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用一種深情且克制的書寫方式，記錄與魯迅共同走過的生活點滴，敘述溫柔、隱忍、理智，既展現出了魯迅作為作家與學者的一面，又從魯迅的生活與寫作、婚姻與家庭等方面切入，回憶了他作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這本書讓我們理解了何謂“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亦向我們呈現了魯迅的另一種精神與生活面貌。

我也會打海嬰的。小孩子最聰明不過，他看到女工們的遷就他會格外潑辣；看到我怕他吵鬧，尤其在魯迅睡熟或做工的時候，他會更吵些。或者也許是我更神經過敏些，這就引起我的禁制和他的反抗，以至于打。但做父親的，打完之后，小孩走開可以不理，做母親的，遇到的機會一多，看到小孩的被打后惶惑之狀可掬，有時是不自知其過犯的，能不心回意轉，給以慈愛的撫慰嗎？這樣子，母子之間的威嚴總不會建立起來。有時連魯迅先生也不會了解這，他總覺得他對付小孩是對的。也真晦氣，海嬰對于我雖不怕，但對于他的打卻怕，有時候問他：

“爸爸打你痛不痛？”

“不痛。”

“打起來怕不怕？”

“怕的。”

“媽媽打你怕不怕？”

“不怕。”

在有一次我責備他之后向魯迅先生談起，我說，每次在責罵過海嬰之后，他總是要我加以撫慰才算了事的呢。魯迅先生很率然地說：

“那里只是海嬰這樣呢？”

我才像徹悟過來似的說：

“啊！原來你也是要這樣的嗎？我曉得了。你無意中說出心底的秘密來了。”

這可見他的性情和小孩子多么像，人們說的“赤子心腸”，正可以給他做天真的寫照。其實我并不會怎樣責罵過他，只是兩個人相處慣了，大大小小、內內外外的不平、委郁，叢集到他的身上，在正沒好氣的時候，如果我再一言不慎，這火山立刻會爆發，而且熔巖就在澆到我頭頂上來。的確，如果不是我溫靜地相慰，是不易了事的呢。

有些時候我也很為難，譬如在飯后的其他時間，海嬰也會走到房里來的，以他特別對海嬰的慈愛，和小孩的善于揣測成人，自然走到比較歡喜他的人跟前，而歡欣親切地跑到他面前了。他能板起臉孔叫他出去嗎？不能的，就是在最忙，也會放下筆來敷衍幾句，然后再叫我領他去玩。有一回，他的稿紙正寫到一半，海嬰來了。看到他還未放下筆，出乎意外地，突然，他的小手在筆頭上一拍，紙上立刻一大塊墨，他雖則愛惜他的心血鑄出來的東西，但并不像發怒，放下筆，說：“唔，你真可惡。”海嬰飛快地逃開了。

我是經常在旁的，除了有事情走開之外；尤其海嬰來了，就是他和他玩，我也要陪在旁邊，到小孩六七歲還如此。這不是他的命令，而是我自動的認為要這樣做才好。女工是更不了解他的脾氣和小孩的心情的，小孩在我們房間，女工來了也會不知所措。在寫字臺上，海嬰歡喜立在椅子上拿起筆來亂涂。魯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不肯隨便拋棄小小一張紙，即便是包裹東西回來的紙張，也必攤平摺好積存起來。包扎的繩子也一樣，一束一束的卷好，放起，遇到需要的時候應用。但對于海嬰索取紙張時，就是他最歡喜的，給他亂涂，也是滿心愿意的。有時倒反而是我可惜起來了，我以為小孩子無知，應該曉諭，不好隨便糟蹋，但他更珍惜兒童時代求得的心情，以他小時候的經驗，教訓過他，總多方給他滿足。我不便過分制止他對小孩的依順，然而因此海嬰也許到如今有時還不大會愛惜物件。

在他身邊玩得看看差不多的時候了，我會提議叫海嬰走開，省得誤了他做工，遇著他高興，會說：

“不要緊的，讓他多玩一歇罷。”

或者說：

“他玩得正高興，不肯走的，讓他在那里，橫豎我不做什么。”

那么我要察言觀色，看看他是否急要做事，再看海嬰是否到了適可而止的機會，如果錯過了機會，或者不曉得他在忙于工作，或者以為他們父子間正歡暢地談天，不好驀然叫開，等之又等，才由他開口叫海嬰到別處玩的時候，等他去后，也許會感慨地說：

“把小孩交給我領了幾個鐘頭了。”

