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１月，梁漱溟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自重慶經武漢到達北京。其時毛澤東、周恩來正在莫斯科。３月10月，毛主席和周總理訪蘇歸國時，梁漱溟也到火車站迎接。他被統(tǒng)戰(zhàn)部安排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隊伍中的頭一個。所以毛澤東一下火車就發(fā)現了梁。便大聲打起招呼：“梁先生，你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面了！你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來我家做客，長談，再來一個通宵也成！”梁漱溟雖然是個大學問家，應酬的話卻不怎么會說，只是笑著，趕緊握手。11日公宴，梁漱溟應邀出席。席間，毛澤東走到梁的坐席，見梁吃素，又不飲酒，便笑著說：“梁先生堅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長壽也！”并當場約梁漱溟于次日去中南海頤年堂自己居處做客，梁漱溟當即應允。

12日下午，毛澤東派出的汽車將梁漱溟接進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早已在院中迎候。

入座后，毛澤東問梁漱溟對國事有何意見。梁漱溟隨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中國的古訓吧。尤其是本世紀初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不容易啊。”

要說1953年以前，毛澤東對梁漱溟卻是尊敬有加的，凡事都愿聽聽這位知名思想家的意見。有空的時候，便約他來長談。為了使梁漱溟能安心生活、寫作，毛澤東把梁一家安排到頤和園居住。

他們的交談一般都在晚上，但1952年８月７日的談話，卻在下午１時開始，談話內容也有所變化。當時全國各行各業(yè)都在學習蘇聯“老大哥”，梁漱溟最感興趣的就是蘇聯的巴甫洛夫學說，他向毛澤東提出去蘇聯做這方面的學術研究。

但毛澤東不贊成：“這不合適。要么你去游歷一番，參觀參觀；要么，派你去進修這門學問。你的情況這兩種都不是。人家會發(fā)問：中國的什么單位派這么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毛澤東還是堅持他原先的設想：“像你這種情況，我看應該在國內各地繼續(xù)參觀訪問，做社會調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歡調查什么就調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負責同志，要他們給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梁漱溟說可以考慮。

1953年９月，接連開了兩個會，前后有10天時間。先是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后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８日，政協副主席周恩來做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梁漱溟在小組討論時，對此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下午，召開大會，各小組匯報討論情況。梁漱溟所在小組由章伯鈞匯報，其中包括梁漱溟的發(fā)言。第二天的會議應是由個人作大會發(fā)言。匯報會結束后，周恩來對梁漱溟說：“梁先生，明天的大會你也說一說，好不好？”

梁一口答應：“好。”

第二天，大會發(fā)言踴躍，梁漱溟便寫條子給周恩來，說會議應盡量讓外地來的人多發(fā)言，在北京的人說話機會多，而且今天大會就要結束，他的發(fā)言改為書面發(fā)言即可。周恩來答復說：為讓大家能充分發(fā)表意見，會期要延長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會上發(fā)言。

９月11日午后大會上，梁漱溟即席發(fā)言。這次發(fā)言與前面講的不太一樣，講很既長又有條理，看來梁漱溟做了認真思索。他講的重點是農民或鄉(xiāng)村問題。毛澤東在發(fā)言中談了自己的看法，雖然對梁漱溟的意見沒有點名，但坐在下面的梁漱溟卻聽出是沖他而來。他不禁有些吃驚，他很感委屈，便在下面開始給毛澤東寫信。信的大意是說，聽了主席的一番話，明白實為我昨日的講話而發(fā)。但我不能領受主席的批評，我不僅不反對總路線，而且是擁護總路線的。主席在這樣的場合，說這樣的話是不妥當的。不僅我本人受屈，而且會波及他人，誰還敢對領導黨貢獻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給我機會當面復述一遍這原來的發(fā)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梁漱溟將信當面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約他當晚談話。是晚，在懷仁堂京劇晚會之前約20分鐘，梁漱溟見到了毛澤東。他當即要求解除對他的誤會。但毛澤東則堅持認為他是反對總路線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認而已。二人言語頻頻沖突，結果不歡而散。最后，梁漱溟仍不肯作罷，他要求有機會復述自己的觀點，讓公眾評議。

９月16日，梁漱溟終于有機會在大會上陳述前兩天的發(fā)言內容，當天并無不良反應。但梁漱溟在發(fā)言中標榜自己是“有骨氣的人”，而港臺一些新聞機構也以此大為蠱惑，再加上梁漱溟以為民請命的身分自居，重提那令人頗不順耳的“九天九地”之說，這些，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反感，以后的會議發(fā)展到大家語言針鋒相對言辭激烈。

會后，一場批判梁漱溟的風潮迅速刮了起來，而且調子越來越高。毛澤東以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作為此事的總結。盡管毛澤東與梁漱溟多年的交情一風吹散，但毛澤東明確表示：梁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

后來梁漱溟向毛澤東寫信，請求長假，閉門思過。毛澤東沒有直接回信。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長李維漢派人告訴梁，今后需出席會議和活動，通知照發(fā)，參不參加自便。自此以后，幾十年中他再沒有公開露面。也許正因為如此，“右派”的帽子也沒有戴在他頭上。

文化大革命紅衛(wèi)兵抄了他的家，將他祖輩保存的字畫書稿長袍馬褂之類在院中付之一炬。即使搬進低暗潮濕的小南房，夜深人靜之時，他重起寫起被紅衛(wèi)兵扔進火堆中的書稿《儒佛異同論》。

紅衛(wèi)兵命令梁漱溟自動減低工資，并找到政協財務科，將他的工資減到幾十元生活費。梁漱溟食素，花費有限，并不覺拮據。可第二月，卻又全數發(fā)了幾百元，還補發(fā)了上個月被扣的。梁漱溟問為何不扣了，回答說，是上級的通知。直到1970年，梁漱溟才得知，是周恩來的關照，對梁漱溟、杜聿明等人，不應扣發(fā)工資。

梁漱溟也許不知道，在梁漱溟與毛澤東爭論最激烈的３天里，會議空氣如同爆炸一般，無人敢為緩頰。怎么辦？周恩來想出一個想使梁平靜下來的人，于是他先給上海打電話，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趕赴杭州邀馬一浮先生到北京，規(guī)勸梁漱溟勉為自我檢討，以緩和氣氛，化解僵局。盡管效果不多，可周恩來畢竟盡了心。所以，晚年之時，當梁漱溟再來回憶這段往事時，便冷靜多了：“當時是我的態(tài)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fā)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他在回答美國學者艾愷先生提問的“你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時，梁漱溟充滿感情地說：我覺得也不是太過去，也不是現在，恐怕還是毛澤東。毛澤東實在了不起，恐怕歷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他創(chuàng)造了共產黨，沒有毛澤東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個百分之百的事實，周恩來是從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不過很巧，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給毛澤東做助手的人。論人是最好了。（詳見梁漱溟自述：《憶往談舊錄》）

梁漱溟逝世于1988年，享年95歲。告別儀式那天，細雨霏霏，轉而大雨滂沱，人說此為天意……

本文選自《紅墻見證錄（全三冊）》，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