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宗城

從《十三邀》許知遠和馬東對談開始，這兩個人的不同就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許知遠曾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單向街書店的創辦人之一。在《那些憂傷的年輕人》、《轉折年代》等隨筆集里，他坦陳自己對娛樂至死的擔憂、對八十年代的留戀。馬東曾在央視工作，是央視三套《挑戰主持人》、《文化視點》欄目的制片人、主持人，1998年，他還在湖南衛視做了一檔《有話好說》，直擊嚴肅話題，但因為節目的第75期涉及性別議題，重播被緊急叫停，節目組被迫做檢討，不久后，馬東離開，湖南臺也將內容重心轉向娛樂。

而現在，許知遠通過《十三邀》和《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加固自己知識分子的形象，馬東則堅持娛樂綜藝，從《奇葩說》到《樂隊的夏天》，角色定位和二十年前似乎截然不同。

他們在公眾面前的形象不同，但其實他們做的節目、實際的功效是在一個同溫層的。《十三邀》和《奇葩說》在智識水平上差距并不大，都是力求在專業讀者和大眾讀者間求得平衡的文化節目，既有知識傳播，也有真人秀、消費娛樂的成分，而馬東和許知遠在屬性上都是知識推廣的角色，通過自己的話題度，引導觀眾關注更多某個領域的東西。借助《奇葩說》，觀眾知道了專業辯手，掌握了更多辯論常識。通過《十三邀》，觀眾對梁啟超、譚嗣同產生興趣，這就是它們最良好的作用。

而《十三邀》那一期把兩個人的不同夸大了。這份夸大一方面是因為兩個人的話語體系不相融，另一方面是剪輯的影響。他們在實際的交談中并沒有剪輯表現地那么不可調和，二人在一些問題上仍然有共識，只不過一個自嘲底色悲涼，一個對世界充滿憤怒。外界看到話語的不同，就容易把他們塑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群的表率——一種象征著清高的知識分子，抵制消費和娛樂；一種恰是娛樂制造者，迎合這個時代最普遍的趣味。還有一部分人，會把馬東和節目的另一位嘉賓李誕歸納為“犬儒”，對時代問題默不作聲，欣然加入裝瘋賣傻的行列。然而，這些定義都顯得片面和夸大。

把許知遠定義為精英知識分子，忽略了他實際上也在做大眾節目，他警惕新媒體、批判消費，但他這幾年的成功，主要依靠的卻恰恰是新媒體和網絡消費浪潮的推廣。《十三邀》及其引發的系列話題，在消費許知遠（許知遠接受了這種形象的消費）的同時，也助他名氣高漲，從前，許知遠的名聲局限在媒體和知識分子圈里，但因為《十三邀》，很多圈外的人開始關注他。

把馬東界定為娛樂制造者，同樣只是“局部的真相”。既忽略了他過去在《有話好說》、《文化視點》里所做的努力，也低估了利用綜藝推廣辯論和搖滾樂的難度——背后的審查、自我校正、圈內審美和大眾審美的平衡等......很多人看到的是綜藝爆火后的流量，看不到的是——其實在做《奇葩說》之前，很少媒體人敢把辯論和綜藝結合，因為當時中國的辯論顯得非常沒落，大眾關心的并不多，做一個辯論綜藝，很多人并不看好它的前景。《樂隊的夏天》也是，把搖滾從地下推到地上也是非常冒險的舉動，且不說地下搖滾死粉不買賬（擔心搖滾娛樂化、飯圈侵入滾圈），搖滾本身的反抗屬性、作品和作者的“隱藏問題”，也會讓制作者膽戰心驚。所以，真正溫順的綜藝人，絕不會制作《奇葩說》、《樂隊的夏天》，而是規規矩矩地做選秀、拍明星的日常。

