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一個新舊時代的轉折點。上海銀行家——近代中國遠見卓識的一個精英階層——卻在嚴酷的政治抉擇面前消失了。

前些年在讀書圈熱傳的《南渡北歸》，描述了抗戰爆發前后，大批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從華北南下，流亡西南，戰后又回歸北上的故事，其中第三卷《離別》，則反映了在即將跨入新時代的十字路口，他們再次面臨抉擇，不得不忍痛離別，遙天相望，在海峽兩岸不同的生活和社會環境中所遭遇的命運劇變。頗堪玩味的是，上海銀行家同樣不忍離別，又不得不忍痛離別，但在選擇目的地時，銀行家與那些或留在大陸，或跨海赴臺的知識分子不同，多了另一個去處，竟然不約而同地南下，選擇英國治下的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作為他們的“新租界”，安全避風港。

圖| 金城銀行上海總行大樓，今江西中路200號

不愿再為蔣介石抬轎子

國民黨政權治下的金融業早已千瘡百孔，遭受重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除了外資銀行大量地退出，官僚資本銀行倉皇去臺外，那些曾經煊赫的金融業大亨進退兩難，本該選擇與蔣介石共進退，卻出人意料，選擇了不再追隨赴臺的道路。他們與蔣介石政權的關系已走到破裂的邊緣，蔣介石發行“金圓券”，蔣經國“打老虎”，都讓他們失望乃至絕望，難以患難與共。他們或許應該留下，襄助共產黨進行經濟建設，也因種種考量和顧忌，大部分人選擇了離開。畢竟他們與即將執政的共產黨，并無多深的交往，而與蔣介石政權的關系則向來密切。

所謂彼一時此一時，按周恩來的說法，銀行家們已不愿再為蔣介石抬轎子。最讓他們忌憚的是，一旦到了臺灣，還能再與共產黨打交道？再回大陸，那是遙遙不可及了。至于東南亞，出入境要比香港復雜得多。他們認為，臺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不如香港。香港緊鄰大陸，來去自由，加上此地本就是中國地界，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一致，又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定居或辦實業都游刃有余。1943年香港已經成立了蘇浙旅港同鄉會，上海銀行家的籍貫，基本上都出自這兩個省份。

圖|徐寄庼（前）與友人一起植樹

因此，無論是政治社會還是營商環境，銀行家們去港不去臺，都是趨利避害的結果，深思熟慮的選擇。外界的拉攏和壓力，對其當然有影響，但也是有限的。

這些銀行家打算離開上海，其實仍然心有所系，正如其代表人物陳光甫所說“人在香港，心在上海”——他們仍然期待，希望與上海再次握手。他們去港不去臺，正是對此抱有憧憬，有所念想，畢竟，香港也不是他們最終的歸宿。

堅持留在上海的銀行家

比起那些遠走高飛的，堅持留在上海的銀行家似乎難能可貴。

或許中層以下銀行職員，確有家累負擔過重的問題，撇下血脈相連的骨肉，拋棄白手起家的事業，去選擇前途渺茫的未來，須要何等的定力和毅力。抗戰期間顛沛流離的經歷，猶在眼前，心有余悸，剛剛安頓了幾年，難道又要逃亡？

愿意留在上海的銀行家，與蔣介石等國民黨軍政要人的關系，幾乎都比較疏遠，在其經營活動中，也很少得到過蔣介石的“關照”，因此他們認為留在大陸，不會有什么問題。而且他們對新政權抱有很大的期待。這也是他們不去香港，更不愿去臺灣的主要原因。

中共方面不斷釋放的善意，也讓安然不動者增加了信心。1949年4月，劉少奇在天津的一次講話中說，資本主義剝削是有進步性的，在今天，資本主義剝削是合法的。這些話傳到上海，給打算留在上海的金融界人士吃了定心丸。

圖|1949年2月陳誠敦促銀行家去臺灣的電報

被譽為“金融界之蓮花”的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徐寄庼，是留在上海的銀行家之一。他早就暗中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系，曾為奔赴解放區的青年提供經費。在他身上還有一件傳奇，1939年汪精衛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汪的親信高崇武、陶希圣始終參與這一密約的協商，高把這事透露給了好友徐寄庼，徐大吃一驚，立即曉以大義，力勸其反戈一擊，揭露日汪奸謀。抗戰史上，著名的高陶揭秘和出逃事件，即有徐寄庼的一份功勞。

除徐寄庼外，葉景葵、王志莘等人也留居上海。

葉景葵擔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達30年之久，抗戰結束后才讓位于徐寄庼。宋漢章、吳鼎昌、徐新六和徐寄庼等大銀行家，都在他手下任過職。但他為人清高，書生意氣重，南京政府上臺后，各大銀行的總經理或董事長，均與蔣介石關系密切，只有葉景葵始終不為所動，游離在政治名利場外。

