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可能想象過人類滅亡的各種版本。比較科學一點的，比如幾十億年之后太陽壽命終結之時將地球吞并；比較科幻一點的，比如外星人的入侵或降維打擊；比較現實一點的，比如核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而導致的自我毀滅。但鮮有人提及人類種族繁衍的不可持續性。人口大勢，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焉。

人口學家保羅·莫蘭（Paul Morland）在其Human Tide（中文版為《人口浪潮》，李果譯，2019年即出）中就為我們詳細描述了自1800年英國現代化肇始以來的人口大勢。嚴格來說，此處所謂的人口大勢，指的是自1800年起，以英國現代化進程為首而推動的全球人口浪潮和趨勢。其主要特點是，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嬰兒死亡率驟降，普通人的預期壽命大幅提升，女性的生育率會在一定時期內維持在前現代的高水平范圍，于是，人口規模大幅增加；但緊接著，在城市化和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性生育率驟然下降。而人的預期壽命仍在不斷提升，這就意味著人口總規模在一段時期內（也即同期年齡組女性的生育期內）仍會持續增加，這也被稱為人口慣性（human momentum）；之所以喚作慣性，是因為人口增長的動力實則已經闕如，在這種表面的增長之下潛藏的則是人口規模減少的危機。老年人口不斷累積，但人的壽命總是有限的，于是，在生育率十分低以及離去的老年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人口的自然減少隨之而來。

人口大勢的一個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浪潮。潮頭所至之處都會經歷上述所有過程，而浪潮過后，剩下的就是規模龐大的老年人口，以及因生育率下降而不斷自然減少的人口規模。我們可從牛津大學經濟學家馬克斯·羅澤（Max Roser）建立的Our World in Data網站中比較直觀地看到人口浪潮的模樣。

讀者如有興趣，可前往該網站（https://ourworldindata.org）觀看全球人口生育率自1800年以來的變化過程。將1800年與2015年全球各國女性的平均生育率的兩幅圖對照，已經能十分直觀地展現人口大勢的浪潮特征。大致上，以生育率為核心指標的人口浪潮是從英國散射開去的，它往西越過大西洋并抵達了美洲，往東則橫貫歐洲大陸，進而波及東亞的中國和日本，往南則漫過了北非等地，再往南還影響了澳大利亞。莫蘭認為，人口浪潮的趨勢與各地的現代化趨勢若合符節。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主張，書中也用許多篇幅對其進行了論證。事實上，我們從上圖也能看出，人口生育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正是世界上現代化程度最低的所在。如果這個論點正確，我們有理由相信非洲人口規模也會隨著當地現代化的推進而放慢增速。

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才200多年，這比起太陽壽命而言簡直不值一提，難道說，人類必將遭遇種族延續的厄運嗎？我們是否有應對之策？在面對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了解一下現代化以及與之相應的城市化究竟意味著什么。

現代化：人口厄運的開端

要理解現代化，我們先要對前現代有所了解。前現代社會中的人們主要依靠試錯（trial and error）而不斷累積經驗過活。換言之，前現代社會中的人對世界的理解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層面。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主要以問題為導向，當周遭世界出了問題，他們便通過試錯法解決問題；當身邊的世界沒有問題，或者問題的嚴重程度在可容忍的范圍內，人們便安心地過著向來如此的生活。

試錯在很多情況下是悲壯的，有如神農嘗百草，一不小心就丟了性命。所以，試錯累積經驗的成本十分高，而其累積的速率也相當慢。彼時的多數人相當樂意“省力地”（比如齊夫定律所主張的）過完自己的一生。在這樣的社會中，省力意味著人與世界的某種妥協，也意味著繼承過去的傳統；既然過去的人能如此這般地生存下來，繼續這樣過也自然正當。于是，傳統便是正當，老人即是權威。前現代向往過去的視野注定了其中并無多少歷史可言，如果有，也更多是某種時間的循環。而正如馬爾薩斯所言，彼時的人口規模也和土地承載力處于某種動態平衡之中。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么，決定人口規模的關鍵乃某地供養人口的技術水平，而非其他文化層面的東西。

