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是一個陽光自信的女孩，曾是某房產公司的銷售冠軍，年收入超過十萬。在中東部二線城市，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現在，她懷胎七月，與高中開始相戀的丈夫期盼著第一個孩子的出生。婆婆為小兩口請好了月嫂。看到這個幸福滿滿的女子，誰也不會想到，她是一個被遺棄的嬰兒，曾因為沒有戶口而無法上學。

上世紀90年代，在急劇的社會變革中，因為各種原因，有很多孩子被親生父母遺棄。在這些孩子中，小白是最幸運的一類：被社會上愛心父母養育長大，成為社會中正常的一員，過上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她得以獲得這樣的幸福，也和當地的兒童福利院對這類兒童采取了靈活的安置政策有關。

對于事實收養兒童，1992年《收養法》實施前，國家承認事實收養關系，但《收養法》出臺后，公民收養子女須嚴格符合收養條件，有子女的家長不再能合法地收養棄嬰。因此，出現了一大批父母不符合收養條件的事實收養兒童，他們的法律身份無法獲得國家承認。

2008 年，政府又出臺了《關于解決國內公民私自收養子女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有子女的撿拾人有收養能力的可以按照收養社會福利機構的棄嬰辦理收養手續。但依然有兒童不符合收養條件而無法獲得戶籍，比如在通知下達時，超過 14 周歲法定收養年齡的兒童，小白以及其他接受筆者采訪的事實收養兒童都屬于這一種情況。

L市福利院參照家庭寄養管理辦法接納了這些孩子。從 2004 年至 2014 年，共支持此類事實收養家庭 28 例。這類家庭即為非正式收養家庭，是從孩子對歸屬與愛的需求角度，參照家庭寄養管理辦法，為部分困境事實收養家庭采取的一種支持方式。

2013年，L市福利院也在實踐十年之后等來了具體的政策。《關于進一步做好棄嬰相關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若收留人堅持自行撫養又符合家庭寄養條件的，當地兒童福利機構可與其簽訂家庭寄養協議”。

因為獲得了適合其成長的家庭與社會環境，所以相比機構中長大的孩子，非正式收養家庭孩子的社會經濟成果會更接近于正常家庭的孩子嗎？

筆者于2012年參加了一項政府、高校和社會組織的聯合研究，訪談了二十名孩子（其中十名在非正式收養家庭長大），了解國家養護下的兒童在不同的替代性養護方式下，向成年過渡中有哪些經驗與問題，尤其通過調查他們的生活狀態、社會經濟成果來反思這部分群體的照料品質。

七年之后，我們回訪了四名非正式收養家庭的孩子，他們和機構中長大的孩子不同的發展成就，及對未來的認識再次印證了當初的研究發現——相比機構中長大的孩子，他們成長的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更有利于其向成年過渡的積極因素。

不同養護經歷 不同的未來發展

小蘇在市郊長大，父母賣菜為生，中學讀了衛校，有了護士證。前年與鄰村的丈夫相遇，結婚生子。盡管丈夫的收入不穩定，也暫時無法獨立生活，需公婆貼補，但她堅信，“丈夫有車床的技術，孩子大一些自己也會去找工作，計劃要買自己的房子……總得靠自己奮斗，不能總是依靠”。

小唐的父母是環衛工人，丈夫來自偏遠農村，有理療的技術，收入較穩定，目前一家人已經獨立生活，并購置了一套商品房。未來的計劃是“生二胎，賺錢，孩子們十八歲之前，每人一套房產”。

相比機構中成長的孩子，非正式收養家庭長大的孩子對于自己人生的規劃，大膽又有擔當，在職業選擇及未來規劃上表現出更高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再問到帶給福利院領導的話時，小蘇表達只是“希望身體健康”，并沒有更多的要求。他們對于未來生活充滿信心與力量，目標也很清晰。

而機構中的女孩則認為，她們一直是黨的孩子，國家應該對她們的就業與住房問題負責。在訪談中，她們會流露出對各種研究調查的不信任，認為并沒有實質解決她們的問題。

機構中成長的孩子獲得了從“搖籃”到“墳墓”的衣食無憂，從小無限的給予與關注在潛意識里讓他們覺得福利院是唯一也是永恒的父母，所以依靠父母是他們內心深處的期盼。

說起孩子們童年期獲得的照料，非正式收養家庭的孩子盡管家境普通甚至貧窮，但都獲得了家庭穩定的照料與持續的情感交流。小蘇說父親對她的影響很大，除了幫她找工作，學車本等技能都是父親建議的“他在精神方面支持我，提供意見，是一個引導者”。

