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9日，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成一農教授做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進行了一場題為“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和‘疆域觀’及其轉型——跳出現代語意陷阱，回歸‘中國’話語”的講座，從古人的天下觀、中國古代“天下觀”和“疆域觀”的轉型以及跳出現代語意陷阱，回歸“中國”話語這三點出發，分享了自己對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和“疆域觀”及其轉型的一些思考。講座由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晏昌貴教授擔任學術主持，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第三會議室舉行。

成一農教授從“空間秩序”、“領土”和“疆域”的概念出發，提出空間秩序是構建的。他具體以現代世界地圖中，中國版圖在世界地圖中的位置為例，來闡釋空間秩序是如何被構建的。并進一步提出學術認知具有時代性，隨著時代的變化，學術認知所關注的重點，解釋的方式都會隨之變化。所以空間秩序的構建也會隨著時代而變化。接下來他對于“領土”和“疆域”兩個概念進行了反思，一般認為疆域，就是一個國家或政權實體的境界所達到的范圍，而領土則是指在一國主權之下的區域，兩者的主要差別在于領土是以明確的主權為根據的，但疆域所指的疆界就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權歸屬。不過遺憾的是現在很多著作都看不到兩者隨著歷史的演進在概念上的明確的變化。

在厘清這些基本概念之后，成一農教授重點談了三個問題，分別是古人的天下觀、中國古代“天下觀”和“疆域觀”的轉型以及跳出現代語意陷阱，回歸“中國”話語。

一、中國古人的“天下觀”

中國古人的“天下觀”的主要內容是怎樣的？成一農教授引用唐曉峰教授的《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一書中所描述內容并加以闡發認為，在周朝及其之后的“天下觀”中，世界是由“華”和“夷”兩部分構成的，其中“華”無論在文化、經濟還是在政治上都占有絕對主導地位，是“天下主”，或者這個世界是圍繞“華”展開的。

這種對于“天下”的認知投射到地理空間，古人認為“華”應當占據著《禹貢》中記載的“九州”之地，且由于這里是“諸夏”所在，因此可以稱為“中國”（當然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中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而“九州”的具體地理空間，在《禹貢》中有著記載，但由于構成其邊界的一些地理要素在歷代一直存在爭議，因此實際上也就無法確定“九州”明確的空間范圍。但其大致的空間范圍卻是可以確定的，即大致相當于明代兩京十三省或者清代十八省的范圍，對此，現存宋代之后大量《禹貢》圖有著與此大致相近的地理范圍也證明了這一點，且所有這些地圖都沒有繪制明確的界線。不過雖然“華”“夷”兩分，以“華”為主導，但兩者結合才能構成“天下”。

那么，古人的這種“天下觀”又是怎樣實踐的呢？成一農教授分別從中國古代正史地理志和官修地理志入手加以解釋。他提出《地理志》記載的基本是某一時期王朝直接控制的土地，其中即包括華，也包括夷，可以理解為是某種“寫實”。而在正史的列傳部分則包括了不完全受其直接控制，甚至只是有著或者曾經有著朝貢往來的“夷”，從這一點來看，這顯示了后朝所追溯的前朝的“天下”。官修的地理志又是另外一個面貌，在《太平寰宇記》 《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中，除了王朝直接管轄的土地之外，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不屬于其直轄的“夷”，并包含了有著朝貢關系的“夷”。由此，它們實際上表現的是“天下”。當然由于對“夷”的輕視，因此無論是正史還是官修地理志中對于它們的記載都很簡略。

通過上述的分析，成一農教授對古人的“天下觀”總結道，在中國“華夷”構成的“天下觀”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認知之下，古人的“疆域觀”實際上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囊括“華夷”的“普天之下”。第三個層次是“九州”、“中國”，“九州”、“中國”是“中國主”所應當直接領有的，而這是王朝成為正統，由此可以號令華夷的基礎條件之一。此外，在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實際的第二層次，即王朝實際控制的地理空間，且受到第三個層次的影響，王朝應當占具有“華”地，然后通常還占有一些“夷”地，或者與周邊某些“夷”地存在明確的藩屬關系，由此某些時候，王朝也往往可以將其自己稱為“中國”，由此“中國”一詞的空間范圍也就超出了“華”和“九州”。在這一語境下的“中國”實際上是“華”的“中國”的擴展。要強調的就是，在這一“天下觀”下，由于不可能存在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觀念，因此更沒有可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疆域”的概念。

