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工業化進程概況

工業化的進程一般被分為前工業化、工業化實現、后工業化三個階段，其中工業化實現階段包括了工業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從歷史經驗來看，走完整個進程往往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這里的度量比較復雜。

我們使用了幾個指標，核心仍為人均GDP（工業化本身就是發展，核心是經濟發展），還包括三次產業產值結構（產業結構）、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比重（工業結構）、人口城市化率（空間結構）和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就業結構）。如圖1所示。

基于這些指標測算，到2011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大概已經到了工業化的后期，這與中國經濟逐步步入“增速放緩、結構趨優”的經濟新常態的時間大體相同。這點在理論界仍然存在爭議，但是也是最科學、客觀的判斷。只要“十三五”時期工業化速度不大幅低于“十二五”時期（不低于60%），到2020年，可以認為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基本實現工業化的總體目標。

在十九大之前，曾經有過一系列的爭議，有的人認為中國早在2010年之前就已經實現工業化。總的來看，2010年中國并沒有實現工業化，可已經越過工業化的中期（中期最核心的是重化工階段），2010年是標志性的重化工開始逐漸衰退的階段。但是也不能說奢談工業化，其實這是兩個問題。工業化本身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

如果繼續推進到2030至2035年，再經過10至15年左右的工業化進程的深化，中國將全面實現工業化，進入到工業化國家行列，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工業化國家，到2050年將全面步入現代化強國，而想步入現代化強國必須首先實現經濟現代化。

中國的工業化推進得很快，尤其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但中國的經驗不一定適用于其他的國家，這與它的特殊性有關。

第一，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的工業化。中國的人口幾乎超過了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總和，除印度在往這個方向走以外，現在沒有這么大一個國家能夠步入工業化后期。到2030年中國實現了工業化，這意味著中國的十四億甚至十五億人口實現了工業化。這對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經濟現代化進程或者工業化進程會有極大的貢獻。

第二，中國工業化是一個長期、快速推進的工業化。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和地區能夠長期保持如此高的工業化速度。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6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達到9.6%，這一平均增速很少有國家能夠實現。

第三，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低成本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幾乎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能夠找到價廉物美的中國制造產品。但2010年以后這成為結構性問題之一，這種工業化也帶來了包括環境污染在內的一系列問題，到了一定階段必須有所變化，從低成本轉向高質量。

第四，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工業化，表現為產業結構失衡和區域工業化水平差異巨大、經濟增長速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平衡。我們有些地區，像北京、上海包括天津，都屬于后工業化社會，已經實現了工業化，但是有些地區還只是工業化前期或者工業化中期前半階段，差距很大。

第五，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并不協調，城鄉發展不平衡，社會民生領域發展不充分。表現在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脫貧攻堅任務艱巨，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

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成就是巨大的：

一是，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經過測算，到2015年，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指數顯示，全國已經到了工業化后期。

二是，中國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這是指中國是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門類制造能力的國家，且5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220多種的產量居于世界第一位。

三是，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2016年中國GDP占整個世界的份額大概在15%左右，排名世界第二，而制造業規模居于世界第一位。

二、如何講好中國的工業化故事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快速走過了工業化進程，而且取得了至少在量上令人矚目的成就。針對世界上其他的聲音，我們應該怎么來解釋中國工業化，它有什么樣的成就，用什么樣的經驗概括它呢？也就是，應該如何講好中國工業化的故事呢？可以從六個層面進行歸納：

第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穩中求進”，保證產業持續成長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深化。這里有幾個層面的含義：一是不能脫離“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二是要保證“穩中求進”這個經濟改革發展工作的總基調；三是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方式。以國企改革為例，它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深入了解。如圖2所示。

第二，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不斷提高產業效率，促進產業向高端化方向發展。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是經濟學的永恒主題，但對于中國這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式改革的國家，這個主題顯得更為重要，或者其中的挑戰也更多。

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如果產業結構、產業效率沒有提升，到了工業化中期和后期，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一般用人均GDP來直觀衡量，一般以相對美國人均GDP為標準。如果一個國家人均GDP增長長期或幾十年沒有超過美國人均GDP量的40%，那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拉美國家的情況正是如此，而有些東亞國家則沖破了這一陷阱（見圖3）。

左圖是拉美這些國家，虛線是指美國人均GDP的40%的線，從1978年到2010年，這些國家始終突破不了美國人均GDP40%的線，這可以看成是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特征。

右圖是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像日本、韓國等，它們超越了這條線，可以看成是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它們走出的核心經驗是，在不同的階段始終保證產業結構效率。迄今為止關于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之間關系的問題一直都是一個大主題。可以說經濟政策至少是兩大類，即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但是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很大的沖突，這其中的關系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正確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促進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工業化涉及各個產業的布局問題，我們中央的戰略有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粵港澳大灣區等，地方模式有“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見圖4）。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怎么處理，還需要更為長期的研究。

第四，正確處理市場化與工業化關系，培育全面持續的產業發展動力機制。中國的動力來源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這兩個動力叫做“兩個毫不動搖”。

第五，正確處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促進產業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與社會民生協調發展。這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了經濟基礎，而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廣闊的需求市場。

第六，正確處理全球化與工業化的關系，形成全面開放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很快，加入WTO以后，中國經濟呈火箭式增長，2017年，中國在制造業31個大類、179個中類和609個小類中，完全對外資開放的已有22個大類、167個中類和585個小類，分別占71%、93.3%和96.1%。工業化進程如果非用一個邏輯圖來展開的話，科技進步和制度變革、生產方式變化、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是三個基本動力。

