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一名環境污染的監督者前，我也是一名污染受害者。

那是在2017年1月，我剛搬進在蘇州買的新房，本來應該是新生活、新氣象，不料，四個月后小區開始受大氣污染侵擾。很多鄰居苦不堪言，我們開始自發組織起來尋找污染源，和環境污染抗爭。污染持續了四年之久，我們也和污染抗爭了四年之久，從最開始幾十人的隊伍，到最后只剩下四五個人，這四年的污染也讓我患上了嚴重的鼻炎和支氣管哮喘，很多鄰居也得了呼吸道疾病，所幸最終迎來了勝利，我與環保局合作花了四年的時間推動了污染企業的治理。

如果一己之力需要這么多年的堅持才可以推動環境治理，那么其他的受害者是不是更加不容易？如果一個人的力量難以撬動環境改變，那么一個環保組織的力量是不是不一樣？當時國內專注于做工業污染源監督的環保組織屈指可數，這讓我下定決心成立一家環保組織去監督污染企業，幫助更多的環境受害者，這就是現在的蘇州工業園區綠色江南公眾環境關注中心（以下簡稱綠色江南）由來。

從2012年綠色江南成立以來，我和我的伙伴們只做了一件事：監督工業污染源。

我們把目光放在了華東地區。我也就此練就了一雙查污染源的“火眼金睛”。有時候開車走在路上，目光一瞟就能看出哪個煙囪是在違法排污；經過河道時，稍微瞄一眼就能識別有沒有排污口，我太太都說這是我的“職業病”了。

2018年5月我們發現小米的供應商—毅嘉電子（蘇州）有限公司（簡稱毅嘉）的違法排污問題，在我看來，這事純屬偶然，但也是必然。

其實從2014年起，小米供應鏈污染就出現過污染問題，我們當時和五家環保組織通過郵件致信小米，希望就其供應鏈污染問題進行溝通說明，但沒有明顯進展。小米在2015年給過一次較為正式的回應說：“小米作為一家專注智能手機研發的互聯網公司，并沒有從事生產制造，而是和蘋果、三星等選用同樣全球頂級的供應鏈企業來戰略合作，環保組織的意見小米會反饋給供應鏈合作企業，督促其采取措施改善。”

而實際上，蘋果、三星、華為等企業已經通過企業環境監管記錄信息，識別供應商的環境合規表現和供應鏈的環境合規風險，主動承擔供應鏈環境管理責任。分析小米這篇回應可以看出，小米對供應鏈環保的宣傳很高調，但環境污染很嚴重，應對很回避。正因為這一次次沉默的面對，他的供應商毅嘉才會出現水污染的巨大危機。

在2015年5月15日，綠色江南就關注到毅嘉水污染情況，反映他們有不明暗管向河道排放大量廢水，并在微博上進行了舉報。三年后，就在2018年5月12日，我和我的伙伴在同樣的地點發現毅嘉河岸邊的一根水管正在向河道排放可疑的泡沫廢水。也就是這根不起眼的水管，牽出了一個環境大案件，甚至影響到了小米的上市。

當時已經近四十天連續的晴天，由于一直沒有降水，毅嘉廠區旁邊河道水位下降很多。我對伙伴說，“看到沒，石墻那里有根小水管在排水，還有少量泡沫”，“沒有啊，在第幾根柱子那里呀？”。我的伙伴們站在橋上，足足瞅了幾分鐘才瞅見這一根小管。

通常，企業污水在符合納管排放標準后通過污水管網排放到污水處理廠處理，而企業通向河道的一般只有雨水管道。由于最近長時間沒有下雨，這根水管向河道排放的究竟是什么呢？憑著多年的現場調研經驗和職業敏感度，在對該企業的生產工藝（蝕刻+電鍍）和特征性污染物的了解后，我認為這根水管排放的廢水會有重大問題。如果是雨水和地下水流到河道是不會出現泡沫的，水體中含有表面活性劑（亦稱界面活性劑）才會產生泡沫。結合毅嘉的生產工藝來分析，這根水管排放的水體一定會有強酸和重金屬。

不過這根水管離河岸大概有100米左右，怎么取到水管排放的水體成了一個難題。當務之急是尋到一只小船。沿著河道向東，我們在距離排放口下游2公里的地方找到一只沒有動力的水泥船。看似短短的距離，兩個人逆流足足劃了一個小時才到排口進行取樣，現場取樣的廢水呈淡綠色，檢測pH值2-3呈強酸。我憑著多年調研的經驗判斷這廢水里一定含有重金屬銅，像是電鍍車間排放的電鍍液。于是我們將水樣送至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過去幾年，我們在現場調研工業污染源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但辦法總比困難多。曾遇到過企業的連續公關，也在調研途中被跟蹤尾隨，甚至被污染企業威脅恐嚇，曾連續日夜蹲守一個月觀察重大嫌疑排污口的情況，曾在嚴冬凌晨兩三點下著雪的時候蹲守調研，曾劃著橡皮艇抵達污水橋洞只為查到下面的暗排管，也曾帶著鐮刀一邊割草一邊穿過鮮有人跡的灌木叢去查看排污口。

