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茨瓦納是南部非洲內陸國家，其中部和北部地區屬于卡拉哈里荒漠北緣，奧卡萬戈三角洲和喬貝河則是整片連續干旱區中難得一見的局部豐水區。低矮的灌木遍布于密集的水道邊，大象、河馬、水牛、黑斑羚等隨處可見，那里是野生動物的天堂。

2014年之前，博茨瓦納境內一直允許開展合法狩獵活動，一是當地人對問題動物個體（破壞當地居民財產或威脅人身安全的野生動物）進行狩獵，二是外國游客付費、以獲取狩獵紀念物為目的的狩獵。不過這項政策在過去幾年有所反復。

2014年1月1日，博茨瓦納時任總統卡馬頒布了狩獵禁令，禁止在國有和公共土地上開展狩獵活動。2019年5月22日，現任總統馬西西解除了狩獵禁令。

合法狩獵在國際上一直備受爭議，它將動物保護者們分裂為兩派。

2014年博茨瓦納實施禁令時，野生動物調查結果顯示，境內大象和水牛的數量持續增長，而這兩個物種是主要狩獵目標。同時，各種有蹄類野生動物數量大幅下降，但這些物種并不是主要的狩獵目標。由此狩獵支持者認為，2014年之前存在的合法狩獵，并不是有蹄類野生動物數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禁獵并不能起到保護這些野生動物的作用。

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禁令實施后，直接依靠提供大象和水牛狩獵來獲取資金的博茨瓦納北部鄉村社區遇到了巨大的經營困難。我在2019年3月探訪了Sankoyo村，這里有大約700位居民，原本開展付費狩獵時，社區將政府分配的狩獵配額賣給國外狩獵代理公司，并在狩獵營地為前來付費狩獵的客人提供做飯、洗衣服等服務，Sankoyo村可以每年獲得大約67萬元人民幣的收入。雖然平均到每個村民每年還不足1000元，但精打細算的村民們把這些收入集中用于安裝水泵、公共衛生設施、給孤兒付學費、給孤老一些生活補助等。然而，狩獵禁令使這筆收入喪失了。村里的護林員說，“本來我們能從野生動物這里獲得一些收入，我們就愿意去保護它們，村里把像我這樣難以找到工作人的組織起來定期在我們的土地上進行反盜獵巡邏。現在，因為狩獵停止了，沒有收入，巡邏也停止了，但獅子和大象持續給我們造成損失，我們不再愿意去保護它們了。“

當地的統計也表明了這些問題。

恩加米蘭（Ngamiland）地區是位于博茨瓦納西北部的一級行政區，該區舉行的基于鄉村社區的自然資源管理項目論壇披露說，狩獵禁令頒布的第一年即2014年，Mbabe村的旅游收入從上一年的350萬普拉（約25萬人民幣）大幅下降到僅剩50萬普拉（約3.5萬人民幣），Kopano Mokoro社區收入從480萬普拉（約34萬人民幣）下降到250萬普拉（約17.5萬人民幣）。伴隨著收入降低的，還有大量就業崗位的消失。另一項損失也不容忽視，那就是動物肉。南部非洲的許多社區，種植和畜牧效率低下，野生動物肉是他們的重要蛋白質來源。在狩獵禁令頒布前，Sankoyo村平均每年可以獲得22頭大象的肉，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然而隨著狩獵禁令，這一重要的實物福利消失了。由于出現了明顯的收入下降、崗位流失、免費分配的動物肉減少，由此導致當地社區保護意愿降低、盜獵增加。

與此同時，許多動物保護者期待的攝影旅游并未能在短期內有效取代原有的狩獵經營。攝影旅游需要一定的交通、住宿條件和較高的野生動物可見度，這是許多原本經營狩獵的場地所不具備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恩加米蘭議員曾發起過有關解除狩獵禁令的提議，但是，直到原總統卡馬離任，這些聲音都沒有被采納。2018年4月，新總統馬西西就任，他決定采用博茨瓦納最傳統的分歧解決方式——2018年6月，博茨瓦納就狩獵禁令是否需要延續召開了全民辯論。

全民辯論并不是在一個集中的場地舉行的全國性會議，從首都哈博羅內，到邊境小鎮卡宗古拉，每個有博茨瓦納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專門用于全民辯論場地。長期以來，辯論場地通常是在室外的大樹下擺放一些椅子，由酋長組織全部愿意參與辯論的當地人暢所欲言。隨著時代發展，一些全民辯論也在會議室召開，但是作為對傳統的延續，最具有爭議的辯論議題，仍然會在大樹下圍坐舉行。

博茨瓦納全民辯論會場并不限制外國人參加，2019年初，我在卡薩內和馬翁東區旁聽了幾場。兩地旅游業都很發達，分別是喬貝國家公園和奧卡萬戈三角洲的門戶，但是當地人的生活也受到野生動物很大的影響。卡薩內社區直接暴露于大象遷徙路徑下，由于早期土地利用設計的不合理，社區建在了大象飲水和遷徙的必經之路卡，發生了嚴重的人象沖突。

