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0日，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主辦的“菩提道果：薩迦派文本、教法與歷史”學術研討會暨《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安海燕著，中國藏學出版社，2019年）新書發布會在清華大學凱風人文圖書館召開。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沈衛榮教授、中國藏學雜志社社長黃維忠主編、四川省雅江縣薩迦派生根寺住持阿字仁波切、清華大學中文系吳娟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助理教授安海燕、中國藏學出版社編輯徐華蘭、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魏文、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社會科學研究院助理教授柴冰、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曾漢辰、陜西師范大學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員謝光典、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石美、哈佛大學印藏學系博士研究生馬洲洋、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研究員孟瑜、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李夢妍、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宗教學系張凌暉博士等與會并發表了學術論文，另外來自京內外其他學術機構和佛教團體的學者四十余人旁聽和參與了這次佛教學術會議。

一

首先，會議主持人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沈衛榮教授做了題為《薩迦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本、教法與歷史》的主題報告。薩迦研究在國內外藏學界都是一個非常熱門和成熟的課題，沈教授本人研究薩迦的歷史和教法已有三十余年，最早研究政治史，其后關注教法史，特別是薩迦的道果法研究。近十余年來，他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和清華大學漢藏佛學研究團隊一直致力于對道果傳承的研究。

從政治史角度來說，薩迦研究是西藏歷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西藏歷史上的前弘期和“黑暗期”之后，直到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教合一的政權之前，西藏政治史上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就是薩迦派。在西藏歷史上的蒙元時代，薩迦派不僅在西藏地方歷史上占主導地位，而且在整個元代中國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薩迦款氏家族的上師是元朝的帝師，此即是說，蒙古時代的精神和宗教生活是由薩迦派的喇嘛們主導和引領的，他們是元朝最高的精神領袖。大家知道，帝師制度開始于西夏時代，那時就有薩迦派的上師擔任西夏國王的上師，其中薩迦班智達的一位老師就曾擔任過西夏的國師。此外，薩迦的政治和宗教影響力并沒有隨著元朝的滅亡而立刻消退，即使是在格魯派興起的時候，薩迦還是整個西藏最有政治和宗教勢力的地方豪強，許多格魯派的早期大弟子們原來也是薩迦的弟子，他們在整個西藏地區的發展很長一段時間內必須得到薩迦的認可。到了明朝，明封八大法王和教王中，位列第二的就是薩迦的僧人大乘法王。薩迦并沒有隨著元朝的消亡立刻衰弱，它在政治上還是非常有影響力的。被認為是元末最有勢力的帕竹派頭領大司徒·絳求堅贊（1302—1364）曾經告誡他的子孫們，一定要尊崇東方的大皇帝和薩迦的喇嘛們。在接下來的報告中，沈教授主要梳理了西方薩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并對他們的研究進行了分類評述。

首先，在政治史研究方面，上個世紀最偉大的藏學著作多少都跟薩迦有關。比如，上個世紀最偉大的藏學先驅、意大利學者圖齊（Giuseppe Tucci, 1894-1984）先生的劃時代巨著——《西藏畫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對中世紀西藏政治史的宏觀建構，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對薩迦政教歷史的研究，并且提供了大量有關薩迦歷史的第一手藏文文獻資料。另一位重量級的意大利藏學家、前任國際藏學會的主席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作的《衛藏和蒙古：西藏歷史上的元和薩迦時代》（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則是研究蒙元時代薩迦歷史的集大成之作。還有兩位德國學者，一位是二戰后德國漢學領袖Herbert Franke (1914-2011)先生，他專門利用元代的漢文文獻研究元代薩迦的歷史和宗教，將漢學和藏學結合起來，對元代藏傳佛教，特別是八思巴、膽巴國師和《至元法寶勘同總目》等重要人物和事件等重大學術問題做了十分精湛的研究，另外一位則是沈教授的老師Dieter Schuh教授，他專門研究蒙元時代的藏文詔令和文誥，還研究八思巴字，學術成果十分豐碩。

