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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橋經驗”法院升級版:訴源治理奏效,有法院收案現負增長

澎湃新聞記者 林平
2019-06-14 10:01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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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法院把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為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

“訴源治理”減量工程奏效。有的法院案量增長勢頭得到遏制,甚至出現收案量負增長現象。

以浙江省為例,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悉,今年1至5月,浙江省法院收案73.9萬件,同比下降0.7%,系近10年來首次同比下降。而在過去5年間,浙江省法院收案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至2017年攀升至171萬件,收案量位列全國第二。

當大量矛盾糾紛持續涌入訴訟渠道時,案件存量消減困難往往成為法院面臨的一大難題。在司法改革進程中,“訴源治理”亦是破解難題的重要途徑。

新時代“楓橋經驗”:訴源治理,引導當事人選擇非訴方式解決

6月12-13日,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在江西南昌召開,32家高院院長(副院長)圍繞上述“訴源治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議題展開經驗分享。

截至2018年底,各級人民法院共建立特邀調解組織1.8萬多個,選聘特邀調解員6.5萬余人,接受法院訴前委派調解案件166.3萬件,調解成功案件70.6萬件,調解成功率42.4%。

澎湃新聞注意到,自2015年以來,各地法院深入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著力提升化解矛盾糾紛能力水平。

比如, 2018年以來,湖南省通過人民調解等方式在訴訟外化解矛盾40余萬件,全省87家法院設立了訴調對接中心,特邀調解組織264個,通過法院調解、委托和委派調解等方式化解糾紛約16萬件,占收案數的13.8%。

在重慶,“駐院調解工作室”引導當事人選擇非訴方式解決糾紛,分流化解率達18%。通過訴調對接,妥善化解重慶鋼鐵破產重整案3900余件關聯糾紛,促成百年重鋼涅槃重生,扭虧為盈。

糾紛解決渠道從“一枝獨秀”走向“百花齊放”。今年2月,最高法院在發布的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綱要”進一步指出,要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訴源治理”機制,實現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

澎湃新聞觀察到,早在2012年,最高法院即在部分地方法院部署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試點,“與訴訟相比,調解、仲裁、裁決等非訴解紛方式有著簡便快捷、成本低、效果好等優勢,人民群眾對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需求愈顯迫切。” 最高法司改辦主任胡仕浩說。

吉林經驗:將訴源治理納入績效考核,“門診式”訴前解紛

吉林省是案件小省,案件總量僅占全國法院的1.8%。

為健全多元解紛機制,提升訴源治理成效,吉林法院作了一個決定:將訴前調解納入審判管理系統,將訴源治理工作納入績效考核體系,增強法官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

不僅如此,吉林法院還推行“門診式”訴前解紛模式,全省93家法院均配備程序分流員,建立遞進式案件過濾通道,構建立案前多元化解、立案后“分調裁審”解紛模式。

數據顯示,去年以來,吉林省法院共訴前調解糾紛55879件,調解成功率64.9%;一審民事案件調撤率52.6%,簡易程序適用率達到82.3%。

浙江樣本:遞進式解紛新體系,收案出現負增長

近年來,浙江法院把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為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主動將人民調解、行業調解、律師調解等各類調解資源匯聚到訴訟服務中心,由法院主導形成一站式、多元化的糾紛化解平臺。

但實踐證明,僅僅由法院主導的這種糾紛多元化解模式不能解決案件大幅增長的趨勢。

數據顯示,近5年來,浙江省法院收案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至2017年攀升至171萬件,增幅14.8%,收案量全國第二,法官人均結案314.9件,名列全國第一。

為此,浙江開始倡導“社會調解優先,法院訴訟斷后”的遞進式矛盾糾紛分層過濾體系,總結推廣了永康“龍山經驗”、舟山“普陀模式”和“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構建起分層過濾、開放融合、網上網下、銜接配套的遞進式多元糾紛解決新體系。

比如,在“普陀模式”中,速裁團隊對部分訴前調解不成的案件,在征求雙方當事人同意后即時開展立案速裁;其余案件“二八分流”至難案團隊和簡案團隊。通過線上線下對接聯動實現司法兜底保障,讓人民群眾解決糾紛“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

“訴源治理”效應漸顯。2018年,浙江法院收案增幅由2017年的14.8%下降至3.4%,系近年來首次出現個位數增長,案件大幅增長的勢頭初步得到遏制。

另一項數據顯示,今年1至5月,浙江省法院收案73.9萬件,同比下降0.7%,系近10年來首次同比下降。

改革法治化:推動全國立法,授權調解前置程序試點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雖已建立但功能發揮不充分。”最高法立案庭負責人錢曉晨坦言,這一制度還存在機制不健全、發展不平衡、專業待加強、在線調解平臺應用推廣不充分等問題。

與此同時,改革也需于法有據。從實踐看,調解前置程序試點只有獲得法律授權,才能有效突破改革瓶頸。

現實的情況是,由于法律依據不足,改革的紅利難以完全釋放。基于此,最高法將著手推動調解前置程序試點法律授權,進而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全國立法。

在地方立法上,山東、安徽等地走在前列。澎湃新聞注意到,2016年,《山東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即已推動出臺,《安徽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也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此外,為深入總結各地法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經驗,安徽省法院還出臺23個文件規定。

在吉林,《吉林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已于5月下旬經省人大常委會審議,年內即將頒行。四川省人大也即將啟動《四川省多元解紛促進條例》的“三讀”程序。今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已將“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促進條例”納入了立法計劃。

此外,黑龍江也在推進這一立法工作。與此同時,黑龍江高院還推動省委政法委將訴調對接指標納入地方政府綜治考評,與11家省直單位聯合發文建立訴調對接平臺,與省司法廳聯合推進法律援助全覆蓋、律師調解全覆蓋及公證參與司法輔助事務工作,不斷健全多元解紛制度機制。

    責任編輯:蔣晨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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