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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為什么被“假精致”的生活掏空?
近日,《半月談》刊發了一篇文章,題為《歲月靜好還是一地雞毛? 假精致掩蓋下的“分裂人生”》,引來刷屏。該報道指出當前年輕人普遍存在的一種消費現象:小家電,非名牌不用;賞櫻花,非日本不“刷”;吃面包,非“全麥”不碰;選服裝,非“設計款”不穿……由此,不少年輕人超越自身實際,過度追逐所謂“品質生活”掩蓋下的預消費、高消費,無孔不入的“精致”透支錢包,掏空身心,侵蝕靈魂。
朋友圈里多位年輕朋友的轉載,或許也恰恰說明了報道引起他們的共鳴。引人深思的是,為何不少年輕人明明知道追求“假精致”的消費在掏空生活,卻依舊執迷不悟(抑或甘之如飴)?
過度消費,透支生活
越來越多的報告數據指出,這一代年輕人普遍存在透支消費的問題。
2018年8月,富達國際與螞蟻財富聯合發布2018《中國養老前景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年輕一代(35歲以下)人均收入6726元/月,月均支出4386元/月,收入8500以上達53%,其中56%的人沒有儲蓄,開始儲蓄的人中,每月儲蓄僅1389元。
融360在2018年8月發布的一個問卷調查報告顯示,“90后”已然占據著消費貸款用戶群的半壁江山,占比高達49.31%。在不含房貸和車貸的情況下,使用消費貸款用于日常生活消費的人群超過五成,占比50.17%。在貸款渠道方面,除了信用卡、花唄、白條等,超過一半的年輕人將手伸向網貸。甚至有28.57%的人使用消費貸,就是為了償還其他貸款。
年輕人之所以透支未來消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追求“精致”的生活,他們過度消費了。何為過度消費?顧名思義,消費過剩,或者消費遠超出自身能力。

《東京漂流》,[日] 藤原新也 著 ,黃大旺 譯,新星出版社2017年9月版
日本攝影師藤原新也在社會觀察隨筆《東京漂流》中對上世紀80年代日本社會過度消費現象的描述,也適合于用來形容時下年輕人的過度消費。比如用完即棄;鼓勵贈禮——情人節大甩賣、父親節大甩賣;鼓勵收集——洋酒瓶或大全集畫刊等;配件產品——照相機的拍照皮套等;制造機會——讀書周或蛀牙防治日;副用品化——第二個家或第二輛車;備用品化——備胎、燈泡等消耗品,或攝影底片等可囤積的商品;新款式化——就算還能用,也要追求新的款式……
從某種層面上說,為了“精致”而消費,是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消費能力提高的一種表征。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人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物質也高度發達,這使得人們的消費選擇更加豐富多元。與此同時,人們的消費觀念也不斷升級。第三次消費升級悄然來臨,消費者越來越傾向于“自我實現”,他們的消費更側重于新潮、時尚、健康、美以及個人的內心愉悅,消費的個性化、時尚化、智能化成為趨勢。這在客觀上也導致了商品更新換代速度的增快,以及人們“精致”消費需求的激增。
當“精致”被賦予符號意義
但很多人透支生活消費,根本上追逐的是只是面子上“精致”。消費社會的語境通過賦予商品和消費新的內涵,始終在不斷慫恿著人們的消費行為。
法國社會學家讓·波德里亞早就在《消費社會》一書中系統論述了大型技術統治集團是如何引起我們不可遏制的消費欲望了。其中關鍵的一點是,賦予物以符號意義。波德里亞寫道,“報刊雜志、電視網絡,所有的大眾媒體——基本上也就是你的生存背景——都在引導你購物”,“人們從來不消費物本身,人們總是把物(廣義)用來當作能夠突出自身的符號,或讓自己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
換言之,人們對物的消費并不止于“對物的使用價值的需求”,而更多的是在物的象征價值層面,進入“對符號的消費”(品牌、技術為商品帶來的價值經常遠高于它的真實價值)。
商品和消費具有怎樣的符號意義?美國社會經濟學家Amitai Etzioni在批判美國消費主義時,他借助“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了正常消費和消費主義的界限。他說,滿足生理、安全需求的消費是正常的消費,但試圖通過消費獲得社交(愛與歸屬感)、尊重、自我實現,則讓正常消費變成了消費主義。這正是消費主義的策略,他們在賦予商品和消費“愛與歸屬感、尊重、自我實現”的符號意義。
廣告中創造出無窮無盡的類似聯想——尊嚴、地位、希望、美麗、浪漫、懷舊或一切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可以通過購買某件“精致”的物品達到。仿佛買了某個“精致”名表,你就進入了上流階層,買一輛“精致”豪車,你就可以輕松贏得任何美女的芳心,使用某個“精致”的日本電飯煲,你就符合中產階層溫馨美滿的生活標準……
而在微信朋友圈時代,朋友圈這個“表演舞臺”,也激起了更多人對于“精致”生活的表現欲。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指出:“人生就是一出戲,社會是一個大舞臺,社會成員作為表演者都渴望自己能夠在觀眾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所以每一個人都在社會生活的舞臺上竭力表演。在人際互動中,不管個人具體目標是什么,他的興趣始終是控制他人的行為,特別是控制他人對他的反應?!?/p>
很多人產生了這樣的迷思中,以為朋友圈“精致”了,就展現了更好的自我,就能夠得到他人越多的認可和贊同。這時,就像《華爾街日報》一篇報道講的,朋友圈里的人好像“無時無刻不在吃大餐,在旅游兜風,在掃貨購物。他們的生活是跑車、香檳、夜宴的交響曲,隨時等你點贊”。

加入消費大軍的年輕人。圖:視覺中國
人生不如意,更須盡歡?