解放前夕，上海學生運動風起云涌，遭到國民黨軍警的瘋狂抓捕，葉景葵挺身而出，多次出面保釋學生。他與張元濟、陳叔通、唐文治等社會名流10人共同具名，分函吳國楨（上海市長）、宣鐵吾（上海警備司令）抗議，轟動一時，史稱“十老上書”。這時候，葉景葵已經是著名的愛國社會活動家了。

在其他銀行家紛紛出走之際，也有人勸葉景葵離開上海，到香港避避風頭。他笑答：“余避地有二，一為今日所坐之屋，一乃萬國公墓也。”抗戰期間東方圖書館被日軍炸毀后，葉景葵與張元濟等人立下宏愿，以全部資財籌設私立合眾圖書館。新館建成后，葉為保護圖書免遭不測，干脆在館旁另建小屋居住。所謂“今日所坐之屋”，即指此地。可惜就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因心臟病猝發在上海逝世。按其遺愿，眾人將他安葬在萬國公墓。

新華銀行的主要負責人，均未去臺灣或香港。總經理王志莘思想進步，曾是《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編。王志莘之子王仁中對筆者說，解放后，王志莘幫助共產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締了他曾任總經理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并且把自己持有的股份都交給了國家，并竭盡所能購買公債。1957年2月2日，王志莘病逝于上海，年僅61歲。

圖|葉景葵致錢新之函

周作民被逼無奈去了香港

珍珠港事件后，恰在香港的周作民被日本人逮捕，并押回上海，強迫擔任金城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此后一直在汪偽統治下的上海，掌管著金城銀行的龐大業務，而且風生水起，儼然金融界一哥。可是他厲害之處，是他根本沒有出任偽職，抗戰勝利后，因他介于漢奸與非漢奸之間，灰色邊緣，模糊地帶，不太好定性，被上海人目為“灰色銀行家”。灰色往往比其他顏色更具保護性。當軍統屢屢要以“漢奸罪”治他時，周作民深厚的人脈關系就發揮了作用，直至親向蔣介石說明情況，案件就此不了了之。

但再次使周作民惡心的，是孫科借款和蔣經國“打老虎”兩件事。

孫科如夫人藍妮，曾以抵押借款之名，敲去了2億法幣，相當于100根大條子。在上海市檔案館案卷里，迄今存有孫科寫的借款親筆信，稱藍妮為“敝眷”，開口就向周作民借2億法幣。周作民經不住軟硬兼施，只得應允。戰后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不久2億法幣幾乎變成廢紙，周作民干脆一筆勾銷。

至于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差點又使他蒙受牢獄之災。蔣經國直接要求他不得離開上海。周作民很緊張，因為已經有人拒不繳納金銀和外匯，被蔣經國抓了槍斃，于是以療養治病為名，躲進一家由外國人開的醫院，除幾名親信外，連他的司機都不知道他在哪里，通過兒子與外界聯系。周作民夫人因為一再受到驚嚇，竟然因心臟病發作去世。

周作民與上海地下黨也有關系。得知周作民急于脫身，中共方面多次通過各種關系，勸說他留在上海，為此潘漢年特地與他見了一面。但周考慮再三，還是搭乘美國飛虎隊軍機悄悄去了香港。

圖|陳光甫

徐國懋是周的親信，周走后，由他在上海主持金城銀行業務。解放前夕，徐國懋攜家眷到港向周作民請示工作。

據徐國懋后來說，大陸方面的統戰很厲害，政府官員潘漢年，社會名流如章士釗、黃紹竑，金融界浦心雅（曾任交通銀行協理）、李仲楚（曾任交通銀行經理）等人，都如走馬燈般來港，勸說周作民回去。周作民未置可否，只說容他考慮考慮，從長計議。

因為上海金城銀行的業務繁重，周作民讓徐國懋先回去主持工作，實際上是幫他回去打前站。他說他也計劃回上海。幾十年后，徐國懋還記得那次談話時，周作民流了眼淚。

圖|銀行家周作民

日記里披露的會面情況

徐國懋回內地后，周總理托章士釗轉告他，要約他談談。徐國懋在他的《八五自述》一書中，對這次會面經過有詳盡記述。

談話約一個小時，這對一個日理萬機的開國總理，何其不容易。而且談話內容，除經濟形勢外，只是拉拉家常、談談認識的朋友，“周總理向我問了幾位銀行界朋友吳鼎昌、錢新之、張公權、陳光甫、周作民、李銘、貝淞蓀等人在香港的生活和事業的一些情況，我一一做了回答”。

說到周作民，周總理說：“對于周作民先生的情況，我是知道很多的，以前我們在重慶有過交往。”原來抗戰勝利后，周作民去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拜訪過周恩來。

周作民與周恩來是江蘇淮安老鄉，同鄉同姓，頗有點歷史淵源。但他們那次見面，發生在何時何地，又是在什么情況下見面的，對此一直有不同說法。筆者曾讀過周作民日記，周于1946年4月1日記載了他與周恩來見面的詳情，茲附錄如下：