一周過去了，檢測結果簡直讓人觸目驚心。總銅超過太湖流域電鍍排放標準195.33倍，pH值2.64，化學需氧量（COD）超標4.36倍，檢測結果顯然是符合我現場取樣時的判斷，如此看來此行為顯然是非常惡劣了。

從毅嘉的環境表現發現，它12年中有13次違規和處罰的記錄，處罰金額總計244萬元。難道這些違法行為未曾引起企業的反思？尤其是事發的前半年就受到三次總計817000元的行政處罰。

然而我們回到現場，并從蘇州高新區環保部門了解到，小米疑似供應商毅嘉的電鍍和蝕刻車間已被勒令停產，環保部門正在全方位排查，對地下水和地下土壤進行開挖監測。

由于這一次的現場調研和發現，2018年7月11日，蘇州市虎丘區環境保護局對毅嘉環境違法行為進行行政處罰，罰款1570569.56元。

2018年10月29日，一紙狀書，我們將毅嘉推上被告席位。2018年11月16日，我們收到了蘇州市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書。現在，案件還在等待開庭。

像我們這樣來自民間的監督，為的不是消滅污染企業，而是讓污染企業主動治理環境，從而消滅污染。我們不會與毅嘉過不去，我們更不會與當地的環保部門過不去，我們只會與環境污染的企業過不去。

在綠色江南成立7年多的時間里，我們的團隊從三個人發展到現在十多個人，從業余發展到團隊成員90%都是環境相關專業，其中環境專業碩士接近占了一半。綠色江南實現了從監督華東地區4740家重控污染源到全國13567家，共向多地環保局出具了100多份污染源調研報告，推動了數100多家污染企業進行整改，撬動了5個多億的企業資金用于環境整改和治理。

我們還陸續發布《誰在污染太湖流域？》、《上市公司的霧霾風險》、《誰來守住污水處理的責任底線？》、《全國最大鉛酸蓄電池出口商涉嫌偷排含鉛廢水——江蘇理士電池有限公司環境污染調研報告》、《圣象地板：“綠色產業鏈”是否名副其實？》等污染調研報告，推動了數十個國內外知名品牌開展對話，促使多個世界品牌加入綠色供應鏈體系。

監督環境污染，難免要與政府打交道。在這之中我們希望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和政府部門曖昧也不對抗。有的時候環保組織解決社會問題會比政府更快更有效，在環境污染的敵人面前，我們與政府部門的目標是一致的，選擇合作才是出路。合作關系就是兩者的距離可以靠得更近些，再近些，我們還可以牽手。這種關系又像鐵軌一樣，永遠都是平行的，合作的時候我們可以拉近距離，沒有合作的時候可以保持距離。我把這種關系叫做 “戀愛而非結婚”。

如果要總結我們的工作模式，我想應該是：發現污染、污染源現場調研、撰寫調研報告遞交至環保部門、開展多方圓桌會議、與環保部門合作推動污染源治理。7年的實踐已經說明，對于民間環保組織來說，這是一套成熟的模式。政府部門的人手是有限的，但是民間力量的監督就是“第三只眼”，是政府職能的有益補充，幫助政府部門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

在現階段，國內監督工業污染源的民間組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部分基金會資助策略的轉變或監督過程中面臨的壓力可能會使這些機構轉變發展方向，內部失去資金支持，外部面臨巨大壓力。這條路很難，但是監督工業污染源這件事情，非常值得去做。

現階段的污染治理，絕對不是環保部門的事情，也不只是企業的事情，它應該是政府主導、企業履行主體責任、公眾參與的“多方合作”的環境治理，借助“多元共治，社會共享”的合作模式，在未來會更加出彩。

這幾年，隨著政府部門對環境保護的日益重視，一輪又一輪的督察與整治，國內企業從最初違法成本低，違法排污多見到“按日計罰”后的合法合規排放，違法成本進一步提高，對于污染企業來說有一定的震懾力。而民間力量的監督讓污染企業的暗排口，排污口開始“無處遁形”，有益地推動了企業的環境治理。但環保高壓之下，也仍有企業在違法排污，究其原因，主要是企業負責人對環境保護不夠重視，對違法排污造成的嚴重法律后果不了解，或有部分即使了解也存在僥幸心理，認為只要不被查到就沒關系，往往釀成嚴重的污染事故。因此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民間力量，除了“堵”還應該“疏”，除了監督企業排污，推動企業污染治理，也應該對企業的主體責任意識，環境意識，法律意識進行培訓，幫助企業更加合法合規，這樣中國環境治理的道路才會走得更加順暢。

（作者方應君、巢博為環保組織綠色江南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