沈教授還說道，國內亦有很多研究元朝薩迦歷史的杰出學者，如陳得芝先生和陳慶英先生。此外，元代的八思巴字是語言學和語言文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內容，國內有蔡美彪先生，還有已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蒙古學者照那蘇圖先生，以及前面提到的德國學者Dieter Schuh先生，他們都是這個方面的專家。而薩迦派對西藏歷史敘事的建構做了很多貢獻，比如扎巴堅贊的《吐蕃王統》和索南堅贊的《西藏王統記》等，都是確定西藏歷史敘事傳統的重要作品，而對這些作品西方學者都有對它們所作的很精湛的研究：比如英國老牌藏學家Hugh Richardson（1905-2000）很早就對《吐蕃王統》做過研究，而德國萊比錫大學的Per K. S?rensen教授則對《西藏王統記》做了最細致和系統的研究，他的《王統世襲明鑒：藏傳佛教的史學》（The Mirror Illuminating the Royal Genealogies: Tibetan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XIVth Century Tibetan Chronicle : rGyal-rabs gsal-ba’i me-long）對《西藏王統記》做了非常詳細的翻譯和注釋，至今是研究西藏歷史的學者們都無法離開的一本案頭書。此外，1950年代美國兩位人類學家C. W. Cassinelli和Robert B. Ekvall采訪了當時的薩迦法王家族成員，寫作了《西藏的大公國：薩迦派的政治體制》（A Tibetan Principality: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a skya）一書，主要講述了元以后薩迦的政治體制，是很珍貴的口述史。

其次，從宗教史而言，相較于眼下更受關注的寧瑪派、噶舉派和格魯派等，薩迦派在后弘期藏傳佛教傳統形成過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2005年，美國學者Ronald M. Davidson出版了《西藏的文藝復興：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乘佛教》（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一書，展示了道果法及其從印度向西藏的傳播對新譯密咒傳統的形成和發展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實際上，夏魯、覺囊、格魯，甚至噶舉派的早期著名上師等，都曾是薩迦派的弟子，例如一世班禪喇嘛克珠杰、他空見的創始人朵波巴、帕莫竹巴的開創者多結杰波等，都曾與薩迦派有過十分緊密的聯系，可見道果法在藏傳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實際上，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形成是相對晚期的事情，而最早更需要重視的是幾個教法的傳承，如道果法、大圓滿、大手印等。由于薩迦道果法于藏傳佛教史上的重要性，自前半個世紀以來，國際學界對薩迦派的研究非常發達，成果也很多。

最早將道果法傳播到西方學界的應該是1960年代的德雄仁波切，他在西雅圖住了十余年，期間培養了很多弟子，其中兩位最為著名，一位是Gene Smith（1936-2010），即TBRC的創建者，他最初是德雄仁波切的弟子兼助理，后來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被派往南亞各地搜羅藏文文獻；另外一位則是曾經擔任德國漢堡大學藏學教授的David Jackson先生，他一輩子都致力于薩迦的研究，他的許多學生也跟著他做薩迦研究，據說Jackson熟悉薩迦班智達所有著作，他在其著作《明晰圣人之意：薩迦班直達對菩提道的闡釋》（Clarifying the Sage’s Intent: Sakya Pa??ita’s Explanatio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一書中翻譯、研究了薩班的名著《智者入門》；此外，還有一位獨立學者Cyrus Stearns，他可能是西方藏譯英水準最高的佛教學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翻譯道果法的重要文獻，其代表作有《閃亮人生：藏地早期道果上師的生平》（Luminous Liv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in Tibet）和《持果為道：薩迦派道果法的核心修習》（Take the Result as the Path: Core Teachings of the Sakya Lamdré Tradition），后者集中翻譯了11篇道果修法的重要文本。

