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水氫發動機”新聞在最初被發布和被當作“科學創新”，在暴露了相關責任者、媒體平臺記者和運營團隊科學素養的嚴重缺失的同時，社會各界對其科學性一本正經的討論，也頗令人費解。如果經歷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各種“氣功”和“偽科學”狂潮，那么為什么二十多年過去，“水變油”的經典偽科學騙局居然還能成為新聞討論焦點？到底是什么樣的社會神話，造成了人類還在這里停滯不前？

“反智主義”1962年由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著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中提出，但實際上這并非是個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名詞，只是一種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和概括。多年來，對“反智主義”的批判建立在對“常識”的推崇和對“科普”的訴求上，仿佛“反智主義”的根基只是“愚蠢”和缺乏教育。這樣的論斷也許在需要由葛優親自演繹現身說法才能夠扭轉社會觀念的（電視劇《我愛我家》中扮演發明“水變油”的紀春生）的1990年代尚算成立，但在當代，似乎具備更加強烈而無形的力量，讓“反智主義”不僅不再愚蠢，甚至成為一種難以辯駁的邏輯陷阱：當代的一種神話是，指責某些人或事物 “反智主義”，反而是不具備開放思維的體現。

實際上，某種“后現代”的“反智主義”，不僅不能被歸結為愚蠢或是教育缺失，恰好來自理論前沿和知識分子，帶有“反科學主義”的意味，而這一切都走向了當代某種流行甚至會成為時代縮影的癥候：非人理論和人文主義的破產。

不知不覺間，我們來到了沒有霓虹燈的賽博朋克時代。

知識考古學和科學主義的建構

任何一種體系和思潮建立的同時都必然伴隨著反思。隨著古典學意義上的“知識”已經不能滿足人類對世界的探索發現的需要，啟蒙運動宣揚“理性”的一大具體實踐，則就是對“科學”的定義和對“科學主義”的推崇：當代社會觀念中對“科學”的普遍尊崇和尊重，也絕非自然產生、理所應當的，同樣經歷了非常復雜的建構過程。

當我們談論起“科學主義”時同樣會疑惑于這一名詞的模糊性。實際上，啟蒙運動思想家們和后來的科學史家們并不常用這個詞匯，這個詞匯往往是在當代理論家的筆下以被批判的性質存在的，宛若一個被構建出來的槍靶。粗略說，有兩種不同概念的“科學主義”：第一種是本體論的，認為科學可以探索認識整個存在世界的運轉規律并加以運用。法國“百科全書派”主將，《百科全書》主編達朗伯說，“宇宙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和一條偉大的真理”。后現代理論家們往往將此作為批判對象，從而渲染科學主義以自然科學方法統治人類一切認識模式的“霸權”行為，“反科學主義”、“非科學主義”的論述不絕于耳。

米歇爾·福柯1966年發表的《詞與物》和1969年發表的《知識考古學》看似石破天驚，實際上只是將當年啟蒙運動思想家們進行的建構活動，重新揭露在早已認為“科學”不可辯駁的大眾意識面前。福柯以“知識型”來將人類的知識認知體系概括為一種可以被分析、被構建和取消的客體，用語言學的方法發現了人類歷史上各種“知識型”之間的系譜關系和內在的某種斷裂——“科學”概念也絕非是先驗存在的，以成功的分類方式、數學計算和實驗結合的科學方法、和人類被認為固有的可作為獲取真理的保證的“理性”這些元素共同組建了“科學”的神圣性；這種建構的理論基礎，則建立在對“真理”本體論的確信上。

