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廢物管理經歷了從以衛生健康為目標的地方公共服務，向以降低生產消費全生命周期環境影響為目標的綜合治理框架的轉變過程。近年來興起的“零廢棄”（zero-waste）運動反映了這種轉變過程中多主體參與的積極成效。

“零廢棄”的概念最早是保羅·帕爾默在1973年成立 “零廢棄系統公司”時提出的，當時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加州新興的電子產業中使用的各種化學品的有效收集和利用。“零廢棄”的概念體現了生產者和消費者自主尋求系統化的廢物減量和循環利用的價值創造過程，因而有別于僅將廢物作為末端處置問題的傳統思路。

1990年代，“零廢棄”理念逐漸獲得城市管理者的關注。“零廢棄”的早期動力來自垃圾填埋場建設中的“鄰避問題”。由于社區的普遍抵制，現代城市垃圾填埋場越來越難以選址建設。結果一些國家或地方政府干脆通過了“零填埋”的法律要求，禁止用填埋的方式處理城市生活垃圾，其結果顯著提高了廢物處置的成本。人們逐漸發現相比于代價高昂的末端處置方案，促進廢物減量和循環利用的過程，可以更有效地觸及工業化生產模式下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大規模廢棄的問題本質，激發產品設計和商業模式的源頭創新，并創造出新的經濟活力和社會價值。

“零廢棄”運動形式豐富，涉及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等不同群體，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類型。

前者主要由政府主導，采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鼓勵不同主體減少廢棄量。比如愛爾蘭政府對每個塑料袋征收稅費，減少消費者過多的一次性用品消耗；舊金山市政府對于分別收集有機廢棄物的餐飲進行垃圾處理費減免，以推廣廚余垃圾的生物堆肥處理。這類零廢棄運動以政策引導為主，影響范圍雖廣，但領域較為單一，多集中在某一個特定方面，比如減塑。

后者多是由環境意識較強的個人或團體在地方發起倡議和實踐，比如在意大利，由于卡潘諾里的居民抵制焚燒廠的建設而引發草根零廢棄運動；印度由社會活動家發動成立拾荒者聯盟及固廢收集處理公司。這種運動強調社會及生活方式全方面的轉型，內容更為豐富，但影響力有限，依賴人們的主動意愿。

瑞典在“零廢棄”運動中處于領先地位。自1970年代開始，瑞典就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行循環經濟發展政策，其城市生活垃圾的循環利用率從1975年的38%上升到2016年的99%（其中約一半左右為材料循環利用，一半左右為以能量回收為目的的焚燒處置）。

瑞典“零廢棄”運動的特點是政府的深度參與，“自上而下”的推動起到主導作用。瑞典采取溫和的多黨議會制，主張“市場與計劃的混合經濟”的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大黨長期在瑞典執政，支持“民主社會主義”和“高福利社會”。

“人人都有責任為保護公共利益而努力”成為舉國上下推動垃圾分類的根本動力。這一基本出發點使得社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經濟成本收益的考量，為垃圾分類和循環經濟發展投入較高的社會資本和支持。

具體措施包括中央政府層面推動全民教育普及，從兒童階段就開始培養垃圾分類的意識和習慣；明確政策目標——提出“零廢棄”的發展目標，并發布廢棄物減量化的五年計劃；在城市開發項目中強調廢棄物管理要求。地方政府層面則從實際操作出發，直接參與廢棄物處理制度重構，包括成立區域廢棄物管理公司，完善廢棄物回收設施等。

本文以瑞典南部城市馬爾默兩個典型社區為例，探討城市“零廢棄”運動的背景、特征和發展路徑，重點介紹三個方面：（1）面向行為建構的社區空間再造；（2）城市廢物管理系統演變；（3）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引入。繼而結合中國目前城市廢物管理系統發展中的問題，總結借鑒其經驗。

馬爾默的可持續發展歷程

馬爾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位于瑞典南部，與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隔厄勒海峽相望。在優越的地理條件下，馬爾默市自20世紀初開始進入快速的工業化發展時代，造船業和建筑業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1970年代，在能源危機爆發及傳統制造業從歐美向新興經濟體轉移的背景下，當地最大的造船廠考庫姆造船所（Kockums）關閉，馬爾默經濟陷入困境，失業率大幅上升，人口外流。這一困境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僅1990—1994年間，馬爾默就有約25%的就業崗位消失。