除了政治史、宗教史的學者們，歐美還有一批學者從事更廣泛意義上的薩迦文化研究。例如，已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James Bosson教授，他根據藏文和蒙古文翻譯了《薩迦格言》;此外，還有人專門研究薩迦班智達的三律儀，如Jared Douglas Rhoton翻譯了薩班的《三律儀分別》(A Clear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Codes: Essential Distinctions among the Individual Liberation, Great Vehicle, and Tantric Systems. The sDom gsum rab dbye and Six Letters by Sakya Pandita Kunga Gyaltshen)。而普林斯頓大學有Jonathan Gold教授研究薩迦班智達的中觀思想（參見其著作：The Dharma’s Gatekeepers: Sakya Pa??ita on Buddhist Scholarship in Tibet）。還值得一提的是，曾經擔任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的德國藏學家Jan Sobisch先生，多年來專心研究薩迦派道果文獻，出版了多部與《喜金剛本續》和道果法相關的目錄學著作，為后人研究道果法及其傳承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在這樣一個國際藏學界薩迦研究方興未艾的局面下，沈教授回顧了自己從事薩迦研究的學術歷程。從1986年完成的關于薩迦政治史的碩士論文，到近十余年來對薩迦道果法的集成——《大乘要道密集》、 黑水城出土文獻和明代的漢譯薩迦道果文本的研究，多有收益。他指出，薩迦文本在漢地流傳之廣完全超出之前的認識，他大膽猜想十卷之巨的《道果弟子釋》（Lam 'bras slob bshad）很有可能當時已被全部譯成漢文，而現在只留下來的僅有十分之一，即是今藏于國家圖書館的《密哩斡巴道果卷》卷十。近年來沈教授團隊在國家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臺灣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均發現了大量的漢譯密教文獻，他們一直致力于集中研究這些新發現的文本，并通過對這些文本的細致研究改正了很多關于漢地所傳藏傳密教歷史的不正確的看法。而這樣的研究還將繼續下去，薩迦研究大有可為。根據圖奇當年的報道，薩迦寺或存有全套的回鶻文大藏經，還有那些珍貴的元朝皇帝賜給薩迦的詔書，如果這些資料能夠有一天能為學者們所用的話，它們對于學術研究之進步的意義將不同凡響。學界通過薩迦研究的深入既可以發展藏傳佛學研究，比如整理密教無上瑜伽部的根本文獻《喜金剛本續》、《勝樂》、《三菩提釋論》等都迫在眉睫，同時也可以推進藏、西夏、漢、回鶻文宗教文本的多語種比較研究，將這幾個領域的歷史和宗教文化研究引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總之，在薩迦這個研究領域中，研究歷史的人需要懂佛學，懂佛教的需要注重歷史，只有這樣才可以達到對薩迦道果研究的一個較好的境界。

作為此次會議的特邀代表、四川雅江縣生根寺住持阿字仁波切對沈教授的報告及其學術團隊作出的薩迦研究成果做出了高度評價，他說他自己這些年來一直在積極關注這些可貴的學術研究成果，十分認同在薩迦研究上必須歷史與教義雙管齊下的研究方法。隨后，阿字活佛做了題為《薩迦派與藏傳佛教》的學術報告，作為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傳承人，他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介紹了薩迦派對于藏傳佛教的三個具有特殊意義和影響的方面：首先，他指出歷代薩迦派高僧對藏傳佛教文獻的傳承與保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將藏傳佛教發展的命脈保留了下來；其次，薩迦班智不僅奠定了藏傳佛教因明學的基礎，還為藏文化倫理道德的形成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的《薩迦格言》可謂是西藏歷史上首部哲學／倫理學著作，藏族至今都重視對《薩迦格言》的學習；最后，薩迦派對藏傳佛教的對外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早于西夏和蒙元時期在西域和中原所傳的藏傳佛教教法和修習中最普遍和最有影響的就是薩迦派的甚深教法——道果法。

二

在二位主題發言之后，會議共帶來了10個來自不同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青年學者的精彩報告，展現了中國學界目前對薩迦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中國人民大學安海燕博士的報告題目為《對明代漢譯薩迦派文獻的一些新認識》，她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對十年來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批明代漢譯薩迦派文獻的形成歷史及其文化背景進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她認為明代來自岷州、服務于明朝廷的藏族學僧大智法王班丹扎釋與薩迦派有特殊的淵源，目前所見大部分明代漢譯薩迦派文獻的翻譯都與他有關。報告還指出以西天佛子智光為中心的西天教團與班丹扎釋所帶領的西番教團有密切關聯，大部分明代漢譯薩迦派文獻的編譯都是由這兩個僧團合作完成的。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輯徐華蘭博士的報告題目為《明代漢譯薩迦派文獻〈大乘密藏現證本續摩尼樹卷〉考述》?！洞蟪嗣懿噩F證本續摩尼樹卷》是收錄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篇幅最長的一個文本，作者是薩迦派三世祖扎巴堅贊（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譯者是莎南屹啰（bSod nams grags）。這個漢譯本節譯自扎巴堅贊所著宗義學（grub mtha’）著作《本續現證如意寶樹》（rGyud kyi mngon par rtogs pa’i rin po che’i ljon shing），篇幅僅為藏文原本的五分之一?！侗纠m現證如意寶樹》重在講述薩迦派所傳“道果法”，主要包括“因續”（rgyu’i rgyud）、“方便續”（thabs kyi rgyud）和“果續”（’bras bu’i rgyud）三部分，漢譯本對應的是“方便續”中有關“解脫道”部分的內容，反映的是薩迦派對密乘佛教體系的建構。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助理研究員魏文博士的報告題目為《合尊法師譯事續考》。合尊法師即是南宋遜帝趙?，他先受封瀛國公，后剃度出家成為合尊法寶（lHa btsun chos kyi rin chen）。他的傳奇經歷引得后世文人浮想聯翩，杜撰出種種離奇身世，使趙?的歷史形象變得撲朔迷離。魏文的報告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佛教史的角度，通過對《般若心經略疏慧燈記》、《業報因果經》和魏文博士新近發現的漢譯《吉祥喜樂金剛自受主戒儀》及其相關史料的考證，對合尊法寶從事佛教譯經的史實展開了進一步的討論，由此也揭示出合尊法寶最為允當的宗教身份——修持和傳承薩迦道果法，特別是三續道秘法要門的付法譯師和金剛上師。

