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電影《何處為家》（又譯《迦百農》）于2018年在戛納電影節獲得評審團獎，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今年4月29號開始在國內上映后，好評如潮，在豆瓣上獲得9.0的高分，且被列為百度百科五月十大熱詞之一，引發了又一輪原生家庭重要性以及父母對子女家庭教育的大討論。

影片跟隨十二歲小男孩兒贊恩的視角，講述了黎巴嫩社會底層人民生活的困頓掙扎。因為家庭貧窮，贊恩和他的兄弟姐妹們無法上學接受教育，他們幫助父母一起扛起生活的重負，終日奔波，在街上兜售果汁，幫雜貨鋪老板打工，甚至游走在法律的邊緣，偷偷售賣違禁藥品給監獄里的服刑人員以牟利。暴力、犯罪、欺凌、謊言都是贊恩生活里司空見慣的組成部分。《迦百農》是圣經中的地名,據稱是耶穌開始傳道、展示神跡的地方，同時在阿拉伯語里的意思是無序和混亂，而這也是對贊恩以及黎巴嫩貧民窟中百姓的生存狀態的準確描述。

在混亂壓抑的童年生活里，贊恩和十一歲的妹妹薩哈相處的片段是影片難得的亮色。正因如此，當薩哈被強行嫁給（賣給）雜貨鋪老板時，贊恩發瘋般地憤怒阻攔，和父母扭打在一起，阻攔無效后獨自離家出走，被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無證勞工拉希爾收留，幫助她照顧非婚生子，一個“連西紅柿醬都比不上的” 、“沒有生產日期和許可證”的嬰兒約納斯。不幸的是，拉希爾的非法身份被警方發現，關押后準備遣返。贊恩走投無路，回家后又發現妹妹已經因為孕期大出血去世了。贊恩在極度憤怒和傷心之下，刺傷了雜貨鋪老板，也因此鋃鐺入獄, 被判監禁六年。

影片的最后一段，贊恩與前來探視的母親斷絕關系，并且請律師（由電影導演扮演）把父母告上法庭，宣稱他們是不合格的父母，最大的罪過就是把他生了下來：“我希望大人聽我說，我希望，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我只記得暴力、侮辱或毆打。”這出人意料的法庭對峙不僅令贊恩的父母大為震驚，并且似乎也與影片前半部采用非職業演員和手持攝影所強調的紀實主義邏輯相背離，畢竟，現實生活中的黎巴嫩法律并不允許未成年的孩子起訴監護人。在影片之前的部分，我們看到的是由于黎巴嫩深陷戰亂和宗教沖突之中，社會的分化使得底層民眾只能在法律邊緣的灰色地帶掙扎求存，國家機器和司法制度所能帶給他們的往往只是更為強大的規訓力量和個人無法抗拒的暴力，比如沒有合法身份的拉希爾被迫和孩子分離、被遣返的命運。贊恩作為深陷在此種系統性暴力網絡中的一環，在混亂的底層社會用一切合法與不合法的方式艱難求存：撒謊、小偷小摸、售賣毒品替代物——曲馬多飲料，甚至迫于無奈對更幼小的孩童施暴，搶奪生活日用品，直到最后走投無路將拉希爾的孩子賣給國際人販子的中介（這又何嘗不和贊恩父母的行為類似？），又怎么會突然一反常態，接受并信任中產階級的所謂法制觀念，以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維護等級森嚴的現代文明社會的既定秩序？

而這樁兒子控訴父母的離奇案件所隱含的更為令人不安的邏輯是：“底層不配生娃”。這樣的邏輯把社會不公和日常生活里無處不在的混亂和暴力怪罪到窮人毫無節制的生育頭上，把復雜的社會問題全部推給私人家庭和弱勢群體。這與自撒切爾、里根時期開始的指責未婚媽媽、少數族裔濫用社會福利，直至近年來的歐洲右翼保守勢力指責難民不負責任地生育，造成貧窮代際傳遞社會混亂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如出一轍。難怪影片在國內上映時，引發的熱議也可基本總結為父母也需要上崗證，“并不是每一個能生下孩子的人都有資格成為父母”。有影評人更是指出，“難民也不能成為’生而不養’的借口。另一則評論則引用諾獎得主、白俄羅斯女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采用兒童視角的衛國戰爭幸存者的口述實錄《我還是想你，媽媽》中的話：“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孩子流下眼淚。”回避對結構性問題的深入分析和討論，此種煽情評論將養育職責全都推給核心家庭，勒令母親在戰亂中必須扮演不惜一切代價（包括自身的安全與尊嚴）保護孩子的自我犧牲角色。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性別暴力？

