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農民起義軍和外國軍隊入侵北京，震驚了清廷，促使清廷決定最后時刻的改革，這場改革實際上加速了1911年王朝的覆滅。在中華民國時期，北京被剝奪了其作為首都的地位，只是作為一個廢黜皇帝的家而被保留下來。其與新興國家其余部分的關系完全改變了，身份的中央特性也已喪失了，這座城市猶猶豫豫地為重新定義自己而斗爭。對于許多人來說，答案是把北京自己與過去聯系在一起。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至30年代，滿人重新定義他們自己為真正的北京文化管理者，這座明清時期的城市被宣布為典型的舊首都，而且寺院、節日和城市生活成為中國傳統的傷感標志。

義和團在北京出人意料地轟然潰敗了。雖然強大的太平軍早在1853年就已經到達了天津附近，但是在19世紀90年代，分散的習武之人的聚集使得大多數人感到詫異。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雖然清代國家對宗教運動長期持有敵意，但是朝廷還是猶豫不決地決定支持這些叛亂。

利用激起1774年和1813年起義的同一教門傳統的許多習武團體，以一個激進主義分子和好戰模式出現在19世紀90年代的山東，這是對經濟災難、中央政治的衰弱、加劇的外國入侵和激進的基督教傳播所做出的綜合性反應。1898年和1899年，省級軍隊的鎮壓逐漸變得無效，部分是因為某些官員同情排外的言辭和“義和拳”的這些目標。

1898年秋天，北京偶然發生的攻擊外國人事件預示著麻煩的到來。令人尊敬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報告了一個傳聞，在那年的九月初九，“所有在北京的外國人會被消滅，而且全盛時代將重返中國”。在一個許多人擔心全國被瓜分的時代，這是一個有說服力的文字。在接下來的一年半中，義和團組織、實踐和信仰在中國北方的肥沃土壤中繁殖并且發生突變，同時政府的回應越來越猶豫不定和模棱兩可，外交的抗議則越來越強烈。

無論是為了消除外國的影響，尋求皇家的支持，還是為了抗議清朝未能保護當地宗教，以及結束造成嚴重后果的干旱，這些分散的義和團組織被吸引到北方的保定、天津和北京這個可以看到外國人的三角地帶中。他們尤其被吸引到了北京。1900年的陰歷五月（5、6月），事態的發展到了緊急關頭。雖然北京居民和義和團外來者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一個謎（當地人參加嗎？給予積極的支持嗎？），但是當年春夏的主要事件人人皆知。

四月，在京城的街上，戴著紅腰帶和配備了大刀的年輕人越來越常見。壇作為儀式和組織中心被設立了起來，寺院的庭院被借來用于訓練和傳授在義和團中有名的武藝。他們的目標是多樣而不定的，但是對宗教的關注始終是重要的。來自1900年早期的一份公告宣稱：“由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存在，佛教的神靈受到壓迫并把我們的圣人推到了幕后。”這種憂慮集中在外國人和中國基督徒身上。

當義和團從鄉村進入北京時，帶來了暴力，許多居民，特別是那些有財產的居民，離開這座城市或隱退到他們店鋪和家的墻后面。五月初一（5月28日），義和團燒毀了郊區豐臺的新火車站并且破壞了軌道；五月初九（6月5日），連接天津的鐵路被切斷；五月十五日（6月11日），日本使館的一位干事被殺；在接下來的幾天，通往恰克圖（從此可達俄國）的電報線被切斷。來自北京附近受到驚嚇的傳教士帶著中國信徒陸續開始在城內避難。現在他們直接遷入更安全的使館。

五月十六日（6月12日），義和團顯示了其與當地社會的某種熟悉，一個人會與北京本地人聯系，義和團的團民開始燒毀在外城和西南郊區中國信徒們的住宅和財產。接下來的三天時間（6月13日至15日），這樣的襲擊擴展到城墻里面其他外國人的住宅、教堂、醫院和學校，甚至使館本身。火，弱者廉價有力的武器，得到重復和有效的使用。在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大火在前門外外國人經營的商業區燃燒起來，大火失去控制。中國的消防隊員無法對抗這場巨大的火災，這場大火迅速地包圍了商業和娛樂區，摧毀了上千間房屋和店鋪，甚至城門本身也遭到毀壞。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Baron Clemens Ketteler）被一名清軍士兵擊斃。

到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外國團體被集中在內城的兩處地方：一處是宮殿正西邊的北堂，那里有將近一百位法國天主教牧師、修女以及超過三千名信徒，他們被大群敵對的義和團團民包圍著；另一處是使館區，其寬松的周邊現在得到了保護和防御，有一千名外國人和二千五百名中國人在那里避難。