也有不少年輕人追求“精致”生活只為自娛自樂。若被問起,為什么不存錢買房。他們的回應是:正是因為買不起房,所以才要“精致”生活啊。
經濟學上有一個“口紅效應”的說法。每當經濟不景氣時,口紅的銷量反而會直線上升。這是因為經濟不景氣時,我們的錢不足以購買真正改善生活的大件商品,而口紅作為一種比較廉價的非必需品,可以滿足人們仍強烈的消費欲望,起到一種安撫作用。
而在高房價的社會語境下,或許也存在一個“房價效應”。當年輕人的能力不足以購買被視為人生標配的房子時,他們轉而追求物質生活的“精致”,以尋求慰藉。
就如同復旦大學教授嚴鋒解釋年輕人熱衷于電子產品更新的原因:“人是渴望改變的,生活是很難改變的,生活中只有電子產品最容易改變,所以只能從電子產品的更新中獲得一種虛幻的改變感,安慰苦難的人生”。
從這一意義上看,消費可以緩解人們一定的焦慮,冷酷的環境下它具有某種扎實穩定的質地。房價一直在漲,工資卻長期停滯,精打細算的生活沉悶而無趣,如果一次國外旅行、一個奢侈包包、每天精心制作的早餐可以為生活帶來亮色,何過之有呢?追求“精致”其實是以放低期待、代償心理的方式來舒緩壓力、安定內心,并由此重新建構了一種新的話語體系,尋求一種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比如不買房可以過得很好),實現對現實的某種柔軟抵抗。
不過“房價效應”也可能是出于“自暴自棄”的心態。其與“佛系”“喪”等青年亞文化一脈相承,當高欲望難以實現時,干脆自我放逐。就像《大西洋月刊》曾刊文指出的,“對于大部分的中國青年而言,在高速增長、急速前進的中國,成功的公式仍然未變:刻苦學習、努力賺錢、成為‘房奴’、盡早結婚,最后生養子女。然后看著這個循環重復……發現這些目標難以實現,接受局外人的身份可能是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生活下去的辦法。”
雖然可以理解年輕人偶爾的沮喪和自嘲,但顯然,“局外人的身份”并非“最好的”,更非“唯一的”辦法。你以為通過消費透支未來就是在報復“不合理”,實際上你最終站在的是“不合理”這一邊。就像《新周刊》一篇文章指出的,你掉入了消費主義的陷阱,“擺脫貧窮的方式既不是賺錢,也不是通過社會改革來消除不平等,而是參與消費、不斷消費,使自己成為一個‘完整的消費者’?!?/p>
以消費透支了未來,你沒有擺脫貧窮,沒有消除不平等,相反如陶東風批評的,“沉溺于物質消費、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私密關系(變態自戀人格),而失去了對于公共世界(它也屬于世俗)的關注”。
當然,棒子不能全打在年輕人身上。鄭永年在一個訪談中談到國內年輕人現狀時提到,只有年輕人有前途,國家才有前途,“我一直在呼吁,要健全社會政策,要完善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呼吁要給年輕人機會。”假若人人都得以心安,也就不必在“假精致”里獲取慰藉。
曾于里,文化評論者、專欄作者。本文為澎湃·湃客“眾聲”欄目獨家首發稿件,任何媒體及個人不得未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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