許知遠自詡精英，但一個殘酷的事實是：他和真正的精英存在距離。他在專業領域上并沒有達到足夠的深度，無論是思想史、文學史、歷史，都沒有貢獻出一部真正有創見的作品。即便是近來宣傳地火熱的《青年變革者》，也更像是借著梁啟超，寫許知遠自己，用故事的方式，重談一些陳舊往事。從史料價值來看，《青年變革者》并不太新。從思想的角度，也有浮泛之嫌，遠遜以賽亞·伯林的《馬克思傳》。這本書的長處，實是用豐富的故事、克制的筆調，寫出了一個鮮活的梁啟超，便于大眾去了解他。

這也是許知遠的焦慮所在。他渴望寫出代表作匹配自己的地位，成為如偶像伯林那樣的思想家、傳記作家，但他的深度并沒有達到那種水平，當他將筆鋒揮向年輕人，質疑他們的淺薄、娛樂化、不思進取、回避嚴肅時，他卻并沒有真正放下成見，坦誠地和這個時代形形色色的青年人對話，就如同觀眾在《十三邀》里看到的，許知遠的每一次對話，都在加深成見。

相比之下，馬東更樂于和青年人對話，他沒有精英的包袱，對未知事物擁有更積極的姿態，從《奇葩說》到《飯局的誘惑》，再到關注搖滾的《樂隊的夏天》，馬東都在做年輕人關心的節目，他所采用的話語策略不是“成見碰撞成見”，而是他先不說自己的觀點，先把表達權交給對方，等對方說完，自己再提供另一種意見。但這同時也是部分人詬病馬東的地方，他流動似水，八面玲瓏，他總是能在不同立場間求得平衡，遭遇外部壓力，果斷自我修正，他的憤怒很少表現出來，往往是自我消化，隨后重露笑臉，這讓人覺得他圓滑，但無論外界怎么看，馬東依然保持他的自恰。或許馬東相信：一切堅固的東西終會煙消云散。所以他不死磕，他只是夾縫中求生存，把審判的權力交給時間。

但是，這兩種文化推廣方式也都存在各自的問題。許知遠式的推廣，容易形成大面積“尬聊”，坐擁優越的采訪資源，卻浪費了一次次機會，在明明可以深挖采訪對象的時候，演變成自說自話，導致對方搖頭苦笑，自己固化成見，結果，就是許知遠堅信他的判斷是對的，愈發不愿走出他的思維的舒適區，而他離真實的當下世界也愈發遙遠。他被打造成一個文化偶像、反抗型知識分子的象征，但這反抗本身，又因他身處潮流且獲得利益，顯得十分曖昧。而馬東式的推廣，則可能陷入娛樂大于實質的窠臼，就是這個東西在傳播給大眾的過程中，逐漸變味了，甚至加深大眾對它的誤解。比如《奇葩說》的播出和辯題娛樂化（受到不可抗力的影響，《奇葩說》的標題愈發偏向戀愛、生活），就曾經引發觀眾對此的討論。

所以，許知遠和馬東做的事情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利用自己的資源把某個圈子里的東西傳播給大眾。許知遠做《十三邀》，寫梁啟超的傳記，和馬東推廣辯論、搖滾樂，以及早年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其實沒有高低、雅俗之分，他們都是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既得利益者，都對自己的身份有反思，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推廣自覺好的東西。只是有人甘于放下姿態，笑意濃濃地面對世界。有人固守知識分子的殼，標榜自己和庸俗大眾的距離。其實大家都不深刻，都只是這個時代的浪花，但他們至少還有一點可貴，就是還保留了那么一點較勁的姿態。

回到那一期《十三邀》，馬東對許知遠說：“本質上咱倆是一樣的，就像你表現為憤怒，我表現為悲涼。什么叫悲涼，悲涼就是無從反抗。”在節目上，馬東說了很多場面話，但在那一刻，我相信他說了實話。

作者簡介：宗城，青年撰稿人、專欄作者。本文為澎湃·湃客“眾聲”欄目獨家首發稿件，任何媒體及個人不得未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