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著名的激進主義者、23歲的劉師培在上海出版了包世臣的政論書籍《說儲》。這是該手稿首次公開出版，距離寫作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一百多年。劉師培是20世紀早期中國政治史上變色龍一般的人物。他被歷史學家視為無政府主義者、儒家民粹主義者、強烈的排外主義者、天賦人權(quán)理論的支持者，以及社會契約論的宣傳者。在1903年出版的《中國民約精義》一書中，劉師培宣稱剛剛翻譯引入的盧梭思想是源自中國古代的治國理念。在出版包世臣百年前的稿本前，劉師培已經(jīng)是一位著名的反清志士，他繼承了家鄉(xiāng)揚州的極端反滿傳統(tǒng)。但到1907年，劉師培的立場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zhuǎn)變。他轉(zhuǎn)而投靠清朝，鼓吹帝制，在中華民國初年成為幫助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急先鋒。

劉師培和章炳麟等人一起領(lǐng)導了“國粹運動”，這項運動得到了充足的經(jīng)費支持，旨在拯救幾個世紀以來先是被滿人統(tǒng)治者鎮(zhèn)壓，后來又被西方入侵者腐蝕的真正漢人遺產(chǎn)。在刻意模仿了18世紀德國的民族運動（Volksgeist）和后來日本的國學運動后，劉師培等人試圖通過解放被壓抑的文學和審美傳統(tǒng)來恢復中國的“國魂”。作為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出版了《國魂學報》《國魂叢書》等一系列國學書籍，以便找回因清廷禁毀或其他原因遺失的書稿。該叢書包括記載17世紀清朝統(tǒng)一江南時對揚州等地實施暴行的書籍，以及反對清朝統(tǒng)治的王夫之作品，還有像黃宗羲這樣在政治上直言不諱的明朝忠臣的論著。在劉師培等人看來，這些論著是漢人的“國粹”。《國魂叢書》一共出版了多個系列，劉師培在第一個系列就將包世臣的著作刊行了。

當清末民初的人們第一次讀到包世臣的論著時，很可能以為包世臣是書法家。實際上，康有為在1893年刊行的《廣藝舟雙楫》中就認為，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他是一位比自己更偉大的改革家。在反對鴉片流入方面以及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包世臣被描述為狂熱的反帝愛國主義者。

但為什么包世臣這份年輕時的特殊作品，完全沒有涉及書法或?qū)ν怅P(guān)系問題，卻被收入《國魂叢書》之中？在跋中，劉師培稱包世臣具有遠見卓識，在政治停滯不前、恪遵祖制的嘉道時期設(shè)計出了一種“強國富民”的方案。該方案預見了1898年康有為領(lǐng)導的戊戌變法以及20世紀初更為持久的清末新政所采取的改革方案。劉師培還認為《說儲》一書“頗與泰西憲政之制相合”。這可能是劉師培的發(fā)揮，但毫無疑問，新發(fā)現(xiàn)的《說儲》確實對清代的制度提出了系統(tǒng)的改革方案。

《說儲》文本的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學者偶爾在文章中提及，包世臣的論著似乎很少引起學者的注意。他在26歲（虛歲27）時完成了《說儲》，但此時他絕不是一個毫無社會經(jīng)驗的年輕人。正如我們之前看到的，1797年包世臣被安徽巡撫朱珪聘為幕客。此后他又擔任許多中層官僚和軍事將領(lǐng)的幕友，并前往川楚前線為平定白蓮教起義出謀劃策。這些經(jīng)歷對包世臣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毫無保留地向幕主提供怎樣更好地防止起義以及讓起義地區(qū)恢復安定的建議。1801年，他從戰(zhàn)爭前線返回家鄉(xiāng)，接受了安徽太平府同知姚逢年的邀請，擔任他13歲的兒子姚承謙的老師。包世臣認為姚承謙非常聰慧，他能提出“救弊之要”等問題，這讓包世臣感到非常高興。為此，包世臣設(shè)計了一些與科舉考試無關(guān)的課程，教授他儒家經(jīng)典之外的作品，并特別注重歷史書籍的研讀，這些課程的講授為《說儲》的寫作奠定了基礎(chǔ)。正如包世臣在該書序言中所寫，年輕的姚承謙向他請教，為了“救世”，我們最應該做的事情是什么，而《說儲》便是他給出的回答的擴展。

“說儲”是什么意思？筆者在該書或其他地方都沒有看到過解釋。其中“說”字是一種特殊文集的體裁，通常是為了討論某個復雜的問題，而將一些散亂的文章集合在一起。“儲”字指代收集或積累。明末文人陳禹謨有一部成書于1609年的同名作品，該書本質(zhì)上是一本讀書筆記，包含了作者廣泛的思想，但里面的篇章互相沒有關(guān)聯(lián)。這說明“說儲”作為“文集”的標題在當時是很常見的，而且陳禹謨的《說儲》被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包世臣很可能看到過。不過包世臣的作品看起來比陳禹謨的更加具有整體性，關(guān)注的問題也更為集中。這說明將標題解讀為“關(guān)于積累的討論”，“國家財政論”，或是“財富論”（On Wealth）會更加符合該書的主旨。從各方面考慮，這是最有可能的一種解讀。