但以往的很多研究往往意圖使用現代意義的“疆域”的概念來解讀或者理解這種“天下觀”下各朝對于土地的控制，以至于產生一些內在矛盾，即在這一“天下觀”下，不僅不可能存在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觀念，也沒有可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疆域”的概念，那么從現代意義的“疆域”去解讀和理解這種“天下觀”下各朝對于土地的控制顯然是不可行的。不過因為都使用了“國”、“疆域”、“界”等術語，這種字面上的統一性使這種內在矛盾被很好的掩蓋了起來。

二、中國古代“天下觀”和“疆域觀”的轉型

成一農首先回顧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提出以往關于中國古代“天下觀”和“疆域觀”的轉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轉型發生在宋代，如葛兆光認為，“具有邊界即有著明確領土、具有他者即構成了國際關系的民族國家，在中國自從宋代以后……已經漸漸形成”，“在宋元易代之際，知識分子中‘遺民’群體的出現和‘道統’意識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說反映了‘民族國家’的認同意識。”二是認為《尼布楚條約》中使用的“中國”已經具有了一個近現代主權國家的含義。

成一農教授則認為轉型應當是在清朝后期，甚至晚至19世紀最后二十年及20世紀初。他認為清代后期中國與歐洲列強的沖突可以看成是兩種“天下觀”和“疆域觀”的沖突。而在這場沖突中，處于上升期的歐洲列強，戰勝了已經過了王朝強盛期，制度日趨僵化、日益缺乏開放性和進取心的清朝，由此在對撞中，“中國”傳統的“天下觀”的崩潰也是必然。但由于這種“天下觀”深入“中國”文化的骨髓，且在這種“天下觀”中“中國”長期居于統治地位，因此在受到如此沖擊之下，依然花費了近百年的時間才將這種“天下觀”拋棄，傳統的“疆域觀”也隨之消逝。

這種轉型發生之后，當時清朝實際控制的土地也就成為主權國家的疆域，因此從這一層意義上來看，中國的疆域是這一時期才形成的，因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謂的中國的疆域。

三、跳出現代語意陷阱，回歸“中國”話語

成一農教授強調目前“天下觀”和“疆域觀”研究中的很多術語都是外來的，如國家、疆域、國界等等。雖然中國古代已有相關詞匯，但我們研究中所使用的這些術語卻是在近代被用來翻譯西方術語的。簡言之，就是用中國古代的詞匯表達著西方現代國家有關的概念。這樣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并無不妥，但如果運用到研究中則會帶來的混亂，即我們在古代研究中使用這些術語，會讓我們自己和讀者誤認為這些詞匯表達的現代涵義在古代也是存在的。

他認為中國古代有國，但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中國古代有疆域，但沒有現代意義的疆域，只有在拋棄這些概念的情況下，基于傳統中國使用語境中的概念才能理解古人的“天下觀”和“疆域觀”，而這種“天下觀”和“疆域觀”在近代與西方建立的國際關系碰撞之后，業已逐漸瓦解，由此也在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以及“中國的疆域”。并強調在歷史敘述中，則應當跳出現代語意的陷阱，回歸“中國”話語，即在近代之前，只有“天下”、“華夷”、“中國”，并用這些術語對王朝的地理空間結構進行敘事。

成一農教授認為近代以來，在現代國家構建的過程中，中國的學者甚至民眾都自覺不自覺的用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的一些概念以及敘事方式來重新構建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的歷史。由于上文提及的翻譯的緣故，用來構建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歷史的詞匯使用的是“中國”的傳統詞匯，雖然在概念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但這種詞匯上的一致性，將這種重新構建的歷史與原有的歷史敘事的差異性掩蓋了起來。這樣構建的歷史實際上構建的是歐洲現代歷史學敘事下的“中國”歷史，其不僅抹殺了中國原有的歷史敘事方式，而且那些無法被納入到這一敘事方式中的“歷史”或者被抹殺或者被曲解。

在闡明講座要點后，成一農教授提到在研究中就本題目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四個問題即：《禹貢》所描繪的“九州”如何與“中國”、“華”對應起來的，并且如何以及具體在哪個時代被確立為經典地位；清末現代意義的“國家”、“疆域”概念的萌發及其過程；古人對于“九州”、“中國”范圍內“蠻夷”以及他們所占據的地理空間的定位和認知；結合“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疆域”、“國（家）”等概念進行討論。

在講座的最后，成一農教授強調將現代概念套用到古代需要特別注意，古代是否存在與現代概念完全對應的對象？可以在古代找到完全符合現代概念的對象，那么基于這些概念得出的認知，也是我們今天人的認識，而不是古人的認識，因此不能由此將我們今人基于這樣的認識得出的結論，強加給古人。最后，如果可以將我們今人基于這樣的認識得出的結論強加給古人的話，那么現實世界將變得毫無秩序可言。

（文稿經主講人授權并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