在同小孩玩的時候他是高興的，我又不敢打斷他們的興致——再把小孩叫開，但是走后他馬上又珍惜時間的浪費，他是這樣的克制著，為了和愛子周旋都覺得太過長久了。這更使得我在彷徨無主中度著日常的生活。

不過自從有了海嬰，我們的生活比較復雜講究些了，第一是傭人方面，以前兩個人是沒有請人的，衣服的洗凈和房屋打掃，是每天托建人先生的女工來一次，再早晚給我們拿些開水來，煮茶是我自己動手的，到了吃飯時候，來通知了，我們就到建人先生的住房里，五六個人一同吃。四五樣普通的小菜，吃到后來不大有了，也還是對付著，至多不過偶然買些叉燒之類助助餐。這種生活，比較起一般小家庭還要簡單，差不多如是者有二年之久。海嬰生下之后，首先尿布每天要洗許多次，再要幫忙照料小孩，非添一個人不可，于是才雇了一位女工。

第二是住室方面，總是揀最風涼的給小孩睡。冬天，也生起火爐來了，海嬰臥室一只，魯迅也叨光有一只。不過火爐之于海嬰，總不能算是“恩物”。前面說過，我的值夜是從二時到晨六時，六時一到，馬上去叫醒女工，一面給海嬰喂奶，一面讓女工去把樓下魯迅的書室生起火，然后叫女工在下面招呼孩子，讓我可以再歇息一會兒，照例到早上九時才再喂奶。那里曉得我們的苦心，給女工通通推到河里去了。房間生了火爐，熱度頗高，在晨間的低溫之下，她就經常抱著小孩開了臨街的小窗和男朋友聊天，可憐這初生至六七個月的嬰孩，在半冷半熱中受著磨煉，抵抗不住了，就時常傷風，但我們那里料想得到？待到小孩七個月，我們搬家了，才把她謝絕，之后，才有人說到如此這般的情形。

一九三0年三月，魯迅因參加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等集會，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同時也呈請通緝，魯迅第一次避難在外，寄寓在內山先生家里的假三層樓上。每隔三兩天，我抱了海嬰去探望一次，這時海嬰已經有半歲了，很肥胖可愛。為了避難在外，使他不能夠每天看見他的愛子，相見了，在這種環境中，心情是相當說不出的難受。到了海嬰六足月的一天，他還冒著偵緝者的嗅覺之下，走出來同海嬰到照相館去拍照，這時海嬰還不會站立，由他蹲在桌子后面扶持住，才成一張立像。     

壓迫的波瀾似乎有些低下，重又回轉寓所。但寓所位在閘北，隨時有可能被拘捕的一個極惡劣環境之下，迫使我們另覓新居于北四川路，雜在全是外國人住居的洋房里。剛剛安頓不久，就遇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柔石被逮事件，他和馮鏗都曾經到過我們住所，而且傳出來的消息，也從柔石探問過魯迅，這直接的追求，可能無辜被逮的。只是他一個人出走也不大妥當，我們在患難中也不能共生死在一處嗎？還是把我們留在原處實在不好，這回是三個人連同女工一位，租了一間外國旅館，住下來了。這時海嬰不過一歲零三個月，剛學走路，在窄窄的一小間房里，較暖好的大床，讓給海嬰和女工睡，我們是在靠門口的一張比較小的床上。避難是不能帶書籍和寫作的工具，更難得有寫作的心情的，除了烤烤火，和同住的鄰客談談天之外，唯一的慰藉，就恐怕是海嬰的天真，博得他幾許的歡笑。