與此同時，1992年聯合國發起“世界范圍內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瑞典國內對環境的關注到達了一個高峰，開展了一系列的政策與行動來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1993年瑞典設立環境策略研究基金會來促進學校與產業在可持續發展上的合作，支持各領域的可持續實踐。約蘭·佩爾松當選瑞典新的首相之后，政府也組建了新的委員會來負責生態可持續發展，撥給市政府約10億美元（60億瑞典克朗）以實現21議程的規劃目標。1994年伊爾瑪·瑞爾帕魯被選為馬爾默市長，馬爾默以此為契機,開始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之下實施綠色轉型的發展道路，從工業城市向以知識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的現代綜合體轉變。1997年馬爾默通過了地方“21世紀議程”方案，而“零廢棄行動”正是其發展策略中重要的一個部分。

本研究選取馬爾默市的西港Bo01和奧古斯滕堡兩個社區作為開展實地調研和分析的區域。這兩個社區在馬爾默市城市更新和可持續轉型中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

研究區位置示意圖。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西港（V?stra Hamnen）曾是馬爾默最具代表的傳統工業區，1970年代關閉的考庫姆造船所就坐落于此。造船所關閉之后，政府曾嘗試引進新的工業項目。比如1989年政府補貼引進了“薩博-斯堪尼亞”（Saab-Scania）汽車廠，但這一嘗試并不成功，項目兩年后關閉，港口工業用地處于廢棄狀態。1990年代馬爾默啟動綠色轉型時將西港選為第一批改造的區域。通過系統的再開發規劃和建設，西港成功轉型為馬爾默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居住社區之一。Bo01是西港改造的第一個居住項目，其規劃與建設包含了諸多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實踐。

奧古斯滕堡（Augustenborg）是1950年代馬爾默建設的第一批公共住房區。最初的居民主要是在當地工業企業上班的工人，構成當時城市主流的中產階級社區。但到了1980年代，隨著工廠關閉，經濟衰退，社區原來的居民逐步搬離，社區也逐漸衰敗。作為城市復興改造的重點項目，1998年奧古斯滕堡獲得了當地投資項目（Local Investment Program）的資金支持，建設奧古斯滕堡生態城，對區域內的老舊住宅進行了系統化的更新改造，其中也引入了許多旨在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社區宜居性的技術方法和管理手段。

這兩個社區采用了不同的城市更新改造方式，改造之后的社區居民構成有很大的區別，前者主要是馬爾默本地的高收入人群，而后者則集聚了當地中低收入以及大量新近遷入的外來移民。但通過可持續社區建設的努力，兩個社區都實現了很高的住戶垃圾分類參與度，因而可以很好地展現馬爾默“零廢棄”運動的整體效果。

馬爾默的城市廢物管理系統

下圖展示了馬爾默城市廢物管理系統的基本構成，其中包括硬件基礎設施和文化意識形態兩方面的建構。無論硬件基礎設施還是文化意識建構，都包含了社區尺度的行為空間營造和城市及國家層級的基礎設施和政策框架。這樣的系統之所以能夠在社區尺度真正影響居民的行為習慣，是因為兼顧了居民生活便利與廢物回收體系的運行效率。

馬爾默城市廢物管理系統模型

1 社區尺度的分類回收空間

社區尺度的分類回收空間主要考慮居民參與分類投放的便利性。首先居民在家中就需要按照垃圾分類投放標準，按材質將各種廢棄包裝、餐廚廢物、有毒廢物進行分類存放。社區中的回收小屋按照就近布局的原則，分布在整個社區內。

西港Bo01社區和奧古斯滕堡生態城回收設施分布圖。

小屋中顯眼的位置貼有簡單直觀的圖文指示，幫助用戶了解如何對垃圾進行分類投放。回收小屋大多結合了綠屋頂等設計元素，并且與社區的游樂設施相結合，使得垃圾分類活動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之中。

奧古斯滕堡生態城中新建的社區垃圾分類綠色小屋。

在回收設施的設計上，西港Bo01社區和奧古斯滕堡生態城也有一些差異。西港Bo01社區由于是在工業廢棄地經過徹底整治之后重新開發的新社區，因此嘗試了一些新的自動化回收技術，比如真空抽吸的地下管道封閉式垃圾收集系統，可以分別收集餐廚垃圾和可燃垃圾。