“底層不配生娃”的邏輯透露出的是強大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對社會生活的全面占領：一方面，基本的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都被私有化，社會問題常被歸罪于個人或者核心家庭 （尤其是母親）的失責。而因為社會資源嚴重不足的底層民眾往往不得不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掙扎求存，同時卻又不得不背負著種種歧視和污名，無法在現有的體系內為自己發聲，甚至會因為搶奪本就有限的一點生存空間而相互爭斗和攻擊，造成底層內部的彼此分裂和憎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自由主義的霸權并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經濟、公共政策領域，而是深刻介入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包括婚姻家庭和私人空間，通過對個人生命政治的滲透、占領和殖民來塑造“自由選擇”的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 主體：這就意味著，人的自然生命過程被定義為經濟活動的場域，一切個人在身體智力上的投資都必須按照經濟規律來進行精細理智的成本核算，目的是使未來可能的回報達到最大化。

影片中文譯名《何以為家》所突出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中產階級所期待的家的概念：在這個私有化的家庭內部，養育下一代意味著核心家庭通過情感和金錢投資以獲得向上流動的希望，如果無法達到這樣的理想標準，那么家長就是不稱職的，就沒有資格養育孩子。按照這種理性“經濟人”邏輯，因為結構性不公所造成的無法提供充足回報的生命就不能構成有效的人力成本 (human capital),而只能被定義為低等的，被丟棄的“低素質人口”，更不要提他們生兒育女、繁衍后代的“許可證”了。

這樣的生命政治經常赤裸裸地體現在主流社會面對種族和階級的“他者”的規訓態度上：在西方世界，缺乏固定住所和金錢觀念的吉普賽人就經常被指責為無法融入現代社會的劣等公民，因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被視為“異族”，在影視作品中常以奸詐、貪婪、濫交、濫生、非理性的形象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也常遭到歧視、驅逐，甚至被一些國家的右翼保守勢力提出限制生育。無獨有偶，隨著極端排外的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抬頭，類似的論調在歐美國家面對難民潮涌入時也聲浪漸大，尤其在近年來全球經濟下行的大氣候下，難民也常被作為一切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替罪羊。右翼民粹勢力將難民、非法移民（甚至擴展到所有移民和外來人口）數量的增長視為萬惡之源，意欲以各種可能的方法對這些“低素質人口”加以控制和削減。

《何以為家》中反復出現的昆蟲意象就是對這種被自由主義生命政治所貶值的“低端人口”的絕佳隱喻：山寨美式超級英雄蜘蛛俠的蒼老干癟的蟑螂俠；贊恩父親稱自己的生活就像蟲子一樣，毫無尊嚴可言；以及攝影鏡頭對準墻上蠕動的蟑螂的特寫。卡夫卡著名的《變形記》的開頭便是格利高里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大甲蟲，遭到家人的唾棄。今年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被韓國導演奉俊昊的《寄生蟲》獲得。影片所反映的是一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蟲蛀”了的韓國社會。在韓語里，“寄生蟲”常被用來命名和指責社會底層人口（尤其是女性）的無意義、無價值的生存和生育。

現代社會的異化將生命強行劃分為人類和非人類的三六九等。面對此種系統性的社會不公和歧視，贊恩的母親在法庭上對律師憤怒地喊出：“我這一生都是奴隸，你還敢批評我！我每天像狗一樣辛勤地勞動，養活一家人，不會有機會過上你所享受的生活，你沒有權利審判我，只有我自己能審判自己！” 在這種不被現代司法制度所規范管理和命名的憤怒面前，由導演娜丁·拉巴基所扮演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律師一時竟無言以對。這位“失敗了的母親”的突然爆發撕裂了新自由主義生命政治的霸權話語，體現了導演對階級鴻溝的深刻覺察，也可以啟發我們跳出中產階級家庭觀的迷思，重新反思結構性的不公所造成的種種系統性的社會與性別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