然而舉家避難，負擔實在不輕，所以后來簡直對于時常傳來的危機，是由他去了，而且海嬰也逐漸長大，會找爸爸，同了他去，也會說出在什么地方，不使父子相見，事實也難做得到，因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聽其自然了。最后的一次避難，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那是因為兩位熟識的朋友被捕之故，但已經不大像避難，白天仍然回到家里，只是夜飯后住在外面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炮火在將次停止的時候，夾住在難民堆中的海嬰，染了疹子，為了清靜和取暖的方便，魯迅急忙向旅店找到兩間房子住了十天。疹子退凈，我們就搬回北四川路寓所，因著生活的動蕩，女工的告退，戰后物質購置的困難，勞瘁之后，三個人都先后生病了。海嬰是疹后赤痢，接連幾個月都沒有好，每天下痢許多次，急起來，就抱著下在白洋磁罐上，每次的便痢，魯迅一定要親自看過，是否好些了，看完之后，就自己去倒在抽水馬桶內，勸他交給女工，他是不大肯的，是否怕不當心傳染開去呢？有時因了齷齪而加以勸告，但他的答復是：“醫生眼里的清潔，不是看表面，是看有否消毒過，平常人所說的齷齪是靠不住的。”這種不問大小親力親為的態度，有些朋友暗地批評他太過分心了。但不曉得他一向是自己動手慣，自然會有這樣的脾氣，而況對于他的愛子，他能不留心嗎？平時海嬰生病了，生病期中的糞便，一定要留給他看過才可以倒去，比較嚴重的赤痢，自然更不放心了。他是深曉得醫學上的從糞便診察病情的，既然如此留心小孩的生病，照料和陪著去看病等的繁瑣任務之下，因之每次海嬰生病，就是給他的一種重累，甚至也妨害到寫作，這是我所看了不忍的。如果再多添幾個小孩，真會把他累死。

每年至少有一次，在海嬰生日那天，我們留給他作為紀念的禮物，就是同他到照相館去拍照，有時是他單獨拍，有時是三個人同拍，值得紀念的照相有三張，一張是海嬰半周歲時，魯迅先生特從逃難處走到外面，一同到照相館，由他蹲著，以雙手支持海嬰的立像，另一張是他五十歲，海嬰周歲時，他抱著海嬰照了之后，親自題了兩句詩：“海嬰與魯迅，一歲與五十。”他題好之后，自己說：“這兩句譯成外國文，讀起來也很好的。”再一張是在海嬰四周歲時，冒著暗沉沉的將要暴雨的天氣，我們跑到上海最有名的一家外國照相館去了。如果是迷信，這一天真像預示我們的否運到來，走到照相館的門口，不久就是決了堤一樣的大雨從天上倒下來，幾乎連回家也不容易。以后就更沒有三個人一同拍過照了。而這一張，就是流傳在外面最容易見到的。另外的禮物，有時也買些糖果、點心、玩具做贈品。在臨到海嬰六周歲，他逝世的前一年，就更加鄭重地做了一次生日，先是帶著到大光明去看電影，出來又到南京路的新雅晚餐，在海嬰是滿高興的，他也為他的高興而高興。但總排遣不掉他那種急迫的情緒，有時會忽然呆起來，或坐立不安，急于要回家照常工作之狀可掬。

至于他自己的生日，活著的時候，我們共同生活以來，每年這一天，我多少總預備些他喜歡吃的菜肴之類，算作慶祝。

今天在執筆的時候，正是陰歷的八月初三日，很巧合的，是魯迅先生的，也是我母親的生日。母親死得很早，生日怎樣做，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死了之后，每年這一天，家里一定做些菜，燒點紙錢，祭奠一番。自他逝世之后，也度過了兩次生辰了，固然我沒有做過菜來祭奠，連到墳頭去走一趟紀念一下也不可能！就是買些鮮花貢獻在照片跟前也沒有做。不是忘記，不是儉省，而是我心頭的迷惘，只要驀然想到他，隨著憶念，我會突然地禁不住下淚。這無可補償的損失，尤其對于我，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動作可以彌補，或慰藉一下的。至如無論什么舉動，加之于他，我總覺得不稱意。想到今天他活著時候，我的欣快，彼此間的融洽，是給我現在更深刻的痛苦的對照，直至永遠。

實在因為體力之故，在馬路上海嬰多由我帶領，或抱在手里。如果在這時候，我手里拿的東西，他一定搶過來自己拿，也是一種分擔責任之意罷。遇到坐在車子里，總是叫海嬰在當中，兩旁的我們，由他招呼著，一定要把腳攔阻住，有時更加用手扶持，防他跌倒。一句話，小孩在他旁邊任何時候，都是用全副精神留心著他的起居動定的，太費神了，往往在走開之后，這才舒一口氣。如其夾坐在我們當中的海嬰指東畫西地鑒賞馬路，提出疑問，他就會和我作會心的一笑，對海嬰真是“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把人家兄弟之愛易作父子之愛的。