該系統在整個社區中布置了21個投放口以及兩個區域集中點。居民日常按分類投放后，垃圾會暫時存放在投放口內關閉的閥門之上，每周管道系統通過真空抽吸將各個投放口的垃圾送到兩個區域運輸點，再由專業的垃圾運輸車拉走。自動收集系統避免了垃圾車在社區內部的通行，也有助于保持社區內的環境衛生。

西港Bo01社區中的垃圾分類小屋（左）以及區域集中點的垃圾運輸車（右）。

奧古斯滕堡生態城則在回收小屋垃圾分類的基礎上，開發了社區餐廚垃圾堆肥的設施，為小區居民的園藝活動和小區內的景觀綠化提供肥料。

除了設施建設，行為規范和文化意識的建構也是促進居民自發進行垃圾分類的重要因素。這種文化意識的建構一方面是通過公共媒體和教育機構不斷的宣傳教育，另一方面通過社區層面的公眾參與和互動來提升居民的環保意識。

2 城市尺度的廢物管理系統

在城市尺度，馬爾默的廢棄物管理系統采取了公私合作的經營模式。區域性的廢物管理機構“公眾與科學之南方水務”（VA SYD：Vetenskap & Allm?nhet SYD）和斯薩烏（Sysav）都是政府成立的公共機構，對當地的城市廢物收集有一定的壟斷性。經過分類回收后的廢物進一步的加工運輸則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和私營企業，形成一定的市場競爭。盡管社區內的垃圾收集設施略有差異，但垃圾分類的標準和流向都與馬爾默市的城市廢物管理系統相銜接。

馬爾默廢棄物管理經營模式。

VA SYD是由斯康納省多個市政府聯合成立的專門負責廢水和廢物管理的機構。居民每年向VA SYD支付垃圾處理費，用于購買垃圾處理服務。除了社區內的日常垃圾回收點，VA SYD還在區域內建有一些相對較大的公共回收站，居民可以將大件廢物或有毒廢物送往這些回收站專門處理。在實際運營中， VA SYD將不同的垃圾處理服務外包給一些專業企業完成。例如：真空管道系統由恩特華（Envac）公司設計安裝，一般回收點的清潔維護由朗賽爾（Ragn-Sells）公司負責，運輸企業里諾諾頓和奧森斯負責從社區垃圾收集點和公共回收站將分類的垃圾運輸至區域回收中心。通過引入這些私人企業，廢物管理系統的整體效率得以提高。

Sysav是由14個市政府聯合成立的非營利機構，負責運營具體的廢物處理設施，包括垃圾焚燒廠和餐廚垃圾堆肥發酵廠。垃圾焚燒廠為熱電聯供，餐廚垃圾堆肥發酵后可生產有機肥和沼氣，沼氣為當地的公交汽車提供能源。2016年Sysav共收集處理了33700噸餐廚垃圾，并提供了馬爾默和布爾勒夫60%的區域供暖。投入社區垃圾分類點的塑料、玻璃等可回收材料也通過垃圾轉運運輸到Sysav的區域回收中心，然后轉交給專業的再生材料生產企業負責進一步的循環利用。

3 引入生產者責任延伸機制

城市廢物管理系統有效實現了從社區到處理中心的垃圾分類回收與再利用，但這種方式并沒有觸及廢物產生的根本機制，因此無法從源頭扭轉廢物日益增長的趨勢。

1988年，托馬斯·林赫斯特在對瑞典環境部的報告中首次提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的概念，試圖通過重新劃分廢物管理的責任，讓生產者對其產品承擔更多廢物管理的責任，從而激勵企業從產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慮資源效率和環境影響。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引入，一方面為地方公共廢物管理系統增加了一定的資金來源，另一方面促使企業有動力通過改進產品設計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減少廢物的產生，提高材料的可循環利用性。

在現實中，一些企業聯合起來建立生產者責任組織，共同承擔產品廢棄后的回收責任。其中一些生產者責任組織的回收體系也進入到社區之中，成為與城市廢物管理系統相平行的另外一個廢物回收與循環利用體系。生產者責任組織的回收系統與城市廢物管理的回收系統有一定的交叉和重疊。

