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稅制應該能夠具有幫助窮人致富的效用，但不能導致富人變窮。拉弗指出，日常生活中，“扶貧”的最佳辦法是給窮人創業和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和空間，但政府卻更熱衷于用高稅率懲罰和剝奪富人。在歷史上，政府通過高稅率來重新分配財富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先例。

一場晚宴與餐巾紙上的幾條曲線

1974年12月的一天，一群美國人匯集在首都華盛頓的一家名叫“雙洲”的餐廳里聚餐。這是一家古老而宏偉的餐廳，坐落在賓州大道上，與美國財政部大樓相對，跟白宮只隔著一棟建筑。當晚參加聚會的這群人里，有《華爾街日報》社論版副主編瓦尼斯基（Jude Wanniski）、白宮辦公廳主任拉姆斯菲爾德（Don Rumsfeld）和他的助手切尼（Dick Cheney）。還有一位，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博士。

拉弗，美國經濟學家，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

拉弗當時還是個年方34歲的小伙子，開始的時候他只是靜靜地坐在角落里聽旁人高談闊論。據在場的人回憶，當大家談到福特總統制止通脹和經濟脫困的計劃時，這位年輕的博士從口袋里掏出一支圓珠筆，隨手在一張餐巾紙上畫了幾條曲線，據說是用來說明稅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當時旁邊的人也沒多加注意，大家繼續吃飯、聊天，之后也就散了。如同那里舉行過的幾百場政治圈晚宴一樣。

歸齊還是編輯先生更敏感些。瓦尼斯基事后偶然想起了這件事，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Interest）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把拉弗博士隨手畫的那幾條線展示出來，而且給它起了個好聽的名字：“拉弗曲線”。這已經是幾年以后的事情了，卻引起了當初未曾發生的“共振效應”。小布什任內升任副總統的切尼回憶拉弗曲線產生的過程時說：“拉弗想要闡明的重點，正是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礎，那就是：減稅能夠改變人們的行為——人們會更加努力地工作，創造出更多的產值，我深信維持低檔稅率的重要性，我還相信這樣做能夠為政府提供出更多的稅收。在里根任期內，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成為供給學派的擁護者。”

這個當時還缺乏完整體系的、尚未發展成熟的“異端”學派，異乎尋常地受到美國政府的青睞，成為“里根經濟學”（又稱‘里根經濟復興計劃’）的主要理論依據。拉弗本人就是因為這幾條留在餐巾紙上的曲線而一舉成名，被奉為“供給經濟學之父”，亦成為自20世紀30年代“精品經濟學家”凱恩斯之后迅速施展政治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這一現象在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高稅率不一定增加稅收，低稅率不一定減少稅收

拉弗曲線有著不同一般的邏輯，這邏輯似乎只有用在稅收問題上才能夠成立，不懂或不愿費心觀察研究稅收問題的人，似乎很難一下子就明白這個獨特的邏輯：高稅率不一定增加稅收，而低稅率不一定減少稅收。

它從學術上闡述了這樣一個原理：導致零稅收的稅率一定有兩種，一種是零稅率等于零稅收——看似什么都沒說，其實不那么簡單，因為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情形：100%的稅率也會導致零稅收。因為如果政府把你的所得全部拿走，那你也就不會再去工作了。無人創造財富，也無人照章納稅了，政府收入來源就會枯竭。但實際上，人們為了生活還是要工作的，只不過他們不會再規規矩矩地申報納稅而已。

拉弗曲線闡述的另一個道理是，在零與百分之百這兩個稅率之間，有兩個稅率能產生一樣的稅收結果，即在較小的稅基上實施較高的稅率，以及在較大的稅基上實施較低的稅率。拉弗曲線并未斷定減稅會增加稅收還是減少稅收。稅率改編后的稅收額如何變化，還得看其他因素的影響，如稅收征管力度、法律的執行情況、稅負計算的口徑和時間，以及地下經濟的規模等等。

如果沿著曲線的走向觀察，你會發現左邊的縱軸越高，稅收不僅不跟著升高，反而會愈加遞減。理由很簡單：當稅率上升到過高的位置時，人們投資和創新的熱情肯定會下降，政府的收入自然會減少。那么什么是稅基呢？它不過是某種稅的經濟基礎，例如流轉稅的課稅基礎是流轉額，所得稅的課稅基礎是所得額，房產稅的課稅基礎就是房產的價值等等。說到底，影響稅負的最重要因素還是在稅收之外：工作熱情、投資動力和創新的積極性，以及人們為了做這些事甘愿承擔什么樣的風險等等。稅收與它們個個都密切相關。

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政策或輕稅機制以促進經濟增長，其實并非是全新的稅收理念，也說不上是激進的觀點。如斯密在《國富論》里的說的：“高稅率會阻止人們購買課稅商品，或鼓勵走私，而政府稅收反而不如稅率較低的時候。”斯密還說：“法律和政府的目的，是保護那些積累了巨資的人，使他們能夠平安地享受勞動成果。”

奧地利學派被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忠實傳承者，它的思想領袖之一米塞斯說，如果人們無法獲得本屬于自己的資本，那他們寧愿把它們毀掉。他指出：“人們通常認為這種沒收式的課稅只是有損于直接納稅的富人，很明顯，這是個謬誤。”他引用安?蘭德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故事說，石油家被政府掠奪，最后寧可燒毀他的油井，也不把財產交給掠奪者。由于資本額的減少，經濟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將受到阻礙，勞動生產率難以提升，工人的實際工資率也無法增加。

