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鳳凰涅槃

黑暗時代的希臘（Greek Dark Ages）人口只有青銅時代晚期的四分之一，邁錫尼文明消失，對外聯系中斷，人們退回到部落生活狀態。但是到了大約公元前9世紀，希臘開始出現復蘇的跡象。從希臘墓穴中出土了充滿異域風情的飾品；希臘人有了自己的新文字——源自腓尼基字母的希臘語。這些證據都指向一點：希臘文明的重生與腓尼基人密切相關。

希臘本土不是一片適宜于農耕生活、自給自足的地區。像雅典城周圍的土地基本上只能種橄欖樹，糧食完全依賴進口。因此希臘文明必須依靠貿易才能存活下去，而當時壟斷地中海貿易的正是腓尼基人。

如之前所說，善于學習外族文化是希臘文明最優秀的基因。希臘人緊緊追隨腓尼基人的步伐：學習他們的語言發展出更為精致的希臘語；學習他們的造船技術改造出性能更佳的船只；學習他們的商業模式，腓尼基人建造貿易站和殖民地，希臘人也建造貿易站和殖民地。

如圖1所示，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基本上分享了環地中海地區的貿易網絡。考慮到腓尼基人當時在商業上的霸主地位，這種對待希臘人的善意令人驚訝。但不管怎樣，通過貿易，更是借由貿易而輸入的文化動力，希臘文明獲得新生，進入了古風時期（Archaic Greece）。

古風時期的希臘文明與青銅時代不同，因為無論是米諾斯人還是邁錫尼人都消失已久。然而米諾斯人的藝術、邁錫尼人的個人英雄主義以及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都依稀保存了下來，在經由貿易網絡汲取了兩河流域和古埃及的文化遺產之后，最終的果實，是希臘人引以為傲的“希臘文物”（Hellenikon）。

“希臘文物”泛指一切與希臘相關的文化與器物，如今我們所熟知的希臘藝術、希臘文學、希臘科學和希臘哲學，都興起于這一時期。但是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恐怕還是“城邦”。

“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πóλι?），即政治社團（城市社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965，第3頁）

城邦是最高的善，這是希臘精神的本質，也決定了希臘人的命運。

或許是因為黑暗時代的慘痛記憶，除了斯巴達這個特例以外，希臘世界的人們拒絕采納青銅時代幾乎所有國家都通行的政體：王政。希臘人不需要“盧枷爾”（lugal，蘇美爾人所稱的“大人物”，即國王），國王只能存在于城邦誕生的傳說之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希臘人進行了有史以來最為激進的政治實驗，他們嘗試過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已知的幾乎所有政體形式：民主、寡頭、共和、僭主、集體化、無政府等等，只要能夠想得到的，希臘人都愿意去試試，就是不承認國王。

這一舉動的直接后果就是城邦競爭。這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那種“競爭”，以現代人的觀點看，這類競爭只能用殘酷血腥來形容。哪怕是聞名遐邇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展現的也絕非是我們現在宣傳的“奧林匹克精神”那種和平、友誼、團結的氛圍。古典奧林匹克運動會是真正你死我活的角斗場，勝者能夠享受城邦最高的榮譽，敗者只配擁有生不如死的恥辱。

城邦競爭是古希臘揮之不去的夢魘，但也是其優勢所在，它為希臘文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引領其進入古典時期（Classical Greece）：這是希臘人的黃金時代，也是黑鐵時代。

“希波戰爭”的勝利讓希臘人無比自豪于自己的文明，看似一盤散沙般的（其實也確實是一盤散沙）希臘城邦竟然能夠抵擋住近東地區最龐大的權力怪獸波斯的入侵。希臘人的自信心膨脹到了極點，各個城邦向外擴張的欲望也前所未有地強烈，但如此一來城邦競爭的所有優勢也就消失殆盡。趕走波斯人后，沒有了外部威脅，城邦競爭也就沒有了安全閥，最終導致一場幾乎摧毀希臘世界的“大爆炸”。

這次“爆炸”在兩個最強城邦之間迸發。雅典和斯巴達，各自處在政體形式的兩個極端，他們將整個希臘世界拖入一場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戰爭，這是一場沒有正義，沒有榮譽，也沒有人性可言的戰爭，有的只是無盡的殺戮、欺詐和陰謀，這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