小蘇小時候不愛寫作業爸爸就打，但有爺爺奶奶護著，在成長的過程中“基本上要什么他們都會給”；小唐更是直言不諱的表達了“既不缺錢，也不缺愛，沒啥遺憾” 的童年經歷。他們在童年期，在普通公民家中獲得的及時、適當且持續的愛的回應與支持是公民社會給予這些孩子的服務，這為他們順利向成年過渡，承擔起公民責任，夯實了基礎。

而機構中孩子的成長環境為集中養育，從小集體生活，沒有固定的照料人，無論是在早期養護中有效的回應式撫育還是在學齡期的教育輔導及正向的引導，以及影響一生的積極依戀關系的建立，都沒能獲得較好的支持。童年期無法獲得的照料與支持直接限制了他們成年期的選擇。

七年前，小蘇17歲，在被問及對婚姻和愛情的看法時，依然記得她的羞澀，七年之后，她緩緩講到和丈夫在學車時遇見，又機緣巧合的成為父親介紹的對象，以及婚后兩年依然如初的感覺。用她的話說，婚前也沒有怎樣（浪漫），婚后還是一樣的踏實。被問到是否會吵架時，一邊的婆婆說，“一吵，我就罵他。”小蘇在一旁笑而不語。

小唐的女兒一歲多，初見我們害羞的依偎著媽媽，很快就用語言，眼神來試探我們，而她也是小唐得以說服養母同意婚事的最有力的辦法。小唐說，女兒是“我最后的刀”，并且一再強調一定要在女兒十二歲的時候就告訴她，她的母親是如何因為愛情，和姥姥鬧翻嫁給了一窮二白的父親，并且也絕對支持她因為愛情而結婚。

多年以前，他們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就不同于福利院機構照料下長大的孩子，養父母正常的婚姻生活，以及教育引導，讓他們在愛情和婚姻面前，表現出尊重自我的勇氣與力量，而機構中成長的女孩，鮮有為愛爭取的勇氣。而前者之所以有為自己爭取的勇氣，得益于背后家庭強有力的支持系統給予的安全感與身份認同。

正常親屬關系給予孩子的還有無法比擬的社會支持網絡。小蘇嫁到了隔壁村，每周回娘家的頻率為一周1-2次，每次回娘家都會帶回一大包蔬菜。她也非常享受兩個哥哥，尤其來自大嫂的照顧，并流露說買房時，娘家父母會給予支持；

小白相對來說有較好的經濟條件，正是因為結婚時養父母送的房產，她的戶口得以從福利院遷出。對于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住房問題的解決，讓她婚后的生活質量優于機構長大的孩子以及很多正常家庭的孩子。而開房地產公司的哥哥，更是給了其實習、工作的平臺。

在小唐家，媽媽從當初反對婚事到現在成為女兒主要的看護人；姐姐也像小時候那樣繼續照顧她。小唐說，“現在我跟我姑娘的衣服都是我姐給洗”，臉上的幸福與得意是機構中長大的孩子，從未有過的對手足感情的體驗。

機構中和他們同樣年齡段的女孩也在七年的時間里，完成了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改變，但因為無家庭的支撐，社會支持網絡的匱乏，使他們的生活更艱辛。

她們無一有自己的房產，都是租房安居，她們愛人的家境都沒有能力去承擔房產的全部或部分。工作上，她們只成為福利院不同部門的臨聘人員，工資水平也不足以負擔日益飆升的房價，收入剛夠維持正常的生活開銷。

其中一個女孩也為人母，但并沒有長輩能夠幫她照料孩子，她上班的時候會把孩子放在出嫁以前的集體宿舍，由姐妹們輪流看護。這個小孩如同第二代孤兒，重新在其媽媽成長的地方輪回般的開啟機構生活。

福利院，是支撐也曾是壓力

在非正式收養家庭長大的孩子雖未曾在福利院生活，但在以戶籍與身份掛鉤的中國，戶口成為上學、就醫及其他公共服務的前提條件。他們被福利院納入寄養兒童的照料計劃中，享受了國家對孤殘兒童生活補助、醫療、教育等各方面的支持。