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曾漢辰博士通過對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獻《解釋道果語錄金剛句記》的考察，發現其開頭部分內容與見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道果延暉集》一致，認為雖然它的藏文原本還未找到，但西夏文本一定有藏文原本，而《道果延暉集》則是藏文道果文獻的匯編翻譯。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本現存第一、第六兩個文本，表明原來西夏文譯道果文獻至少有六卷甚至更多卷，而這與《大乘要道密集》所揭示的或有數量龐大的道果漢譯文獻存在的事實一致。盡管目前所見西夏文或者漢文道果文獻都只是其部分內容，但于當時西夏文譯道果文獻與漢譯道果文獻均是成體系的大部頭作品。然而西夏文文獻的翻譯年代目前還無法確認。她希望通過深入研究這些西夏文、漢文道果法本，結合藏文道果文獻，有望梳理出道果教法于西夏、漢地的傳播的歷史面貌。

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社會科學研究院助理教授柴冰博士的報告題目為《〈端必瓦成就同生要〉的文本演變及遞藏》，她在對今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本《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作藏、漢文本對勘的基礎上，對這部重要的薩迦道果文本的版本、譯傳、遞藏，特別是此文本在薩迦派教法中的地位等相關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認為《端必瓦成就同生要》屬八種特殊道果教法（Lam ’bras phyi ma brgyad）之一，漢譯本乃依據薩迦派上師所傳的法本譯出，藏文本收錄于見于《道果弟子釋》（Lam ’bras slob bshad）的《道果黃卷》（Pod ser ma）中。《端必瓦成就同生要》藏文本的小字注釋所列傳承名錄的最后一人“kho bo”（我）為注釋者，應是葛剌思巴監藏的第五代弟子，其確切身份尚不明確，但可能即是薩迦前三祖或帕木竹巴中的某位。藏、漢文本各自流傳至少數百年，它們與道果法祖師端必瓦所著的印度原本Sahajasiddhi間有一定的淵源，連接了由印度至西藏再到內地的佛教文獻傳播歷程，“俱生成就”修法也藉以流入內地，為更多民族的修法者研習和珍視。

哈佛大學內亞系博士生馬洲洋同學的報告題目為《薩迦傳統中的藏語文——薩迦班智達之〈入聲論〉》。《入聲論》（sGra la ’jug pa zhes bya ba’i bstan bcos）是薩迦班智達最重要的一部聲明學著作。馬洲洋通過將這一文本與傳統的印度語法進行比對，提出《入聲論》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梵文的傳統語法，更多地關注了藏文本身的語音、構詞、句法和修辭等等方面的內容，是西藏聲明傳統從吸收印度語法的前古典時代（pre-classical）轉向本土創作的古典時代（classical）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同時，馬洲洋還通過對其它同時代和后時代薩迦聲明著作的研究，認為薩迦派在后弘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基于念智稱《說門》的聲明傳統，《入聲論》則是這一傳統在形成期的一部典型著作。