以“包裝材料和報紙雜志生產者責任組織”（FTI: F?rpacknings & Tidnings Insamlinge）為例，生產者會在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時候收取一定的押金，交給FTI。FTI用這筆錢資助零售商建立和運行逆向物流網絡，消費者將飲料瓶等廢棄包裝投放到商場內的自動回收機，可以獲得一定的押金返還。FTI也可以向斯薩烏支付一定的費用，回收消費者丟棄到垃圾桶中的廢棄包裝物。最終FTI需要保證市面上的廢棄包裝和廢報紙雜志達到政府制定的回收和循環利用目標。

FTI在社區中設置的廢報紙和廢包裝專用回收箱（左），超市中設置的廢棄燈泡和聚對苯二甲酸類（PET）塑料瓶專用回收機（右）。

城市“零廢棄”運動的啟示

綜上所述，馬爾默城市廢物管理系統一直由地方政府主導，其內容與形式隨著社會環保理念與技術發展而更新變化。馬爾默的“零廢棄”發展經驗對于中國城市廢物管理體系的建設規劃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1） 新技術推廣的社會適用性

中國城市廢物管理近些年來比較熱衷于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從西港社區和奧古斯滕堡的發展經驗來看，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需要與特定的社區空間和應用場景相適應，并與城市廢物管理處置的基礎設施系統相銜接。西港社區采用的封閉式真空垃圾管道系統是社區回收技術創新的有益探索，但該系統并沒有在馬爾默市得到廣泛推廣。

該技術曾在2010年被引入我國，在北京電力醫院、天津生態城、廣州亞運城社區等項目中有示范性的應用。但實際情況是真空管道系統大多變成房地產商宣傳的噱頭。

以廣州亞運城社區為例，由于運營成本較高，以及無法與城市廢物處理系統對接，2010亞運會結束后封閉自動垃圾系統便停止運行，恢復傳統的垃圾箱投放方式。由此可見，新技術的應用離不開特定的社區場景，也不能脫離城市廢物管理的現狀。

2） 多層次管理系統有效銜接

垃圾分類和循環利用涉及多層次管理系統的有效銜接，包括國家層次的資源效率宏觀目標與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城市尺度的廢物管理系統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社區尺度便于分類投放和循環利用的生活空間建構。

從馬爾默奧古斯滕堡生態城的案例來看，盡管奧古斯滕堡的居民大多是來自海外的新近移民，并沒有像當地人一樣接受過垃圾分類的系統化教育，但在良好的社區分類設施和指引體系的引導下，仍然能夠普遍按照8類垃圾分類的標準進行垃圾投放。由此可見，除了普及性的公眾教育和宣傳，城市和社區尺度的空間規劃與設施完善對消費者行為的改變也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2000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就曾率先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等8個城市試點垃圾分類收集。但無論民間自發的垃圾分類嘗試，還是政府的示范項目，大多都難以維系。其中的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社區尺度的分類活動與城市尺度的基礎設施和管理系統難以有效銜接。

2017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的通知，在46個城市強制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新一輪宏觀政策推動無疑需要地方層次的政策配套與行動落實。

3） 探索生產者責任延伸機制

隨著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廢物量不斷增長，處理難度增加，處理設施的鄰避問題日漸突出，探索新的廢物管理機制，從源頭激勵廢物減量和促進循環利用的需求也越來越緊迫。瑞典引入生產者責任延伸機制的經驗對我國當前城市循環經濟體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借鑒意義。

2017年國家發改委公布了《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率先確定對電器電子、汽車、鉛酸蓄電池和包裝物等4類產品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這一政策將對我國城市目前現有傳統資源再生和廢物管理系統帶來顯著的沖擊，再生利用和廢物處理的設施、回收體系的空間布局和運營模式等都將在新的責任劃分原則下，面臨結構調整和利益重組。

比較而言，瑞典是在已經相對完善的城市廢物管理系統上增加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作為現有的廢物管理系統的資金和回收渠道的補充，而中國原有城市廢物管理系統的建設并不完善，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創新和發展的空間。發揮相關主體的主動創造性，共同推進城市和社區向著“零廢棄”的目標發展，是中國探索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

（作者羅朝璇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碩士研究生；童昕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教授；黃婧嫻系瑞典隆德大學人文地理系碩士研究生。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國際城市規劃》2019年第2期，原標題為《城市“零廢棄”運動：瑞典馬爾默經驗借鑒》，經刪減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