這些被圍困的團體現在主要致力于戰斗，使用武器、魔術和信仰：火、劍、槍、步槍、地雷、大炮、來復槍和野戰炮；紙錢、咒語、陰魂附體，還有祈禱。燈籠、扇子、橫幅、尿液、裸體女人、陰毛、天上的陽光、風，所有這些都能成為義和團的武器。他們在北京印制揭帖，張貼在墻上，瘋狂的傳聞迅速傳遍這座城市。普通百姓處于一片恐慌之中，不知道相信哪個故事，站在哪一方，是否或往哪兒跑。受這場危機的鼓舞，各教門預測在這場劫難中有一個巨大的轉折，并為它們的教義招募新的追隨者。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當地的捕役退縮了。到6月21日，君權正式與義和團一方結盟。新近組織起來的政府軍隊——一支駐扎在南苑由滿人榮祿率領的軍隊和一支部署在城市東北由董福祥率領（包括來自甘肅的穆斯林士兵）——似乎已經控制了對使館的包圍。據推測，義和團軍隊在皇家的領導下，聚集在一起，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北堂。那里，（義和團）圣母的金劍和她的女性追隨者試圖反抗穿著黑袍、長著白胡子的“鬼王”（主教樊國梁）。后來的木版印刷品和許多故事記載了這次漫長和充滿情緒的戰斗——對于義和團信徒來說，可能比使館更為重要。

到了７月，這兩個愈來愈陷入僵局的圍困成為義和團的主要活動。同時，外部救濟行動起來，一支聯軍開始自己打向京城。被圍困的外國人堅持著（英勇地，正如他們所想的那樣），兩個月后一支八國聯軍從天津趕來。8月14日（七月二十日），使館的圍困被解除了。

外國的攻擊有著一個強有力而持久的影響。在外國人勝利后，皇帝和太后逃到陜西西安，有十五個月沒有回來。北京被聯軍接管。內城和外城以及郊區被劃分成區，每個列強負責其中一個區。直到9個月后，即次年（1901年）5月，美國人撤離，到9月，全部占領才結束。《辛丑條約》的簽訂是當年談判的高潮，于1901年9月7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簽訂。慈禧和光緒皇帝最終于1902年1月7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返回北京。

在這個長期的占領期間，北京處于一種陌生的狀態。在超過一年的時間里，“北京就像從里面翻出來的手指頭套那樣”。它還是京城嗎？固定的皇家儀式在朝廷缺失以及祭壇變成外國軍營的情況下如何舉行呢？京城政府事務在其衙門被占領和文件被燒毀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呢？

當環境需要和良心起作用時，當地百姓通過多種手段做出調整：勾結、迎合外國人，向外國人牟取暴利，抵抗、推選、蔑視他們。難怪兩本1906年浪漫小說《情海石》和《恨海》利用義和團占領時期的恐慌和破壞作為它們故事的戲劇性背景。

城市精英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新的權力中心——聯軍司令，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韓德(Michael Hunt)所闡述的那樣，美國占領者樂于依靠寄居精英在治理方面的幫助，故意并徹底地繞過真正的當局。似乎在曾國藩（太平天國戰爭中的湖南英雄）孫子的鼓動下，美國人把湖廣會館作為他們的總部。1901年3月，“幾千名漢城的代表”聚集在這個會館，還有一萬多名當地人（“貴族、商人、旗人和普通百姓”）向美國代表請愿，要求他們不要離開！雖然這個外國統治和當地授權的插曲以十個月后朝廷的返回而終結，但其自然地延續了前半個世紀的發展——而且不可能輕易地被忘記。

在1900年的5、6、7、8月間，西方人在北京所擁有的銀行、商店、旅館、學校、住宅以及十二座基督教堂、海關和墓地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東堂于6月13日被燒毀；南堂和西堂于6月14日被燒毀，而且前者被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拆毀了。在城區東北角的俄國教堂被炸毀了（幸虧神父們把圣像保護了下來）。當大的土壕和土建工事得到修建時，北堂附近被夷為平地，但教堂及其雙尖頂仍然保留著。五座基督教堂被毀。1860年的戰爭死亡者墓碑、西堂墓地和正福寺被全部摧毀了。英國墓地的石碑被推倒，墳墓被掘開，小教堂被燒，樹和周邊圍墻被推倒了。非宗教建筑也遭受了損失，特別是那些靠近戰斗中心的地方：翰林院、親王府、吏部和禮部以及前門外的商業地區。北京的創傷還包括在圍攻前和圍攻期間僧侶們的逃跑，以及此后對寺院貴重物品的掠奪。關羽譴責姚彬盜馬的塑像、一尊罕見的陶瓷觀音像和著名的旃檀寺檀香木佛像永遠消失了。