以上我們工業化進程中的六點經驗可以用來講好中國故事。但是，中國發展到現在，也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

三、當前中國工業化進程深化的三個關鍵

如上所述，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可以概括出最關鍵的三個問題，那就是去工業化、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貿易摩擦。

第一，去工業化。實際上，去工業化這個概念要區分為兩個方面來看：“過早地去工業化”和“成熟地去工業化”。這里面最最基本的區別在哪里？

一般來講，當一個國家和地區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30%以后，制造業所帶來的技術滲透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外匯儲備效應都已經得到充分體現，服務業效率提高且能夠成為支持經濟增長的引擎。此時，制造業占比降低被認為是“成熟地去工業化”。而“過早地去工業化”會導致“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應該防范“過早地去工業化”的風險。近幾年，中國服務業占比提升速度的確過快。1978至2011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年均增長約0.6個百分點；2011至2016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年均增長約1.5個百分點。英國經濟學家阿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2017年發表的研究表明，1985至2014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增長了21.3%，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國家這么快提高服務業占比，中國出現了工業和服務業結構失衡的現象，這種失衡的本質是效率問題。

中國存在明顯的服務業“成本病”現象。從勞動生產率指標看，2015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為12.36萬元/人，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為10.48萬元/人。效率低下的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迅速提高，而效率相對高的工業在GDP中的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導致整體經濟增速下滑，從而表現出三次產業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問題。

如果嚴格區分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轉型”主要用于描述從一種產業主導的結構轉型為另外一種產業主導的結構變化，而“升級”則表述了從附加值低的產業（或產業環節）主導的結構轉向附加值高的產業（或產業環節）主導、整體效率提升的結構變化。中國面臨著因服務業比例過快上升和實體經濟比例過快下降而產生的結構“轉型”和未“升級”的結構性失衡。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也存在不平衡，高質量實體經濟供給不充分。2016年，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著突出的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實體經濟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最核心的層面是制造業，第二個層面包括農業、建筑業和其他的原材料產業，這是一般意義上的實體經濟。最后一個最廣泛的實體經濟可以把除了金融和房地產以外的服務業都算上。但無論在哪個層面，我們都發現，實體經濟都在逐年下降，但是金融和房地產上漲很快。

產業結構的失衡或者說過快的去工業化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的不平衡。

第二，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目前，整個世界還是處于工業化的時代，中國更需要深化工業化進程，推進高質量工業化，推進制造業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的工業化。

《中國制造2025》是中國未來深化工業化進程、推進高質量工業化戰略的一個重要規劃。2018年，美國挑起了貿易摩擦，對《中國制造2025》發起了各種非難。但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制造強國戰略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沒有改變。

中國需要改變的是，將制造強國戰略的重心進行調整，這不僅僅是因為貿易摩擦的影響，更因為《中國制造2025》實施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從更多地強調趕超對標、試點示范推動等選擇性產業政策思路轉向強調公平競爭、完善產業創新發展基礎等功能性產業政策思路，更好地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作用。中國制造強國戰略的重心，需要從強調《中國制造2025》轉向強調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點應該在四個層面上展開。

在總體戰略導向上，要弱化“對標”或“趕超”，強化突出，通過統籌部署構筑中國制造業的核心能力，為全球制造業發展做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

在總體發展思路上，弱化重點產業和領域選擇，突出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通用技術創新能力、工業基礎能力的提升。

在具體政策措施上，弱化選擇性產業政策，突出既有利于促進中國制造業效率和能力提升，又具有競爭中性特征的功能性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

在具體重點任務上，在強調技術創新導向的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高端制造的同時，更加突出管理創新導向的服務型制造和制造業品質革命。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創新能力培養，我們需要構建制造業創新網絡，提高創新生態系統開放協同性，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改善中小企業創新的“生態位”，提高中小企業制造創新能力。加強各層次工程技術人員培養，提高技術工人的創新能力。建設智能制造“母工廠”，技術改造也要強調，甚至服務型制造和制造業之間如何融合，服務業和制造業也要融合，發展服務型制造比智能制造更具有現實性。另外，要更加注重推動“中國制造”的品質革命。

第三，貿易摩擦。

一方面，美方挑起貿易摩擦，表面是針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但其關鍵詞是“技術”，核心是維護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利益，遏制中國向制造強國轉型。《對華301調查報告》中存在大量對中國，尤其是對《中國制造2025》的不實判斷和無端指控。

另一方面，美國對現實和潛在競爭對手開展貿易戰，有傳統、有經驗，特別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向日本和德國等貿易順差大國發起貿易戰，獲得了極有價值的副產品——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直接確立了美元不可撼動的霸權地位。今后一段時間，這兩個問題——貿易摩擦背景下的供應鏈戰略如何調整？貿易摩擦背景下的技術創新生態如何調整？——值得中國高度重視。

中國從高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個戰略是正確的，其核心是，現在工業化已經到了后期，中國有足夠多量的積累，但關鍵是怎樣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這是關鍵。

這些年，中國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也在降低，真正的關鍵還是在創新力上，核心是深化工業化進程，提高制造業的全球化能力，最終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本文據作者2019年5月1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舉辦的同題學術講座的文字記錄稿整理。至本文發出時，作者已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原文于5月22日首發于微信公眾號“人大國發院”，經授權刊用，略加簡化，并有重新編輯。“人大國發院”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的官方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