如果你住在城市里，可能很難想象。但在我國的云南西雙版納等地，野象闖入村子，也不時造成莊稼損失甚至人員傷亡。

盡管英語是博茨瓦納官方語言，但是全民辯論全程都用茨瓦納語進行。通過翻譯了解到，支持狩獵的主要是鄉村社區民眾，主要理由是農田受損、小孩和老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脅、大部分鄉村社區無法成為攝影旅游者青睞的目的地等。反對狩獵的聲音則來自當地從事旅游行業的人，他們擔心狩獵重啟而使得旅游業面臨國際輿論抵制，同時，狩獵也可能使保護區外圍的大象能見度降低，從而降低對游客的吸引力，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收入。我記得一位村民說，“大家都說要保護大象，但問題是誰來保護我們？“另一位村民則說，”我們如果能夠從保護大象的行動獲得資助，我們就能生活得更好。”

在這樣的辯論場合，支持和反對狩獵的聲音基本持平，并沒有出現一邊倒局面。特別是在卡薩內地區，由于許多家庭直接或者間接從事觀光旅游業，他們更多從自身利弊角度，希望無論采取什么政策，都不要影響到旅游的收入。

2018年6月，博茲瓦納內閣建立了狩獵禁令公眾對話分委會，通過公眾對話來對狩獵禁令進行回顧。結合各地全民辯論的會議記錄，分委會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其中包括將大象控制在其歷史分布區；必要時執行有限度的大象種群控制；建立寵物食品罐頭加工廠來處理大象肉等。

2018年底到2019年初，這樣的全民辯論在博茨瓦納各地舉行著。博茨瓦納環境部還通過與環保組織辯論、向國際社會咨詢等方式來收集意見。最終政府形成的方案是：狩獵禁令取消，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基于法律法規開展狩獵活動。相關措施包括，每年狩獵大象配額必須控制在400頭以內（博茲瓦納擁有非洲最大的大象種群，超過13萬頭）；切斷不利于博茨瓦納野生動物保護的遷徙廊道；鼓勵野生動物旅游業發展。備受爭議的執行大象種群控制和建立罐頭加工廠沒有出現在最終的公告中。

中國也曾在2006年前開放過外國人來華采集野生動物標本的狩獵項目，主要在西北部省份進行高原羊類狩獵，在當時，這為當地保護工作獲取了寶貴的資金。但在許可方式由“一事一批”轉為更為公開透明的公開拍賣過程中，由于公眾輿論的不支持與不理解，項目擱置。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認為，有序開展的紀念物狩獵可以為保護帶來經濟激勵，從而成為一種野生動物保護工具。一些南部非洲國家，比如納米比亞、南非、津巴布韋，一直開展這樣的紀念物狩獵。但是也有許多非洲國家，比如肯尼亞和一些西非國家，認為狩獵無法有序開展，且不以生存目的而開展的狩獵是不道德的。

各方都圍繞了經濟利益和道德來思考問題，卻刻意回避了合法狩獵的一項重要職能。隨著越來越多人為設定的保護區以及嚴格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規，一些物種在保護區內呈現出了局部種群過剩，并外溢到保護區周邊的鄉村社區造成人獸沖突。這樣的問題既不能通過開展有限的紀念物狩獵解決，也不是簡單禁止能解決的。根本解決方案在于另一種合法狩獵：種群調控。種群調控需要在保護區內開展，而保護區是紀念物狩獵的禁區，紀念物狩獵支持者的重要論據和運行模式，即對少量老年個體進行狩獵無損于種群，本身已說明紀念物狩獵對于種群調控相當無力；種群調控涉及大量物種個體損失而根本上有利于種群可持續性，這對從人道和情感角度關注個體存亡的反狩獵論點構成直接反駁。因此，不難理解，各方都努力回避談及這一合法狩獵形式。博茨瓦納最終的狩獵解禁方案也沒有提及這部分內容。

狩獵曾經伴隨著人類發展的漫長時期，是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部分。隨著農牧業的發展，絕大多數人已經不需要靠狩獵來直接維持生計。狩獵對于今天的人類尤其是遠離野生動物分布區的城市人，充滿了反直覺元素，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各種不同的狩獵形式，就憑直覺去反對任何形式的狩獵。狩獵也充滿尷尬，即使是合法的種群控制狩獵，也因為無法給人們帶來直接明確的利益而得不到應有的支持。

野生動物保護應當依法開展，不參與非法獵捕和非法野生動物及其制品貿易，是最基本的底線。在此基礎上，真正有志于保護野生動物野外種群的人，對包括狩獵在內的各種行為的判斷，都應當以是否能夠使野生動物野外種群具有更穩定的可持續性為依據。

（作者季偉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存續委員會/環境經濟社會政策委員會可持續利用和生計專家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