戰爭的結局是雅典戰敗，但斯巴達也沒有獲得任何好處。內耗嚴重的希臘城邦極度虛弱，波斯在一旁虎視眈眈，希臘世界再次處于岌岌可危之勢。但這次很幸運，希臘文明以所有希臘人都厭惡的方式避免了浩劫：他們迎來了一位國王，馬其頓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

二、亞歷山大的征服

馬其頓地處希臘北部，深受希臘文化影響，但是希臘人一直對這片“原材料供應地”持蔑視態度——盡管早期希臘人就是從這片土地遷入希臘本土的。

當希臘城邦互相爭戰、分崩離析的時候，腓力二世統一了馬其頓地區，建起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裝力量。一些希臘城邦為此主動邀請馬其頓來對付自己的敵人——這恰好說明當時的城邦競爭是沒有任何底線的。腓力二世當然不會拒絕，帶兵入主希臘，只不過他來了就不會再離去了。公元前338年，在完敗雅典和底比斯聯軍以后，希臘世界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與之抗衡，從此以后希臘就是馬其頓，馬其頓就是希臘。

但是腓力二世的雄心壯志不是一個小小的希臘世界就能滿足的，他的目標是東方巨獸波斯。一次意外的刺殺行動讓他夢想成空，他的偉業注定要由其子來完成，這就是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歷史上能夠配得上這一美譽的人物不多，亞歷山大無疑是最有資格的一位。

長期以來，對亞歷山大的評價呈兩極分化的趨勢，他是無數人心中的偶像，同時也是圣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筆下的“強盜”。亞歷山大死后的兩千多年里，他的模仿者絡繹不絕，但是他的成就無法被復制。

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傾其國庫所有錢財（還拖欠了大筆債務），率領一支大約5萬人左右的軍隊（還有一支約160艘船只規模的艦隊，但是沒什么用），帶著最多只能維持6個月的給養，從馬其頓首都佩拉（Pella）啟程，沿著當年波斯侵入希臘的路線，踏上遠征。十年間，從安納托利亞到黎凡特，從埃及到美索不達米亞，直至巴克特里亞（今日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區），亞歷山大的軍隊橫掃一切膽敢抵抗他的勢力，未有一次敗績。最終，亞歷山大止步于印度河流域，因為他的士兵疲倦不堪，不愿再征戰下去了。盡管如此，他仍然給當時的難陀王朝致命一擊，亞歷山大離開后，孔雀王朝取代了難陀王朝。回到巴比倫一年之后，亞歷山大逝世，時年32歲。

亞歷山大的征服是一次典型的只有年輕人才會做的、不計后果的冒險行動。腓力二世曾經聘請了亞里士多德作為亞歷山大的老師，想讓他的兒子接受完整的希臘教育。但似乎亞歷山大對希臘文化沒什么興趣，亞里士多德也未談起過這名學生。亞歷山大心中只有荷馬的《伊利亞特》，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才是他的偶像。他的征服不為開疆拓土，不為攫取財富，更不為傳播希臘文明，這些政治、經濟和文化事務統統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像所有少年一樣，他迫切地想得到世界的承認，他只為自己的榮耀而戰，為此他成為了希臘世界的解放者、埃及的法老和波斯的獨裁者，建立過至少15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但就是沒想過如何治理國家，如何讓自己的政治遺產繼承下去。他短短的一生就是追尋個人主義式的理想：成為一名像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那樣的英雄，征服再征服，直到世界的盡頭。

奇跡的是，他真的做到了。將當時已知文明世界的近乎三分之一的疆域納入他的帝國（圖2）。

亞歷山大依靠的，是韋伯意義上的“卡里斯瑪”（Charisma），即超凡魅力。這注定他的帝國是不可持久的。亞歷山大死后，他的侍衛利西馬科斯（Lysimachus）、他兒時伙伴托勒密將軍（Ptolemy）、希臘-馬其頓總督之子卡山德（Cassander）以及步兵指揮官塞琉古（Seleucus）瓜分了亞歷山大征服過的土地。