在炎夏的夜里，晚餐之后照例是海嬰在我們旁邊，遇到他高興了，會約同出去散步，或者到朋友那里閑坐。更多的機會是到內山書店，這時海嬰首先把放在書架旁的梯子搶到手，一定爬到頂層，睥睨一切，自得之至，然后從內山先生那里得到糖果點心或書籍之類，時常是滿載而歸的。有一天，照例散步回來，至附近吃過冰結淋之后，海嬰還不肯回家，而且對坐汽車有特別興趣，他也就特從其好，三個人坐著車子，由北四川路底向江灣兜風，一直開到體育會才轉回來。那里路寬人靜，真是暢所欲行，在上海的特坐汽車兜風，這算是唯一的一次閑情逸致，也可以說是有了海嬰之后生活的變化，以前我們整天是書呆子，那里想到會去兜風的呢。

從前這書呆子的他，除了到書店去，其他的什物店是頭也不回地走過的。有了海嬰之后，他到稍遠的地方，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攤上，留心給小孩揀選玩具。最歡喜買回來的，是那用絲線旋緊再放下來急轉的洋鐵做的一種陀螺。點心罐頭之類有時也會買來。遇到朋友請吃點心，倘使新出品，他會留起一兩件帶回，尤其到外面時間比較長久了，海嬰就會說：“爸爸還不回來，一定有好東西帶來的罷。”所以他一回來，在門口等待的他，一定奪取他手中的包裹檢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歡躍而去。如果帶來的是書，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預期答應好，須一定給他買。為了這新的需要，迫使他不能專注意于書，別的店鋪也留心到了。

對于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極平凡的，就是絕對沒有神秘性。赤裸的身體，在洗浴的時候，是并不禁止海嬰的走出走進的。實體的觀察，實物的研究，遇有疑問，隨時解答，見慣了雙親，也就對于一切人體都了解，沒有什么驚奇了。他時常談到中國留學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場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給日本女人見笑的故事，作為沒有習慣訓練所致的資料。這也正足以針對中國一些士大夫階級的紳士們，滿口道學，而偶爾見到異性極普通的用物，也會涉遐想的諷刺，這種變態心理的亟須矯正，必須從孩子時代開始。

普通知識的灌輸，他并不斤斤于書本的研究。隨時隨地常識的曉諭譬解；便中有時對于電影的教育，也在娛樂中采得學識的一種辦法，他是盡著機會做的。他自己對舊式的背誦似乎很深惡痛絕。對一般學校的教育的制度也未必滿意。如果他較年輕，有了孩子，我想也許自己給以教育的。可惜海嬰生下之后，人事的匆促，他未能照顧到他的求學方面。然而在現時的學校，讀到大學畢業，甚至留學回來，是否個個都成器了呢？還是疑問。因此孩子入校讀書情形，可以說在他是并不怎樣注意的，而且他自己所學和所用的也并不一致，還是自修要緊，在他想來或者如此。看看海嬰，的確在他旁邊，時常問東問西的，增加了不少常識。

到了現在十足歲了，離他死已三周年了，海嬰還不過讀到小學的三年級，有些常識，卻超過五六年級的兒童所曉得的。但海嬰并不滿足，他時常說起：“爸爸如果現在還沒有死多好，我有許多許多不明白的都可以問問他。”我聽了除了慚愧自己的學力低淺而外，對孩子是沒法填補這缺憾的了，然而社會像海底的寶藏一樣繁復、燦爛、深潛、可喜、可怖，我將把孩子推到這人海茫茫中，叫他自己去學習。“只要他自己學好，父母的好壞是不在乎的。中國社會向來只看本人的成就，所謂英雄不問出處，父母是沒有多大關系的。”有時談到孩子的將來，魯迅先生往往就這樣說。他沒有一處不是從現實著想，實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他可以算是拿到這秘密的鎖鑰了。因之我也不是打算把海嬰送到海里——讓他給淹沒。他應該訓練自己，他的周圍要有有形無形的泅泳衣來自衛，有透視鏡來觀察一切，知道怎樣抵抗，怎樣生存，怎樣發展，怎樣建設。魯迅先生活的時候，給予他的教育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他自己生長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賊兒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記得最真，絕對不肯讓第二代的孩子再嘗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謂禮儀，把小孩子教成木頭人一樣，見了人都不敢聲響的拘拘為仁，他是絕不肯令海嬰如此。要他“敢說、敢笑、敢罵、敢打”。如果我們錯了，海嬰來反駁，他是笑笑地領受的。因此，海嬰直到如今，和普通小孩在一起，總覺得他太好動，太好研究一切，太不像守規矩的樣子。就這樣罷，我們的孩子。

（原載1939年8月20日、9月5日《魯迅風》第十八、十九期）

本文選自《我與魯迅》，許廣平 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