同時，他們也確切的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小蘇說自己從記事就隱約知道自己不是親生的，但福利院的戶口，包括新的名字，讓她對自己的身世確信無疑。她對福利院的感情是“一種支持，大后方的感覺”。在婚事上，福利院作為娘家人迎接男方的提親、考察男方的條件，也像正常家庭孩子一樣，替他們暫時保管男方給的3萬塊錢的彩禮，待孩子出生便交由本人。而負責小唐的寄養社工十多年的支持與陪伴，讓她覺得“陳姐是一個大姐姐，給我家人的感覺”，認為福利院是“支持，心里有底”，并且對福利院沒有再多的要求了，“已經很好了。”

小白對福利院的感情較為復雜，父母將其視為己出，不想讓更多人知道她的身世，所以她的婚禮，僅邀請了寄養科長和社工參加。而她本人，曾因身世問題，受到過同學的排斥與歧視，尤其對名字問題，曾受到面試官、同事等人的追問與懷疑（福利院的孩子，都姓“黨”，和父親的姓不同）。“我不多解釋，反正我就這兩個名字，不想多說，多說的話，別人就會瞎議論”。

但她也明白福利院給予她的保障，所以“中專那會覺得是壓力，之后感覺是靠山，支持，我甚至期待福利院工作人員來我家家訪”，而她和寄養社工的感情，也從排斥到現在的亦師亦友。

變故，故事有喜也有悲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喜劇。七年前意氣風發接受訪談的四個孩子，其中三個像每一個普通人一樣走在社會約定俗成的軌道上。

小袁，聰明要強的孩子，七年前用自己的詩歌告訴我們，希望長大后結婚立業，有一個安定的生活，“以微薄之力，報祖國知遇之恩”，也希望“先找個比較穩定的工作做幾年，然后希望能開一個自己的百貨店，賺了錢后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各方面提高。”但是，2015年沒有緣由的精神問題，以及服用精神鎮定方面的治療藥物引起的視力下降，讓他當初的很多設想成為幻想。

再次見到小袁的母親，她告訴我們“孩子有要強的心，沒有要強的命，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家里的支柱，希望撐起我們的家，一直想著掙大錢，孩子小學的時候成績很好，都是第一名。”在更換過多種工作后，在外地一場應聘中的落選成為他精神問題的直接誘因。

小袁，瘦了很多，但性格依舊溫和，他說他不再打籃球，不再讀書寫詩，很少和朋友來往，白天掃完村里的馬路，晚上就在家偶爾在手機上看看電視劇，幫二姐照看孩子。“身體方面大不如以前，而且又發生了很多事情，我沒有之前開心。”

盡管不開心，他仍然認為在當初設定的人生路上，自己現在是“追求夢想的階段”，夢想依然是“安定的生活，能養活家人”。對于未來，“覺得能結婚是最好的”。母親也表示，“希望他成家，有一個人照顧他，我不可能一直照看他”。對小袁未來的不確定及不可控性，似乎改變了她的性格與脾氣，在說起幫小袁還透支的信用卡時，無奈與生氣中依舊是心疼與憐惜。

即使故事是這樣的，他們依然相親相愛。

結語

衡量國家照料的品質，理想的情況是能夠讓更多孩子在向成年過渡時能夠獲得與正常兒童接近的發展成果，即得到普通人的幸福。從非正式家庭收養中成長的孩子所得到的普通人的幸福，再次證明家庭的成長環境更容易讓兒童在向成年過渡中獲得正常的生活方式。

當然，不是機構中沒有成功向成年過渡的孩子，也不是說，寄養于家庭的孩子一定能獲得較好的社會與經濟成就，尤其是在年齡較大時才進入家庭的孩子，在社會適應性上明顯弱于嬰兒時即進入家庭的孩子。

但童年期的養護經歷決定了他們成年以后的心態與選擇，尤其是社會關系網絡的強弱影響著他們在過渡階段獲得的支持。穩定的成長環境、恒定的情感交流機制、與社區的聯系等都是影響大齡孤兒向成年過渡的積極因素。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本文的研究得到過澳大利亞研究署和兒童樂益會聯合資助，北京師范大學家庭與兒童研究中心組織實地調查。作者竇振芳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家庭與兒童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級社工師，尚曉援系北京師范大學退休教授，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