有趣的是，真理的本體論本身就是被懷疑的。啟蒙運動思想家激昂宣揚理性和科學的當時，就有如休謨這樣的“不可知論”者，就組成科學方法和真理本體論的重要部分“因果關系”做出質疑——甚至可以說，20世紀從尼采、弗洛伊德等人開始的現代和后現代主義思潮，根本還是有很大一部分淵源，來自對于休謨不可知論的難以反駁。于是在這里，科學主義發展出了第二種面貌，即認識論意義上的科學主義，即科學認知活動是人類目前最有效的，最準確的認知活動，我們也許無法做出對“真理”徹底的本體論證明，但我們從各門學科中獲取的單一的、有限的原理綜合起來，還是能夠還原部分、甚至全部的“真理”。這正是康德用“物自體”理論對休謨提出的“因果關系”悖論的解決方式，而“還原”也是后來現象學認識論繼承康德并期待超越康德的理論路徑。

不過，雖然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科學主義在思想根源上截然不同，但在實用層面還是給出了同樣的答案——即科學主義的方法是最好的，是必須被尊崇的。這種殊途同歸顯然不能化解所有質疑：只要“真理”的本體論一天不被確證，“物自體”的陰影還籠罩在存在世界上空，“現象還原”和科學認識論就都有崩塌之虞。科學主義的建構在經過“知識考古”后實際上被證明是脆弱的，它反復被理論家和各種話術塑造為某種先驗的存在，但福柯早已指出，一切知識體系都無法擺脫其實際上是被當時的話語和權力所掌控的事實。

無論是真的“反智主義者”還是嚴肅的學者，都能夠找到如下的一些事實：地心說、質量決定下落速度說、牛頓三大定律等等曾經被認為是自然世界最純粹的“真理”的科學理論，隨著時代發展和認識推進，都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或者是不完善的。而這種“錯誤”并不會讓人類的探索和建設活動完全的“南轅北轍”，它們在其“知識型”內部是自洽的，是被實踐證明最“實用”的，在既定的時空范圍內甚至可以被當作“真理”——這就更讓人開始對啟蒙運動以來對科學主義的先驗性建構產生質疑：我們所知道的“常識”，究竟真的是“常識”嗎？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呢？認識論的科學主義提供給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最優解”，真的就是唯一可行的路線嗎？

這也許是一個從人類誕生以來就被打開的“思想魔盒”，后現代理論則再度將這個幽靈還魂復生——而這些復雜的“反科學主義”、“非科學主義”式的思維實驗和理論闡述，卻又意外與“反智主義”和身份政治合流。如今歐美盛行甚至流傳到國內的某些“反科學理論”，如“地球是平的”、“XXX病是假的”、“進化論是騙局”等等，已經不再是一句“破除愚蠢”能夠解決，其背后是深層次上的人們對陰謀論的熱衷、對階級分化對立的情緒、對個人生活狀態的不滿、身份政治和平權意識的自我保護乃至對宗教傳統的篤信。這些都成為當代全新的“反智主義”的理論根基。

我們面對這樣一種振聾發聵的質問：“你為什么只堅守你的科學主義信條，而不用開放、包容的思維去認識與你思維不同的事物呢？”在無言以對的同時，我們面對的將是這樣一個永恒的問題：“后現代”如何不萎縮退化為“前現代”？我們究竟是否在“前進”，而“前進”本身又是否是先驗正確的？

應該怪罪的是理論自己嗎？

對于這種困境，一個非常簡單直接的反應方式就是：應該怪罪后現代主義的“非理性”本身。而這一批判和反擊的路徑，早在后現代主義理論尚在雛形時就已經在場，而他們的批判和質疑，有的并不成功，反成為后現代思想本身揚名立萬的階梯；也有的“蛇打七寸”，敲響了人文學科內部危機的警鐘。

1963年，羅蘭·巴爾特發表《論拉辛》，遭遇到專門研究拉辛的學者雷蒙·皮卡爾的憤怒反擊。他寫作《新批評還是新騙術？》一書，指責巴爾特的拉辛研究罔顧事實，是激進而邊緣的“怪癖”。皮卡爾對巴爾特的批判更多是站在學術共同體利益立場上的自我保護，他站在拉辛研究專家的角度，完全拒絕巴爾特對拉辛自由的文本解讀，也誤用了“新批評”一詞。巴爾特迅速寫作《批評與真實》進行反擊，這場轟轟烈烈的論戰被巴爾特提升到了反抗學院建制主義的高度。而這一理論高度的攻占，宣告了皮卡爾在輿論陣地上的徹底失敗：皮卡爾本意是想指責巴爾特的拉辛研究對拉辛“原意”的不尊重，對某種文學“真理性”的不尊重，但這種指責卻暴露出傳統文學研究學術體系的僵化和傲慢，其對“真理”的堅持恰好正是巴爾特所反抗的權力話語：于是，此次論戰反而讓巴爾特聲名鵲起，成為文學領域內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的領袖。