疆域分裂看似帝國黃昏，但這不是希臘文化的黃昏。相反，希臘文明因此而得以迎來新的曙光，這就是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Greece）。

亞歷山大的將領們不具備他那種“卡里斯瑪”，他們要使用更為務實的手段來統治自己的新領地。所以他們面臨一個和周代殷商以后同樣的難題：如此少的馬其頓人，如何去駕馭如此廣闊的異族土地？軍事征伐、恢復政治秩序和充盈國庫這些都是必要手段，但還不夠。馬其頓人無法采用西周那種“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策略，他們使用的是意識形態戰術，引入優勢文明來為他們的統治合法性正名。而在當時，對馬其頓人來說，最具優勢的就是希臘文明。

于是，數十萬希臘人踏上亞歷山大曾經走過的路，奔赴世界的盡頭。從北非的昔蘭尼到印度的旁遮普，希臘語成為通用語言；希臘文化成為精英文化；希臘公民就是世界公民。

要問希臘化時代希臘文化傳播的范圍有多廣，諸位讀者只需看看圖3和圖4。

圖3和圖4是犍陀羅佛教造像藝術的代表，其形制和我們現在所見的印度、尼泊爾以及中國佛教造像不同，帶著濃郁的希臘風格。這是希臘式佛教（Greco-Buddhism）的產物，來自于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Greco-Bactrian Kingdom）。此地盡管已在希臘化世界的邊緣，仍然深深鐫刻著希臘文化的印記。之后犍陀羅佛教東傳，進入漢地。所以諸位如果在西域佛教壁畫中看到神似愛神丘比特樣子的飛天形象，不用懷疑，這就是希臘文化的影響。

同時，從犍陀羅佛教造像中，我們也能看到顯而易見的本土元素。是的，希臘文明在向外輸出的同時，其博采眾長的文化DNA又一次發揮了作用：向自身輸入異域文化。這使得希臘文明發生了質的改變：從地域性文明轉變為世界性文明；從單一型文明轉變為復合型文明；希臘文物不再是希臘人的，而是播種四海的文化與器物。

這才是希臘文明延續至今最為關鍵的因素。

所以希臘化時代的希臘文明進入了第三次高速發展時期。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那些古希臘藝術珍品——斷臂維納斯（Venus de Milo，圖5）、拉奧孔和他的兒子們（Laoco?n and His Sons，圖6）、勝利女神像（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圖7），其實都不是希臘本土產物，而是來自于希臘化時代。

除了藝術領域外，希臘醫學、科學和哲學也達到了古代文明的巔峰。希臘雕塑之所以如此栩栩如生、震撼人心，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希臘藝術家和醫生密切合作，應用了解剖學知識。生活于亞歷山大港的希羅菲拉斯（Herophilos）被認為是神經解剖學之父，他首次發現了血液循環系統。

科技方面，昔蘭尼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亞歷山大港圖書館館長，阿基米德的好友，他在公元前3世紀就提出地球是圓的，認為世界上的海洋是連成一片的（這意味著環球航行是可能的），并計算了地球的周長，而且以此為依據得出地球一年的時間為365又1/4天（圖8）。亞歷山大港的希羅（Hero of Alexandria）制作出了一個“汽轉球”（Aeolipile，圖9），作為他智力訓練的小玩意，差不多兩千年后，這就是推動整個世界發展的動力引擎：蒸汽機。

對于歐洲人而言，以上所有這些知識直到大航海時代以后才又被重新發現。

哲學方面自然不用多言，能夠讓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流芳百世的，不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自己，當他們去世時，都是被雅典人嘲弄的對象。是柏拉圖主義者、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是他們在希臘化世界的激烈爭辯，才讓這些哲人的思想光輝閃耀至今日。

公元前4世紀，希臘文明成為一個開放性文明，它不需要再依靠某種個人魅力、某個民族乃至某個國家來維系自身的發展；它不僅超越了地域，還跨越了時間，為之后每個時代的西方文明注入精神驅動力。因此，當代西方世界所有主流學科的思想溯源基本上都必須回到古希臘。對于經濟思想史來說也不例外，古希臘是它的始發站。

（作者方欽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