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謝光典博士的報告題目為《有關涼州會談的幾個問題》。首先，他根據薩迦班智達的《致西夏國境之信》、《恰譯師答疑信》、《洛沃譯師答疑信》等提供的資料，分析了薩迦班智達北上涼州時，西藏地方面臨的政治局勢。其次，他根據薩迦班智達與京俄扎巴迥乃的三封來往信函，指出了京俄扎巴迥乃在涼州會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他根據薩迦班智達的《致雪域諸大修行者之教戒》、《顯明能仁密意論》、《祈請釋迦王之信》、《祈請十方諸佛菩薩之信》與后期的幾部薩迦班智達傳記，分析了作為當事人的薩班在涼州會談前后的心路歷程，并與后人對此事的記憶與書寫進行了對比。

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石美博士的報告題目為《道果前行“三現分”的傳承及理趣——以“三現分莊嚴論”為中心》，報告主要從五個方面展開，一是何為“三現分”；二是有關“三現分”的釋論；三是道果教授和“三現分”的傳承；四是“道果前行導引——三現分莊嚴論的顯乘實修理趣”；五是“輪涅無別”的佛學思想。文章主要依據俄欽·袞卻倫珠（dKun mchog lhun grub,1497-1557）所著《三現分莊嚴論》（sNang gsum mdzes par byed pa’i rgyan）這一重要文本，對三現分所包含的“不凈現分”、“覺受現分”、“清凈現分”三個方面做了逐一的解釋，并介紹了道果教誡所含攝的般若乘的實修理趣，同時對其中所蘊含的“輪涅無別”的教法義理，從心性論、認識論等角度作了分析。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研究員孟瑜博士的報告題目為《國家圖書館藏〈大手印無字要〉研究》，其研究對象是國家圖書館所藏漢譯道果法密修儀軌《大手印無字要》，在薩迦派的《道果弟子釋》（Lam ’bras slob bshad）的第十一函中存有這篇經文的同名藏文原本《語自在名稱師造〈大手印無字要〉》（sLob dpon ngag dbang grags pas mdzad ba’i phyag rgya chen bo yi ge med pa）。孟瑜博士利用語文學的研究方法，在漢藏文本對勘的基礎上，對《大手印無字要》的作者、譯本以及傳承體系等諸多問題進行了細致的探討，指出該儀軌極有可能是一部有印度淵源，后經過薩迦三祖扎巴堅贊闡明，由三祖再傳弟子最終厘定的道果修習要門。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漢堡大學博士李夢妍的報告題目為《普巴金剛教法在薩迦派的起源與傳承》。她大致梳理了從普巴教法傳入西藏伊始到晚近薩迦法王修習并傳授該教法的情況。從她的報告中可以看出，普巴金剛教法在薩迦派的傳承從來沒有間斷，盡管從現存文獻中尚未找到大約從17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的相關記載。

三

學術報告會結束后，隨即舉行了安海燕博士新著《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的發布儀式。沈衛榮教授首先介紹道，自2007年以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與北美漢藏佛學研究會合作編輯出版中、英文的漢藏佛學研究系列叢書，通過這個學術團隊師生們的共同努力，這套叢書不斷推出高質量的學術著作，獲得了國內外學界的高度重視，而安海燕博士的這部《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已是這一叢書系列推出的第十三種著作。

安海燕博士回顧了這本書的寫作緣起及其研究歷程。作為她的首部學術專著，這本書聚集了她學術生涯初期所付出的很多的辛勤與努力。作為中國人民大學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畢業的第一批本科生的一員，安博士的這個“科班出身”使她在十多年中接受了嚴格的佛教語文學的訓練，并將此研究方法實踐到她所從事的漢藏佛教研究之中，長期致力于漢譯藏傳佛教文獻的研究。她回憶道，當年他們這一批學生在沈老師等西域歷史語言研究專家、學者的帶領下，學藏文、西夏文、梵文、蒙古文等，個個意氣風發，對學術充滿了熱誠和憧憬，今天這些同學大部分都在不同的學術崗位上繼續從事漢藏佛學研究，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欣喜和鼓舞的事情。她特別感謝自己的同學及好朋友、中國藏學出版社編輯徐華蘭博士，是她加班加點的幫助和一絲不茍的編輯，才讓這本書得以可喜的面貌問世。最后她說道，在她十幾年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她對沈衛榮教授提倡的佛教語文學方法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和體會，即語文學研究不光是文本的對勘，還要注重對文本背后的歷史文化譜系的建構。這本新作就是通過漢藏文本的對勘，將漢譯藏傳佛教文獻的年代推至了明代，并且通過對智光、班丹扎釋、釋迦也失等三位高僧傳記的研究，重構了明朝時期藏傳佛教在北京地區傳播的歷史。隨后，《中國藏學》主編黃維忠研究員、本書責任編輯徐華蘭博士、好友同仁代表柴冰博士一一對這本新書的發布表示祝賀，并對作者所取得的學術成績做了評論和表揚。