這些損失的責任是不容易厘清的。一座寺院的石碑含糊地聲明：“在光緒庚子（1900年）秋，京師兵亂，殿宇被焚。”翡翠行會會館被外國士兵（洋兵）占領長達一年，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湖廣會館也是一樣。據說，關帝保佑了東岳廟，使任何想住在這里的外國人患病。盡管西方人對于穆斯林清兵非常惱火，卻似乎沒有進攻清真寺，但許多其他的寺院被損毀而且再也沒有重建起來，許多寺院位于京城西邊的山上，那兒可能是義和團扎營的地方。

對于外國人來說，占領是一個機會，可以迅速掌握、調查和繪制這座城市的地圖，拍照曾經難以接近的皇家范圍。私人的滿洲堂子被毀了，何偉亞將其稱為占領中“象征性戰斗”的一部分。外國人在這里扎營，可以毫無顧忌地享用著其他神圣場所的一切，特別是天壇和先農壇。皇家的北京再也沒有恢復其全部的莊嚴和儀式權力。

基督教堂與所關聯的慈善活動——孤兒院、學校和醫院——煥發出更大的活力。不久，恢復了破舊的北堂，1904年重建了南堂，1905年重建了東堂，西堂則于1912年重建。俄羅斯教堂也在擴大的地面上重建起來。對于他們的死亡者，德國人、奧地利人和意大利人擁有了一處新的公墓；其他墳墓被遷到這座城市的北堂。

政府恢復了。在紫禁城城墻上炸開的洞被填補了，衙門被收回了，生意繼續進行。商店重新存滿貨物。就被外交人員或傳教士占領的住宅，滿洲貴族與他們進行租金的商談。貢院中的木制馬廄（因為柴薪而遭劫）得到了重建。在煤山和天壇郊游的外國人不再免于懲罰。

有些變化是永久的。一旦簽訂了條約，“租界”就正式從清朝管轄范圍內去掉，在明確的界線內重建，由外國軍隊公開防守。作為一個感覺不公的圍困紀念碑，一座粗獷、難看的石頭牌坊在克林德被殺之處修建了起來。一條重新連接的鐵路線引入北京，通過外城直接經過天壇并且剛好環繞內城的外部。北京成為鐵路網絡的一個樞紐，向南到保定及以更遠的地方，向北到南口和張家口，向西到當地的礦山，向東到天津和山海關。1901年，京城最終擁有了自己的報紙：每三天發行一次的《順天時報》和每月兩期的《北京新聞匯報》。

回頭來看，1900年在北京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時間段，不再受到賞識、不再具有決定性足以證明我們的故事可以以此為終點。對這座城市和權威建筑的草率對待降低了皇家的權威，而且城市精英嘗到了新秩序的滋味。慈禧太后一回到北京，幾乎立即投身于改革事業。在1902-1906年，由這些新政策所引起的變化是革命性的而且影響深遠，對于北京和迅速分裂的帝國來說，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在新成立的民政部管理之下，北京的管理變得更加集中。正如史明正所表明的那樣，一個自我意識的現代城市基礎設施得到建設：下水道、自來水和電燈。改善的路面和新型交通以及通信開始使這座城市變得更小：火車、電車、人力車和一些機動車和自行車；電報、電話和郵政系統。步軍統領衙門開始轉變成警察隊伍，消防員得到集中和重新組合，并且新的軍隊部署就位。

商務總會，一種由西方人引進的組織形式，為了把商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吸引到一起，而且（在理論上）這樣可以授權和控制，于1902年得到清朝君主批準成立。上海和其他城市迅速創立了這些機構，1907年的北京也仿而行之。北京商務總會的總部位于前門外傳統商業區的一幢新房里。聯系和配合以前存在的組織（主要的行會和私人公司），它成為當地一個重要力量。

新政策沒能把清代的政府制度轉變成可以生存于20世紀世界的國家。1895年被日本戰敗和1898年夭折的改革運動，加速了清朝國家的分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都死于1908年，此時在更加殘破的王朝中心留下了一個不可逆轉的真空。1912年2月，年幼的宣統皇帝被迫退位，歷時268年的清朝統治和皇家制度本身也就終結了。

（本文摘自韓書瑞著《北京：公共空間和城市生活（1400-1900）》，孔祥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