然而相比于皮卡爾的“作繭自縛”，1996年的“索卡爾事件”則是一次對后現代主義理論的精準打擊。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雜志《社會文本》遞交了一篇名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的論文，這篇文章看似是用解釋學方法來重述量子力學的嘗試，是現象學認識論與科學認識論的融合探索，因此得到了審稿專家們的高度重視并得以發表。然而文章發表后索卡爾才揭露真相，這篇文章是他故意寫作的一篇“詐文”，其中埋藏了大量的科學常識性錯誤，而其中所謂量子力學與解釋學的關聯也完全是他胡亂捏造的——在他看來，某些后現代理論家打破學科壁壘的嘗試就是某種“相對主義”的學術騙局，他的動機就是測試《社會文本》的審稿編輯和專家們是否能夠分辨出來。索卡爾事件爆發了當代理論視野中科學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理論之間劇烈的沖突，后現代理論和“文學轉向”后跨學科現象顯著的人文理論遭受到大眾的廣泛質疑。

索卡爾事件也絕非孤例。就在去年，海倫·普拉克羅斯（Helen Pluckrose）、詹姆斯·A·琳賽（James A. Lindsay）和彼得·博戈西昂（Peter Boghossian）三名學者宣布，他們一年之內以女性主義語匯、少數族裔身份話語、動物保護和生態主義為主題，附加隨機編造出來的數據、引用和人名，拼湊出了20篇論文進行投稿（甚至有一篇文章大量拼貼了希特勒《我的奮斗》中的段落），最終竟也有7篇通過了嚴肅的審稿流程被發表。人文學科的思想理論前沿與科學主義開始分道揚鑣，而不再像啟蒙運動時代那樣攜手共進，這是索卡爾事件和這些后續事件所暴露出來的最大危機。

對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理論“非科學主義”的抨擊在美國學者理查德·沃林2004年的著作《非理性的誘惑》里來到一個爭議的巔峰（數年之后理查德·沃林本人也對自己的觀點做出了部分修正）。理查德·沃林認為后現代知識分子從根本上對“理性”的厭棄和對“非理性”的熱衷，直接指向了他們對自由主義和當代文明的敵意，認為如尼采、海德格爾等人或者思想之所以與納粹關系密切并非意外，而正符合后現代理論的內在邏輯，因此對整個后現代理論做出了“法西斯主義幫兇”的指控。相比于索卡爾事件中站在科學主義立場上的指控，沃林的批判則更像是人文理論內部的立場之爭，是某種“誅心之論”。

這些指控是有道理的嗎？毫無疑問是的，但現代理論作為當前歐美國家意識形態下的一種反抗力量，本身所處的環境是險惡的。單僅本文所提到的與“反智主義”的合流就是例證：如果反智主義者以開放思維的話術來宣傳“地球是平的”，以尊重信仰的話術來宣傳“進化論騙局”，以階級斗爭的話術來進行醫療、科研方面的陰謀論，我們更應該怪罪的是反智主義本身，還是被利用了術語的后現代理論？是如何一種話語權力將后現代理論的話語與反智主義勾連起來，又是如何的某種社會神話塑造了科學主義在“神圣不可侵犯”和“只是一種觀點”之間的能指漂浮？人文理論與科學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究竟是與科學方法、與“理性”概念的沖突，還是實際上依然是與既定結構、社會體系與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沖突？科學主義又是如何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引為對抗后現代理論的先鋒的呢？