還有其他解讀方式，雖然可能有些牽強，卻提供了發(fā)掘包世臣作品另一種意圖的可能性。“儲”的第二個含義可能是“儲君”，這樣第一個字“說”可能不讀“shuō”，而是“shuì”，意思是勸告、建議。但包世臣想要勸告的年輕人是誰？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的學生——才華橫溢的姚承謙，但這需要對“儲君”進行極為寬泛的解讀，因為“儲君”一般不能用在普通人身上，很難確定當時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另一個可能的目標是嘉慶帝，他在兩年前的1799年開始親政，但在乾隆朝的最后20年就已經(jīng)被官方和公眾認為是儲君。第三種可能是嘉慶帝的兒子愛新覺羅·旻寧，他在17歲的時候（1799）被立為儲君，并最終在1820年繼位成為道光帝。包世臣在很久以后為朝廷大員戴均元寫了一個墓志銘，雖然戴均元是1799年秘密立儲過程的核心人物，但筆者沒有看到任何證據(jù)表明當時包世臣知道了儲君的確立，這與嘉慶帝提前20年就被大家所熟知有所不同。如果將這個標題解讀為“對儲君的建議”，那么筆者認為最有可能的對象應該只是想象中的未來統(tǒng)治者，就像包世臣所引用的清初士大夫的政治書籍一樣。例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對象是一個幻想出來的“明君”；與黃宗羲同時代的顧炎武，他最早的文章《郡縣論》希望未來能夠出現(xiàn)一個圣明君王，認真對待他的改革方案，并為他的重要作品《日知錄》作序，顧炎武明確表示希望該書得到“君王”的重新發(fā)現(xiàn)。實際上，包世臣在自己文章的第一頁表達了希望未來出現(xiàn)一位“當路君子”，能夠采納他在書中提出的詳細建議。

包世臣在序言中寫道，他在寫這篇文章時，還不能刊行這部作品，因為他的想法當時無法實現(xiàn)，“當路莫能采錄者”。嘉慶初年是一個倡導公開發(fā)聲的時代，但也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白蓮教起義達到了頂峰，大學士和珅剛被罷免，當時正在清理官僚系統(tǒng)中和珅的同伙。洪亮吉1799年上陳抗議信，被判處死刑（后改為流放），因此他成為年輕一代改革文人心中的英雄和榜樣，其中很可能也包括包世臣。盡管他允許抄錄副本，例如包世臣的師友李兆洛曾于1802年在常州抄錄了一份，但出于小心謹慎、成本過高、缺乏贊助，或是因為缺乏洪亮吉那樣的犧牲精神，包世臣沒有公開刊行《說儲》。

大約半個世紀后的1844年，晚年的包世臣編印了他的文集《安吳四種》。這是一本大膽的論著，書中大部分內(nèi)容都非常尖銳，在政治上直言不諱。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里面包含了五篇關(guān)于地方行政方面的文章：保甲、農(nóng)政、學政、戍政、課績，這些文章都表現(xiàn)出作者激進的思想。在《安吳四種》總目敘中，包世臣指出這些文章的寫作始于1801年，是作為《說儲》的附錄而寫，他覺得《說儲》上篇沒有很好地解決當時鄉(xiāng)村和城市的危機。在編輯《安吳四種》時，包世臣“以《說儲》上篇體大事叢，不可分散，唯前后序及序目附論成文者摘入附錄，以示端緒”；《說儲》的下篇則是五篇關(guān)于地方行政管理的文章。實際上，他可能也感受到時代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嘉慶初期曾廣開言路、咸與維新，并實際上放開了乾隆晚期設(shè)置的審查限制；但鴉片戰(zhàn)爭后，道光朝的政治氛圍與嘉慶初年有很大的不同。盡管如此，包世臣還是指出在他家中仍有部分手稿，并補充說，感興趣的學者可以來他家中查閱。根據(jù)對包世臣書信的查閱，鄭大華發(fā)現(xiàn)很多人確實充分利用了這一邀請，與包世臣就作品的內(nèi)容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包世臣持續(xù)地向他的朋友寄去了書稿。

1872年，包世臣的兒子包誠刊行了新版本的《安吳四種》。在序言中，包誠指出《說儲》仍藏于家中，可供學者們查閱。他承諾稍后會將《說儲》作為“續(xù)刊”公之于眾，但不知為何他一直沒有這樣做。1888年，《安吳四種》再次重印，該版本得到廣泛流傳，但《說儲》仍未收入其中。

