在黑幫林立的洛杉磯東南區復制自己的傳奇?？墒?，在接任的第一年，黑幫活動反而更加猖獗，這一區的謀殺案數量也再創新高。他找到的首要原因是警力不足。2003年，紐約有四萬警察，洛杉磯只有九千，而且主要的警力都駐扎在“好區”。布萊德利向市議會要求增加警力給“反黑組”，議案被無情否決。

“最關鍵的問題是，住在好區的人是不是希望整座城市都變得安全？”一名負責東南片區的警員質問說。

“同情！”另一位警員對記者大喊，“我們希望洛杉磯人有同情心?！?/p>

—如果連這部分人的存在都看不到，怎么會有同情心呢？

來洛杉磯之前，我從不知道一些我習以為常的東西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在艾奧瓦的同學，來自紐約的弗蘭基說：“因為要搭乘地鐵，每天早上，富人、窮人、白人、亞裔、拉美裔、黑人都要擠在一起，不管我們是誰，我們同坐一條船。你在街上行走，和人擦肩而過，就算你看到乞丐，你也必須從他們的身旁跨過去。那些時刻，我們同是紐約人?！?/p>

凡此種種，讓我在南加大的教室里坐不下去，我對老師說，我要去看看鐵柵外的世界，我要寫寫鐵柵外的人的真實生活，能不能給我一些建議？

他們說：去圖書館，博物館。

他們還說：乘車去市中心，那里安全，這里附近危險。

我很快便知，他們也是自絕于鐵柵外的人。

2019年6月6日，洛杉磯街頭的無家可歸者。視覺中國 圖

來到洛杉磯的第二周，我沒再去上課。后來發現，要了解鐵柵外的生活沒這么難，只要走出鐵柵就好了。這是我原先在上海定海橋想做的事，這是我原先采訪下崗工人的子女時想寫的東西，在上海都失敗了，在洛杉磯反而成了。

很簡單，從每天走三公里路上學開始，從去同一個街邊攤販那兒買早餐開始，從去教堂和人搭訕開始，從嘗試聯系撰寫相關文章的記者開始，從每一次等公交車的時候和人微笑寒暄開始，從學習西班牙語開始……

就這樣，神父跟我說起他親歷的1992年洛杉磯暴動，一位老教授帶我逛校園，告訴我每一棟建筑背后的故事，一位詩人帶我去了全加州犯罪率最高的街區，一位大家公認的“這個時代少有的真正的作家”愿意接受我的電話采訪—更多的信息來自尋常百姓，來自每天賣給我早餐的拉美裔大媽，來自一同排在隊伍里的拉美裔勞工，來自大學周邊遭驅逐的租戶，來自帶領租戶維權的年輕人……

這也就有了“正午故事”刊登的這篇洛杉磯隨筆。

因為我掌握的材料太龐雜，而且每天都在跟新的人交談，去新的地方，閱讀新的資料，所以有很多東西沒放進去，也放不進去。比如說，我確實看到了“全球化”和“社區責任”之間的矛盾。還是以南加大為例，其實這所大學一直力圖扭轉“貧民窟中的富人島”形象，自20世紀90年代就推出“社區學術營建”項目。針對洛杉磯東部和南部的低收入家庭，參與的學生必須在申請大學前的連續七年每周一到周五都到南加大來上兩小時的補習課，每周六上午則補四小時，家長也必須每兩周參加一次周末培訓，所有補課不收取任何費用，如果堅持完成，并且符合南加大的錄取標準，則可以得到全額獎學金。

這個項目一直都在，但有趣的是，學校有老師以為停掉了，因為以前感覺這批學生存在，而今感覺不到。這又是為什么？

在校方的說明里，我看到這樣的數據：“每年都有一千名學生參與這個項目。從1997年第一屆畢業生至今，共有1040名學生完成了這一項目，其中82%入讀了四年制大學，35%入讀南加大?！逼叫亩?，數據并不可喜，撇開貧困家庭的學生要完成這個項目的現實難度不說，如果考慮到近二十年來大學招生人數的膨脹（2017年南加大錄取19000名本科新生、26500名研究生新生），這一項目并沒有相應擴大。