米塞斯，20世紀經濟學大師，被譽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

中國學者經常把凱恩斯劃為政府擴張和重稅主義的代表人物，可能是一種誤解。早在1931年，凱恩斯先生就指出：“稅負過高，反而無法達成當初增稅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耐心等待政策發生效力，則減稅要比增稅更有利于實現預算平衡。可是現在的政府對此持完全相反的態度，就像處于虧損狀態的企業主一樣，在經營業績下滑、虧損增加的時候，仍然傻傻地等待有利的核算結果出現，以為再度漲價才是明智之舉。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凱恩斯選集》1972年英文版）

拉弗的征稅六原則

這當然屬于看似直白、實則艱深的經濟學理論，直到今天很多學者仍未能解其中深意。歸結起來，拉弗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所闡釋的征稅原則主要有以下六條：

原則一，政府只要向某事物征稅，就會導致相關經濟活動的減少。具體說，會減損生產者和消費者所能獲得的市場盈余。這說明政府對工作、儲蓄和投資的課稅應當盡量壓低，才不致于妨礙這些活動的正常進行。而且事情還遠沒有到此為止。過高的稅率進而會中止一些本來可以繼續進行的交易，于是政府自身也會成為利益受損者。因為如果那些交易能夠正常進行，政府本來是可以征到稅的。曼昆在他的微觀經濟學里闡述的“無謂損失”原理，就是對這個理論的進一步詮釋。

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又稱死三角，指由于壟斷定價（monopoly pricing）、政府稅制等因素引起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得不到的那部分，使資源得不到最佳限度的分配。

原則二，最佳稅制應該能夠具有幫助窮人致富的效用，但不能導致富人變窮。拉弗指出，日常生活中，“扶貧”的最佳辦法是給窮人創業和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和空間，但政府卻更熱衷于用高稅率懲罰和剝奪富人。在歷史上，政府通過高稅率來重新分配財富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先例，而經濟增長卻會因此而受到拖累，國民所得被嚴重拉低，最終使每個人都變窮，區別只是誰更窮和誰最窮而已，如此經濟社會的發展將會失去動力。

原則三，高稅率對經濟損害大，但是在較高水平上降稅，比在稅率較低水平上的降稅效果更好，更能更有效地擴大經濟產出和稅基。拉弗先生不厭其煩地以數據分析的方式闡明這個道理，其對執政者的啟示是，亡羊補牢勝過一錯到底。減稅，或者說持續性地實行輕稅政策，永遠是正確的選擇。

原則四，過高的稅率終會導致稅收征收量的減少，這是拉弗曲線給人們的最重要的提示，這個結論也可以做反向的理解，即適時減稅，稅收收入不見得會減少，甚至反而會增多。上個世紀100年間，2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都出現過因減稅運動的發生而政府收入大為增加的案例。

原則五，理想的稅制應當具有較強的中性特征，盡量在不扭曲或拖累經濟活動原有狀態的情況下獲取稅收，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只是圍繞著稅率高低做文章，而是要想方設法地擴大稅基。只要稅基足夠大，政府完全可以將稅率維持在低檔的水平上，甚至可以考慮實行單一稅率。

原則六，稅收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應當有利于資本與人才的任意流動。正如拉弗所說的：“幸好，外門的城市和鄉村，沒有柏林墻的屏障，這意味著，人口和經濟資源可以自由遷徙到各行政區域去，從高稅負地區遷到低稅負地區去。”現在，拉弗的這個預言早就成為現實，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深刻地改變著這個世界，資本與利潤的流動性成為各國減稅的壓力。它證明了斯密早在200年前就指出的那個道理是成立的：低稅負國家的競爭力要遠高于高稅負國家。

拉弗曲線對中國的四點啟示

將拉弗曲線原理分析用來中國當前的宏觀稅負和企業整體稅負，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減稅與政府收入的減少不是一個概念，應將其區分加以認識，因為在稅率高端上減稅會導致稅收收入的增加，而不是減少，可是現實中學者們經常把它們混為一談。

第二，政府收入減少不一定是減稅政策產生的效應，也可能是前期政策不當消滅了一部分企業、稅基已然受損的表現，所以不能直接用來證明當期政策的成功，還要做具體分析。

第三，稅率未變，不一定企業稅負就輕，這也是部分學者用來批評別人的理由，但實際上還要考慮稅負轉嫁問題，如果是增值稅，還要看其獲得進項稅額是否充分，能否應抵盡抵；如果是所得稅，還要看費用扣除過程是否充分，能否做到應扣盡扣。

第四，征稅并不是征到企業關門倒閉的程度才算稅負過重，如果企業納稅后無法保持市場平均價格，或獲得市場平均利潤，即使稅率沒有改變，稅負就已然過重了，所以不能用企業尚未倒閉來證明稅負不重，而是應當把稅收禁區線劃在維持企業正常投資和創新的臨界點上。

這最后一點，是連拉弗先生也沒有解決的“諾獎”級別的問題了，但它卻是一個真實世界里的真實問題。

（作者李煒光為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大家的財稅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