直到1906年，《說儲》被劉師培收入《國粹叢書》才第一次排印行世。劉師培說：“此書乃家藏舊本。” 20年后，一位名叫吳慰祖的藏書家從南京的書商手上購得一份手稿，他認為自己找到的是《說儲》的未刊本，于是將這份手稿交給了歷史學家、江蘇省圖書館館長柳詒徵。柳詒徵鑒定后證實了這一發(fā)現(xiàn)，并于1936年安排江蘇省圖書館影印刊行。該版本開頭保留了包世臣北魏風格的字跡，不過柳詒徵懷疑其余部分都是他人所寫。正如1906年劉師培發(fā)現(xiàn)的抄本一樣，1936年的未刊本不僅包括《說儲》上篇的全文，而且還有包世臣兩位朋友沈欽韓和周濟（字保緒）的批注。劉師培認為這些是多余的，因此在出版時刪去了。1991年，黃山書社在出版《說儲》時，主要以國粹叢書版為底本，但以附錄的形式補入了沈欽韓和周濟的批注。

包世臣的《說儲》

包世臣在《說儲》中通過對當時形勢的分析，認為清朝正面臨重大的危機，并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以便立即進行補救。但更基本的是，包世臣提供了重構(gòu)國家機器的詳細藍圖。和珅得勢后，最大的問題是普遍的官員貪污和腐敗，正是這一點導致了當時的危機。包世臣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第一個是建立更好的人事制度：選拔、審查、升調(diào)、懲戒官吏的腐敗和瀆職行為；第二個是從收支兩方面重新構(gòu)建國家財政制度。在詳細地闡述他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看法時，《說儲》對許多其他問題也進行了簡短的評論，包括經(jīng)濟（人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商業(yè)）、鹽政、漕運、河工、對外關(guān)系、鎮(zhèn)壓叛亂、軍事（這個主題涉及很多）、社會秩序改革。

在《說儲》的開篇，包世臣就對清王朝的統(tǒng)治基礎(chǔ)進行了反思。在他看來，立國的根本分為三個方面：夫維以德、養(yǎng)尊以威、合眾以財。包世臣認為三者缺一不可，但他的重點在于務實地認識到，沒有強大的財政基礎(chǔ)，“德”“威”都沒有多大的意義。包世臣引入顧炎武提出的著名的“上”“下”概念。正如魯樂漢（John Delury）指出的，對于顧炎武來說，上、下是對立的關(guān)系，可以指代皇帝與官僚、上層官員與下層官員、國家與社會、精英階層與普通大眾。在這里，包世臣所指的是第一種關(guān)系。正如顧炎武在《郡縣論》中所說的，包世臣認為經(jīng)濟資源過度集中于統(tǒng)治者手中，將會導致“天子孤立于上”，這樣不可避免的會導致亡國。

在這次綜合討論中，包世臣謹慎地沒有直接提及當時統(tǒng)治者的合法性問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雖然在他的書中可以看到很多對朝廷的攻擊，但該書看起來并沒有直接反對滿人統(tǒng)治，“反滿”也不是該書推遲出版的原因。筆者看來，在包世臣的建議中，只有一條建議可以很容易被解讀為反對滿漢之別，“外官既不問滿漢，惟能是使，內(nèi)官何必拘分畛域？”他建議不分族群，唯才是舉。顯然，雖然這種觀點不是在思想上反滿，但在實踐過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中漢人官員數(shù)量的增加，必然會削弱滿人的統(tǒng)治基礎(chǔ)。

包世臣認為，自1801年以來，清朝正面臨即將來臨的崩潰，因此迫切需要“救世”。當危機如此明顯地降臨到頭上時，如果還否認危機的存在，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將當時的危機分為三個方面：白蓮教起義造成的軍事局勢完全失控；國家普遍的貧困化，因為“上”從“下”剝奪了大量的資源，富人生活奢侈，窮人缺乏生機，阻礙生產(chǎn)；各級政府經(jīng)費面臨巨額赤字，大小官吏不得不敲詐勒索。

然而，包世臣指出，危機也意味著機遇。明智的政策可以扭轉(zhuǎn)生產(chǎn)力的下降，并可以恢復“國家財政富足”（國富）。他毫不諱言，他的目標是要恢復“國家”財政收入，需要“一切與民更始”。頗為讓人驚訝的是，包世臣提出的第一步是大赦天下，“自非不孝亂倫罪至殊死，守土棄城，交陣棄軍，及采生折割諸罪至極刑，皆與之蕩滌舊污”，并豁免所有個人與官府之間的債務。包世臣指出，現(xiàn)在面臨的比官員貪污更大的問題是，數(shù)十年來上層官員通過“規(guī)禮”或其他形式剝削下層官員。官僚體系中的每一位官員都背負著賬目上的虧空，從法律上來說需要官員彌補。包世臣的“第一要務”，就是讓這些挪移虧欠都免予賠補。完成這項工作后，就可以制定新的法規(guī)，并對之后的犯罪進行更嚴厲的懲罰，官府也可以系統(tǒng)地重建國家機器。然后，在正式工作即將開始之前，包世臣提出了關(guān)鍵性制度創(chuàng)新——審官院，該制度將在下文詳細闡述。事實證明，這個機構(gòu)的工作內(nèi)容遠遠超過名字所宣稱的，它是一個搜集信息的中心，官員、士大夫，甚至是平民都可以就官府事務和政策表達意見。

（本文摘自羅威廉著《言利：包世臣與19世紀的改革》，許存健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發(fā)布，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