后一天，我坐在學校的圖書館前自修，突然起了興致想數數一天會有多少個校園游學團，僅從上午的9點到11點，我身邊共有7個游學團經過，很多是中國面孔，穿校名T恤的南加大學生帶領著這群稚嫩的臉龐游覽校園，每一列隊伍都會在文理學院門口停留，參觀者一齊看向懸掛有各國國旗的回廊，每位學生導游的言談舉止都如一個模子刻出來一般：“這棟是達娜和大衛·多恩塞夫文理學院，但我本人喜歡叫它國旗大樓，你們可以看到學校非常重視全球文化多元性，每年國際學生的占比超過20%。”

在南加大的官方網站上，我找到了學校的戰略定位——“藝術、科技和國際商務的全球中心”。多元文化是如今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有了這層名利雙收的華麗外衣，何須急著擴大那個人力物力耗損嚴重的“社區學術營建”項目呢？

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想。但我確實看到了大學周圍的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看到了窮人遭驅逐的事實。

很多年前，國內在質疑高校是否能培養作家的時候，我其實已經明白大家質疑的不僅是技巧會否導致匠氣，更在質疑高校的圈養會否把作家拔離現實的土壤。

我的答案是“會”，但不僅是高校，辦公樓、門禁森嚴的公寓、轎車，種種都是。

我也想到之前在上海為何做類似的事會半途而廢，因為當時的我就是現如今我在教室遇見的同學，喜歡鐵柵之內的安全，喜歡空調的舒適，喜歡干凈漂亮的衣服，喜歡大家晃著咖啡說著可有可無的話，喜歡把時間用在跟社會層級更高的人打交道——容我把這叫作“心智的中產階級化”，當我們整日坐在咖啡館，自然只能寫“咖啡館文學”。

我不是說小說非得寫實，而是缺乏現實土壤的小說很容易淪為說教。比如我這次在暑校遇見的非裔同學，她想要寫一部有關20世紀初得州黑人牛仔女孩的長篇。

我問，為什么，你來自得州？

她說不，她住在離學校兩條街遠的地方。是因為從沒讀過黑人牛仔的故事，更沒讀過黑人牛仔女孩。所以想寫，肯定很酷。

我憋著心里的話沒說：20世紀初的得州有沒有可能存在黑人牛仔女孩呢？

當然，每個人的文學觀存有差異，對很多人來說，在政治正確的旗幟下，有著重塑現實的迫切性。然而這種重塑會不會成為一種宣教？他們用這種準繩來衡量過去的作品會不會是另一種審查？他們呼吁建立的發表少數族裔作家作品的平臺會不會只是慈善行為？

美國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說：世界上沒有英國小說和美國小說，只有好小說和壞小說。

好和壞對我來說很容易分辨，就是能不能打動人。而要能夠打動人，必須扎根于現實的土壤。

土壤是泥濘的，也可能是危險的。詩人邁克和我在雷默特公園（Leimert Park）行走的時候，確實招惹了一些瘋狂，幸而沒什么事。我每次出去“探險”，都跟一位昔日的學生報備，雖然如果遇見什么麻煩也是鞭長莫及。

不過，我有一天在博物館里忽然參透了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的差異。博物館二樓有人造的熱帶雨林，模擬了環境和聲音，也讓你走進去有幾分“嚇絲絲”的感覺，但你知道這是假的，你知道你不會遭遇真正的危機，所以也不會感到真正的恐懼。而寫作，是要獨自去感受那所有的情感，我知道天才可以不出書房就感受到一切，我不是天才，我需要那片現實的土壤。

我在洛杉磯還有最后一周，找到了一位當地朋友后天帶我進全美最大的露天貧民窟Skid Row逛一逛，還有個更瘋狂的念頭，現在還沒實現，就是借幾頂帳篷，找幾個年輕的朋友一起在街頭露宿一宿。

城市還是有城市的樂趣。

是我。

作者簡介

錢佳楠，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美國艾奧瓦作家工作坊創意寫作（英語）藝術碩士，曾任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IB中文教師，美國獨立文學網站The Millions特約作者，散文、小說見于《紐約時報》等，2011年獲第34屆臺灣時報文學獎。出版有短篇集《人只會老，不會死》、長篇小說《不吃雞蛋的人》等作品，譯有《粉紅色旅館》?，F任教于美國艾奧瓦大學。

本文選摘自《有些未來我不想去》，錢佳楠著，青橙文化策劃出品，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