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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留美的教育家郭秉文與上海財經大學前身的創辦
生于上海青浦的郭秉文,早年畢業于上海清心書院,1908年赴美留學,于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即投身于中國的教育事業。他是最早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是著名的國立東南大學和中國最早的商科大學(今上海財經大學)的奠基人。

東南大學之父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在南京建立東南大學的建議并被批準,同時決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開放“女禁”。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郭秉文兼“南高”“東大”兩校校長。之后,他積極推動兩校的合并,決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其學生全部畢業后即并入東大。
經過幾年發展,東南大學聲譽鵲起。從學科結構來看,覆蓋面之寬,居全國之首。無論從師資條件還是辦學設施看,東南大學在國內大學中都堪稱一流。美國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會亞洲部主任孟祿考察了中國各主要大學之后,稱贊“東南大學為中國政府設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現代高等學府”。在當時政局動亂,政府辦學經費嚴重短絀,許多學校因經費困窘以致學潮迭起的環境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創辦上海商科大學的緣起

深受美國大學理念影響的郭秉文,主張發展綜合性大學,重視學術研究,積極服務社會,并提出“本校(南高師)依據智育標準,以適應社會需要為設科主旨。郭秉文在1918年10月的《關于本校概況報告書》中指出,許多畢業學子缺乏職業技能,因此要提倡職業教育,倡導增設工藝、農業、商業等專修科,以滿足中等職業教育的需求。這對尚處萌芽時期的“商科教育”無疑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雖然1920年南高師商科畢業學生只有20余人,但是它在中國高等商科教育史上確有開創之功。
當決定在南高師的老校舍創建國立東南大學時,有人建議將當時的商業專修科遷往上海并將其擴展為一個學院。上海之所以會被選中作為這所商學院的最佳所在地,是因為它能夠提供有關實際培訓和與現實的工商業進行接觸的機會。
“一戰”后社會經濟逐步恢復,不僅商業在南洋地區得到發展,華僑事業也迅速擴張。由于相關專業人才缺乏,海外商業市場急待擴展,回國華僑與國內實業家均提議在上海開設商業大學。所以當時正在籌辦東南大學的郭秉文抓住良機,開始規劃在上海設商科大學。同時已由南京前往上海的暨南學校因南方軍政府分裂未獲撥款,經費不足。所以面臨同樣問題的郭秉文與國立暨南學校校長柯成懋共同商議并合辦商科大學。
1921年夏天,郭秉文與柯成懋聯名呈報教育部,教育部正式授權批準了關于東南大學與暨南大學合設上海商科大學的備案事宜。1921年9月,第一個國立高等商科學府終于宣告誕生了,這是中國最早的商科大學(今上海財經大學的前身)。學校首任校長郭秉文和著名經濟學家、學校教務長馬寅初均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他們致力于在中國推廣現代商學。
上海商科大學初創時期的辦學特色

上海商科大學從成立之初就打上了郭秉文校長教育思想的烙印,主張文理并重,學術并舉。上海商科大學日班主要分為普通商業、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理財、國際貿易、交通運輸和保險七個科系,但后兩系未招生。學校主要分本科和預科,預科一年,本科四年,且第一年不分學系,第二年才開始分科。
在課程設置上,開設70種課程,法文、德文等為第二外語,必修課程較為完備,學程有國文、英文、商業經濟、商業簿記、商業組織、商業管理、商業理財、商法等,其余為專業學程。除此之外,上海商科大學還非常重視學生課外的考察和實習。
(二)“延攬甚擴”的師資設備
兼顧與平衡學校的師資與設備,是郭秉文認為辦好學校的基礎。其中,師資隊伍的建設是保證教學質量的關鍵。郭秉文尤為注重師資力量,主張廣延名師,人才立校。學校聘請多以歐美留學歸國的師資為骨干,馬寅初、朱進之、沈籟清、李道南、潘序倫先后擔任教務主任。教員大多為留學英美學者,如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蔡正雅教授商業原理,教授會計和成本會計的有李道南、潘序倫和一美籍教師等。1924年聘任的24名專任教師中,有留美經歷的有14人,留英博士1名,外籍教授2名,占全體教師的71%,其中知名者有潘序倫、胡明復,嚴諤聲等人。
(三)“別具一格”的管理模式
借鑒歐美大學的成功辦學經驗,上海商科大學的管理體制,既與東南大學保持一致,又自成特色。郭秉文等人商定設立商大委員會,并將上海商科大學委員會作為最高議事機關。上海商科大學在內部設立行政委員會、教授會協助校長治理學校,行政機構有校長辦公處、教務處、事務部、文牘部、推廣部、圖書出版部等。
上海商科大學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大學的預算、決算計劃審定權,私人捐助財產保管權,推舉權,以及協助其他促進學校發展相關權。15名委員包括了上海學界、商界和報界的領袖,如江蘇省教育會會長沈恩孚、副會長及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黃炎培、上海總商會會長聶云臺、上海交通銀行經理錢新之、上海銀行公會主席陳光甫、紡織業巨子穆藕初、《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等,均在其列。設立委員會體現了學校相對獨立的架構,這種將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分開設置、共同治理學校的思想和實踐,對中國近代大學的管理體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四)“推陳出新”的制度設計
模仿美國的學分制和選課制是上海商科大學在教學模式上的一大創新。學分制的學生每半年以16分為合格標準,本科學生須修滿128學分才能畢業。上海商科大學構筑了各系共同必修的課程平臺,有效拓寬了選課的自由度和修讀的知識面,充分體現了學術自由的理念。選課制和學分制的課程改革開啟了我國近代商科教育乃至整個高等教育在教學體制改革上的新格局。
在郭秉文等人的帶領下,上海商科大學與上海社會形成了良性的互動關系。一方面,上海商科大學依靠社會力量辦學;另一方面,著眼于社會的需要,通過教學和科研積極回饋社會,贏得社會的廣泛贊譽。肇始于南高師商科的上海商科大學,走過了一百多年后,成了今日的上海財經大學。

郭秉文被譽為“國際舞臺上最活躍的教育家”。20世紀20年代,他連續3次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會議,并連續3次被推舉為世界教育會副會長。他于1926年5月,與門羅(Paul Monroe)在紐約創立“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長;1957年,郭秉文與恒慕義(Arthur Hummel)及曹文彥、鮑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組織華府中美文化協會(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舉辦學術活動,從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動,并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對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回顧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有這樣一些大學校長,他們敢于冒險,銳意進取,作為高等教育的開拓者,嘔心瀝血,竭盡全力為現代大學的成立以及發展貢獻出自己畢生力量。郭秉文用豐富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辦學理念,為高等教育事業注入新鮮血液,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啟迪。

?《滬風美雨百年潮:上海與美國地方教育交流》,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郭秉文與上海商科大學的初創(1917—1925)》,作者:李永,鄔瑤瑤,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3月
(本文原載于“上海美國研究”公眾號:SIAS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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