昨聞公權言，中共總部將由延安遷至清江浦。因念余弟尚留故鄉，消息隔絕，生活維艱，至感不安，意欲派人往視，而苦于無門。因詢岳軍、公權兩兄，可否托周君恩來作書介紹，以便通行。淬廉謂，可請伉乃如君作介。岳、權兩兄亦謂，由私友如伉君者介紹較為相宜。今晨伉君與恩東來訪，告以前情，慨允隨時同往，并謂，周氏夫婦昨在其寓息游終日。遂與伉君同車入城，過上清寺中共代表寓。伉君先入，倏即來邀，仆役引余至客室，伉君告余謂，周君即出見，請稍待。須臾周君入，互相寒暄。余詢曰，聞君生長于淮安，確否？答曰，是。余曰，尊府是否在駙馬巷？曰，是，自十二歲離淮，未曾再去。余曰，上調下之先生系何班輩？答曰，是家伯，又六家伯名嵩堯，號峋之。余曰，調之先生曾在順天府尹署見過，峋之先生曾在淮安見告。伉君曰，然則兩君原系同鄉。周君曰，原籍浙江紹興，生于淮安。周君詢余曰，尊府在淮何處？答曰，系馬樁。駙馬巷尊府坐西朝東，幼時曾經去過。君曰，先生記憶甚強，系老前輩。余曰，今特托伉先生介紹（一）久仰大名，借瞻風采；（二）舍弟現尚在淮，消息隔絕，接濟維艱，擬派人往視，可否作書介紹。答曰，可。當將二弟姓名、住址記于手冊，允書就送至渝行。又謂，余有嬸母亦尚居淮，日前由新四軍轉電到渝，六家伯現寓揚州，時通消息。談至此，余與伉君辭出。

據日記看，他與周恩來見面是公開的秘密，許多朋友均知情。更具意義的是，兩人的這次見面，一定給周作民留下深刻影響，比較起他與蔣介石、蔣經國等人見面的情形，周的親切和善，讓他不免會領受到更多的好感，也難說不為后來的返滬留下伏筆。

圖|周作民日記一頁

徐國懋回到上海后，副市長潘漢年又會見了他。潘同樣十分關心周作民在香港的情況。他說，他已接到周總理的通知，要他對金城銀行的人和事多加關照，希望他能早點回來。

徐國懋立即將與周、潘等人見面的情形，寫信告訴了在香港的周作民。徐心情激動，認識真誠，把中共領導人的氣度大大稱頌了一番，并再三轉告周、潘希望他能回來的想法。周作民回信，表示他也“十分感動”。

周恩來托人送了花圈

1950年夏，避居香港的周作民秘密回到大陸。

對于周作民回內地，不少金融界同仁都來勸他謹慎從事，周作民多年的保護傘張群更是竭力反對，但這次周作民沒有聽他的話。

在北京，周總理特地接他到家里吃飯，以地道的淮揚風味菜肴招待他，一對淮安老鄉再次促膝交心，很讓周作民感動。此后，周作民積極參加公私合營，擔任了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四行和四行儲蓄會改組的聯合信托銀行董事長，還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一次在政協會議上，陳叔通帶他去見毛主席，毛主席與他握手說：“你是北四行的人嘍。”簡單一句話，周作民很感動。

周作民后來說，與毛主席僅僅見見面，沒有深談，而周總理卻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總理很照顧他。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在上海病逝后，周恩來托人送了花圈，遺體安葬于虹橋宋氏公墓(現宋慶齡陵園)內。周作民原先帶到香港的所有文物古董，也被運了回來，曾在故宮展出過，后來全部捐獻給了國家。

周作民之后，再無銀行家回到大陸。國內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其他銀行大亨在對大陸形勢的持續觀察后，紛紛打消了返滬念頭。那些說客老友，自顧不暇，就再也沒人來動員他們回去了。偶爾有人來，他們也應付應付罷了。

平心而論，中共的統戰工作極有成效，如果假以時日，再耐心些，張嘉璈、陳光甫等人很可能已經北上，誰不愿意回歸故里？畢竟落葉要歸根。可是，事實上，除了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外，留港的銀行家再無人回來，要不去了臺灣，乃至遠走高飛。且看下列：

宋漢章，1949年去港，旋遠赴巴西，1963年再返港，1968年在香港病逝，終年96歲；

李銘（馥蓀），1949年4月赴香港，1966年病逝，終年80歲；

吳鼎昌，1948年底辭去國民黨政府一切官職，赴香港定居，1950年病逝，終年67歲；

陳光甫，1949年3月經泰國赴香港，1976年病逝于臺灣，終年96歲；

錢新之，1958年病逝于臺灣，終年74歲；

張嘉璈（公權），1949年4月去香港，后赴澳大利亞轉美國教書、研究，1979年病逝于美國，終年90歲；

貝祖貽，1982年病逝于美國紐約，終年90歲；

劉攻蕓，國民黨在大陸最后一任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先去臺灣，旋辭職到香港，再至新加坡經商，1973年病逝于新加坡，終年74歲。

原標題《上海銀行家的南下與北上》載于《世紀》雜志2019年第3期，責任編輯：周崢嶸，新媒體實習編輯：鐘凱月。本文為《世紀》雜志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