相比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在于，人們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主要不再是經驗的累積了，知識獲得了史無前例的重要性。知識乃世界的運作方式，現象背后的機制（mechanism）。掌握了機制的人群就實現了大衛·多伊奇所謂的“通用性跳轉”。通用與局部、地方相對，其區別也可以用普遍與地方性知識（格爾茲語）類比。換言之，經驗只能處理小范圍的問題，而知識則能處理所有地方的類似問題。

知識的累積預示著現代化的到來。莫蘭認為，

“現代化”指的是朝向現代性的運動，而現代性得以實現的社會則具備三個特征，但這些特征也都不特別與人口相關，首先是城市化（多數人生活在城鎮，無論你如何定義這些事項），其次則是識字和教育（多數人能夠閱讀和寫作，并且人口中十分高的比例接受了高等教育，即大學或學院教育），第三則是工業化或后工業化（即大部分經濟由非農活動組成，且多數人口在工廠或辦公室工作，而非勞作于田畝）。

而人口發展模式的轉型也剛好發生在社會朝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之中。前現代的人口發展模式以高生育率、嬰兒高死亡率、預期壽命較低、老齡人口較少和人口規模總體較小為標志；現代社會的人口發展模式以低生育率、嬰兒低死亡率、高預期壽命、老齡人口較多和人口規模較大為標志。人口學家們對這種人口轉型給出的解釋為：現代化水平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等等。

現代化水平的增加可以表現為衛生程度、福利水平、養老制度方面的改善。這些因素可以解釋嬰兒死亡率的降低、人口預期壽命的提升、老齡人口的增加等現象。但生育孩子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女性，那么，為何女性受教育（或者學習知識）越多，她們生育的孩子就越少呢？

其中的原因肯定是多樣的，其中一點正如莫蘭所言，從前現代到現代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每個人的能耗都大大提高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現代社會的繼續推進和維持本身就需要智力、知識上的高投入。于是，僅僅立足于現代城市生活，人們就需要獲得遠超出古人的知識儲量，而知識的學習和獲得是相當“不省力的”，它本身就要消耗許多能量。而延續后代意味著再造一個至少與自己同等能耗級別（甚至可能更高）的同類，這種成本上的付出是巨大的。

此外，現代社會還為人們的生活展開了各種可能，且都被冠以“實現自我”的標簽。這些活動比起從頭培養一個一路高能耗地過關斬將的同類而言實在小得多，人口學家們往往認為女性受教育程度變高是生育率急劇下降的重要影響因素，但實際上，從能耗的方面看，男女的境況類似。甚至可以說，在現代社會中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只要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其生育小孩的意愿就會降低。當然，這種解釋和假設需要更多證據支持。

于是，現代化讓人類活得更長、生活質量也提升了許多，但它本身也讓人類作為一個種族處于消亡的邊緣。我們是否有應對之策呢？

強制還是鼓勵？

對單個國家而言，生育率的驟降不僅意味著人口規模可能的下降趨勢，而且現代化還帶來了規模龐大的老齡人口，這些人的養老會隨著規模更小的下一代繳納更少的養老金而面臨嚴重問題。此外，人口規模對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也很重要，比如盧森堡這樣一個小國，盡管其人口都十分富裕，但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實在很低。

自然，在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與人們的生活質量、幸福程度等等事項并無必然關聯。在此，我們需要明白人口規模能帶來什么。莫蘭分析了人口因素在英國崛起為大英帝國，進而雄霸世界的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是英國與傳統告別，走出馬爾薩斯陷阱，邁向現代化的過程；同時，它也是英國人口爆炸，進而移居新世界、建立大英帝國的過程。可以說，沒有大量的人口輸出，就不會有大英帝國的崛起。這一點與西班牙帝國在南美洲的境況形成了鮮明對比。不僅如此，以英語為載體和代表的西方文化也順勢獲得了世界級的影響力，乃至到現如今，英語中承載的知識儲量也是其他語言無可比擬的。