四

最后會議舉行了題為“道果研究的前景與展望”的圓桌討論，由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石美博士主持，沈衛榮教授、黃維忠主編、阿字仁波切、吳娟副教授、張凌暉博士、劉靜女士、魏建東博士、杜旭初博士、阮麗博士、姚霜等相繼發言。

黃維忠主編在發言中指出，國內對藏傳佛教教義的研究相對比較弱，而沈老師的團隊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個趨勢，取得了明顯的成就。無論是密教教義與文獻研究，很多學生從教法傳承角度來做，尤其是最近把西夏學也當作一個突破點，把西夏、元、明歷史都串聯了起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接下來，黃維忠研究員提出了一個問題：敦煌藏文佛教文獻有很多，其中以佛教儀軌類文獻為主，跟西夏關系密切，學界是否對它們的重視還不夠？沈老師團隊可否再關注一下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看看能否打通？沈教授對此做了回應，指出國內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研究確實十分薄弱，但好消息是近年來有幾位成長起來的優秀的年輕學者，比如復旦大學的任小波副教授。他致力于研究敦煌文獻中的佛教文獻，最近找到了與法成《大乘經纂要義》對應的藏文本，對法成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打破了日本學術界在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研究上的長期優勢地位。像上山大峻先生這樣的日本研究敦煌佛教文獻最好的學者之一，他對法成的研究一向被認為是這個領域最權威的成果，而今天任小波的研究在他研究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突破。迄今為止，對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均表明漢藏佛教的影響是相互的，如漢傳佛教的觀音崇拜對藏傳佛教也曾有過顯著的影響。

新晉清華大學“水木學者”、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宗教學系的張凌暉博士就學術報告中關于跳出宗派去研究早期河西地區教法傳承史這一學術問題作了回應，認為如果打破后世形成教派的界限去看文本的歷史文化背景及教法史的意義，可能會得到一幅更加清晰的圖景。同時，他提出是否也可以用同樣的思路考察西夏境內的道果文獻（并不是說完全放棄教派），將歷史脈絡梳理出來后再回過頭看具體歷史語境下的教派的認同以及在后世被追加的新的認同。 此外，張凌暉博士還對語文學的研究方法發表了自己的認識，他指出通過不同時期的文本梳理，分析思想的維度，不至于將晚近的觀點以非歷史的操作投射到早期的教法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語文學的實證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藏傳佛教各個教派圖像表現是很重要的內容，藝術史領域中大家會比較關注流派或文本和圖像之間的關系或對照，或用圖像考察歷史本身，把圖像當作一個歷史證據；然而圖像本身也是有宗教意義的，比如壇城這類高度抽象化的圖像，不光是圖像和文本間的對照，我們可以把圖像當作文本以外的另外一種義理表達方式，不光要揭示圖像歷史傳承和發展脈絡，同時要揭示宗教和義理上的意義才能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圖像。

最后，沈衛榮教授對這次會議作了總結。他首先回應了教派與傳承的爭論，表示教派和傳承之間的關系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而真正教派的形成則是到了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像早期《青史》中的書寫是按教法傳承，而非教派來敘述的。一方面，我們看到了薩迦在政治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也恰是因為這種政治上的強勢，很多道果傳承反而被弱化了。其次，我們對語文學的理解仍需不斷進步，他以自己研究《大乘要道密集》與黑水城文獻的經歷為例，指出一開始都不太懂這些文本，但慢慢地就開始能夠讀懂了，這是因為“語文學”本來就是一種慢慢閱讀的藝術。此外，語文學不只是對勘、厘定這些文本，而且還要探索其背后的歷史文化背景。把歷史資料和純粹的法本結合起來讀，才可以讀懂很多東西。雖然傳記和法本自身并不能提供太多歷史的信息，但結合起來讀就會挖掘出很多內容，這就是我們所倡導的語文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