喬納森·卡勒曾經在《文學理論導論》中自嘲，現在的理論家（theorist）更像是恐怖分子（terrorist）。然而，這種自嘲的背后，何嘗不是又一種神話般的、宛若當年建構科學主義那樣的話語權力運作呢？

真正的危機：我們不在乎high tech，low life了？

如果說理查德·沃林的《非理性的誘惑》被情緒裹挾理性判斷，做出了很多超出正常批判范疇的論述的話，他有一個觀察則的確是清晰的：后現代理論對“非理性”、“潛意識”的關注，的確動搖了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根基：“理性”，導致了當代對“人性”的理解走向了新的層次。對于人性被“異化”和“單向度”的重視在意識形態批判的維度下，從文藝復興開始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人”的基本概念，在非人類中心主義和“非理性”思維的影響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種思維的一大標志即是當代科幻、奇幻類流行文學中非常鮮明的價值取向轉變。隨著《三體》獲得雨果獎、《流浪地球》票房熱賣，科幻藝術成為國內所關注的熱點——劉慈欣的作品價值觀復雜，風格各異，但他最受歡迎的作品如《三體》第一部和電影版《流浪地球》，都展現出類似歐美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以海因萊因、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三巨頭”為代表的“科幻文學黃金時代”風貌，大致可以粗略概括為對科學主義的信仰式弘揚和對人文主義、人類精神的熱情贊頌。然而實際上，隨著“黃金時代”過去，從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游者》開始，歐美科幻文學就進入了以“high tech，low life”（高科技、低生活）為特色的“賽博朋克”時代——雖然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思維本質沒有變化，但顯然對于人類自我存在的神圣性、集體利益和生存意義的重視性大為降低，德勒茲所謂的“游牧性”、“逃逸”和“微觀政治”成為了意識形態上的共識，賽博義肢、網絡空間、高科技生命體、人工智能等語匯都指向唐娜·哈拉維所說的“賽博人”的概念，人類尋求自我價值和獨立解放的方式，已經完全超出了黃金時代的人文主義維度。

這一思潮在當代中國與劉慈欣這些“黃金時代”風貌的作品產生了巨大回響。在一次公開討論沙龍活動中，劉慈欣談到了一個思想實驗，即如果你必須吃掉一個人才能保證人類種族的延續，你會如何做出選擇。劉慈欣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角度認為“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務”（《三體》中著名語錄）因此選擇吃人，他的回答在網絡討論場域內爆發了巨大的爭議。其一是因為現場假定舉例要“被吃”的是一名女主持人，引發了性別主義上的爭議；其二則是“如果人類要靠吃同類才能生存下去，這樣的種族還不如滅亡”成為了觀點主流，而這一觀點是站在宇宙和自然的生態角度，鮮明呈現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這也與《流浪地球》所表達的價值觀沖突——本來試圖以國際主義視角化解意識形態爭端的影片主創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很多觀眾借此質疑的，是“人類種族生存高于一切”這一人類中心主義語匯：某種意義上，這更多的是大眾對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激進反抗，但與此同時，也將后現代“非人理論”的可能性播種到了日常公眾討論場域之內，這種可能所帶來的重大危機，現在或許還不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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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沒有霓虹燈閃爍的賽博朋克時代。科學主義和技術進步是不可置疑的宗教信仰，網絡空間是我們的精神家園，智能手機就是我們的賽博義肢，一切集體性的，崇高的，生存主義的話語都是被唾棄的，我們在異質空間里的交流對話孤獨寂寥，卻又自得其樂。

從這個意義上，“水變油”再次成為討論話題，反智主義開始不受教育水平影響的根本原因，也許是我們真的相信科學可以讓一切都成為可能。然而這一相信也同時意味著，我們對科學主義的敬而遠之和對我們自己的自我異化——當生存只是生存本身，所指等于能指，符號僅僅就是符號的時候，我們也許真的會發現我們已經不再是人文主義維度下的“人”：而我們卻又做好了成為“非人”的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