順便一說，英國人口的生育率歷經百年左右才從前現代的6以上降至現代的3以下，后來者如中國的生育率僅用了11年左右便走完了這一過程，這也是所謂的彎道超車或后發優勢。對于一個人口體量尚可的國家而言，其人口規模在現代化初期的暴增，以及接下來人口慣性持續的階段實則其取得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窗口期。據說中國出生人口已開始負增長了，這也意味著人口慣性漸趨消失。相應地，中國也需要在這段時期之內完成真正的文化輸出。

面對人口規模逐漸減少的厄運，我們是否有應對之策？就英國等上世紀初便面臨這個問題的國家而言，人口厄運看來在所難免。西方一些國家為了挽回人口規模也算絞盡腦汁了，各種鼓勵措施輪番上陣（以歐洲福利國家和俄羅斯等國為代表），但仍舊無法提振生育率。

另外一些國家則選擇了強制措施。莫蘭給出的例子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羅馬尼亞。羅馬尼亞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經歷了生育率的下降，當局擔心這會減緩人口增長，從而影響該國的國際聲望和經濟增長。于是，該國政權在1966年廢除了墮胎。不出所料，羅馬尼亞的生育率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從2上升到了3.5。但好景不長，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該國生育率又回到了文明國家之列。更糟糕的是，這項政策可能還導致了該國厭惡生育的文化氛圍。

莫蘭的論述表明，無論鼓勵還是強制措施似乎都無法挽回人口厄運。而就現實情況而言，像德國等西方國家采取的措施則是引入移民。根據研究，如果不引入外來移民，德國人口每年會凈損失25萬左右。但外來移民也在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接收國引發了大量問題。的確，在目前這個民族-國家為主導的世界框架內，本土居民仍舊抱持著強烈的民族認同情結，不同文化、宗教群體的涌入會強化這種本土主義，紛爭、國內政治格局的改變也在所難免。面對無法擺脫的厄運，世界的未來又是何種模樣？

未來的世界

作者莫蘭對未來世界也作出了自己的三個預測，他用三種顏色總結道：更灰、更綠和更少的白色。更灰意味著老齡人口的持續增加；更綠意味著未來人口更少的世界會隨著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而發展出更好的技術，環境因此會得到更好的保護；白色更少則意味著白種人規模的持續減少。

如果現代化還將持續下去，我們基本上可以相信莫蘭的預言會成為現實。進一步，如果民族-國家的政治架構不變，外加各種鼓勵和強制措施也不起作用，則要么各國人口持續減少；要么在不斷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引入外來移民。如前所述，引入外來移民一定會對國內政治格局產生影響，任何移民群體都不想只當一個外來的建設者，而缺乏獲得感和應得的權利。

在任何意義上，民族、國家乃至種族都僅僅是人類區分你我的權宜之計。如果人口注定要經歷厄運，那么，如果這種命運最終能讓我們淡化乃至消除彼此一直以來的膚淺身份感，筆者覺得也不啻為一件好事。

可能一些篤信傳統的人士可能認為回歸傳統生活方式是挽救人口厄運的良方。傳統意味著前現代和現代化不復存在，也意味著高生育率、低能耗和高死亡率。但這種方案似乎并不可行，盡管現代化就意味著高能耗，但世界各族群依舊前仆后繼地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完全像古人那樣生活一定不可行，那樣必定落入馬爾薩斯所謂的種種苦難境地。那么，我們可以只要現代技術的種種好處，而繼續保持高生育率嗎？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科學和技術不僅僅是某種單獨的存在，它們的發展改變了我們對傳統地方經驗的看法，也催生了現代的平等自由等觀念。高能耗和各種現代觀念共同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這種方案要求我們一邊高能耗地生活，一邊回歸所謂強調生育的傳統觀念，這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正如莫蘭的論證所展示的，任何傳統文化和宗教（比如伊斯蘭教）對生育率的影響在現代化面前都不值一提（比如伊朗現代化過程中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也許，兩百多年的現代化歷程盡管短暫，卻給人類種族延續帶來了嚴峻考驗。可能我們能在未來找到某種解決之道，但似乎留給人類的時間并不多了。

保羅·莫蘭（Paul Morland）的Human Tide（中文版為《人口浪潮》，李果譯，2019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