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平，一個頗具神秘感的傳統制造行業的民營企業家。三十年時間做進世界五百強和山東首富。他執掌的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和鋁業的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分別在不同時期成為了各自行業內全球生產規模最大的企業，都在香港上市。魏橋紡織生產的牛仔布充斥全球，你身上很大可能就穿著他的工廠生產的布料。另外，90% 的蘋果手機殼體所用的鋁板材料均來自于張士平的工廠。他的企業年產營業收入超過3000億人民幣。 

生活里，張士平簡樸到了極致，《財富》的描述里，“他不用電腦、不用微信、沒有秘書，掉在飯桌上的菜也會隨時撿起吃掉，寧可被磨掉一層皮也不肯穿上襯衣勞作；張士平紀律嚴明，曾勇于開除'官二代'員工，而該員工僅僅偷吃了公司三顆花生米。他也沒有秘書，直至今天他依然獨自出差。他說：只要我自己拎得動行李，我就不用別人。等我拎不動了，也就是該休息了。這位億萬富豪的零食只是——兩根綠蘿卜和一盤炒花生。”

張士平的原則性很強，他發誓此生不會跨入利潤豐厚的房地產行業，絕不染指其可以輕易進入的期貨交易，并且對金融和互聯網態度冷淡。他這樣說，也這樣做了。

原本是一個小地方的小人物，卻膽大、強勢、“野蠻”，并熟諳官商之道。這使他成為中國地方企業家的一個樣本。這個低調的億萬富豪，離我們又遠又近。此文，希望可以解答一些他的神秘。

作者：張友紅

來源：本文原登于《中國周刊》2012年7月刊

原文標題：《棉花、鋁材與神秘的山東首富》

6月15日，山東省濱州市鄒平縣魏橋鎮。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下午。

汽車和電動車擠滿了鎮中心約20米寬的馬路。穿著藍色制服，或者拎著黃色頭盔的工人穿插在擁擠的車流中，鳴笛聲和空氣中的熱浪上下起伏。路兩邊堆滿了小攤，各種小吃冒著熱騰騰的蒸汽，還伴著抑揚頓挫的吆喝聲。

場景像極了八九十年代城市里的大國企散工后的場景。只不過，這是2012年，一個小鎮上的廠區。

這里是魏橋創業集團的一個普通廠區。也是張士平經營的工廠王國里一個最普通的角落。他的整個集團號稱有十六萬員工，下有四個生產基地（還有一個在建），十幾個紡織工廠，近十個電廠（其中一個在建），八個鋁廠。

這里有醫院，“小病感冒的，幾塊錢就能看好，比政府的醫院便宜很多。”也有幼兒園，“是縣里規格最高的，按照省級標準建的。”這里的員工只要工作滿五年，要結婚就可廉價買一套房子。

這個王國的家長張士平一直低調，直至2011年以300億元的家族資產被胡潤百富榜評為“山東首富”。

他自建電網的電價比國家電網便宜一半的新聞傳開后，他的大名開始被外界廣為傳播。 

扛棉包

筆者到魏橋鎮的當天，鎮上的人都在講同一件事，“幾天前，張鈍河過世了。縣里來了很多小轎車，籃球場都停滿了。”

人們對這個89歲的老頭兒如此關注，是因為他是張士平的父親。在前幾年，村鎮的大街上，人們經常看到這個老頭兒，“蹬個小三輪，戴著席帽子轉悠。趕集就買個大南瓜。”

村頭同輩份的人和他開玩笑，“你兒子能了（本事大了），你也直起來了。”“我不直，直起來倒了怎么辦，哪天倒臺了呢。該咋著咋著。”

在張士平的堂叔張鈍水看來，“張士平能有今天，與家教也有關。”他對記者說，張鈍河很簡樸，從不喝酒，還給兒女們制訂了家規，第一條就是，“我說什么都得聽我的。”

剛開始工作那會，張士平每個月的工資也會先交給父親，再由父親從中拿出點給他當零花錢。

張士平完小畢業后，就進了位于鎮上的縣屬第五油棉廠。工作是扛棉包，一袋一百斤的棉包，每天扛幾十袋。后來張士平做到了廠長，工資漲到70塊，老父親依舊每個月按點收工資。這個傳統直到張士平娶了媳婦才算終止。

在魏橋開飯店的一個老板比張士平小一個輩分。早年，他的父親和張士平是同學和同事。他父親至今還在念叨，“倆人都在油棉廠扛棉包，后來‘文化大革命’被趕回家，再讓去，我死活不去了，覺得被趕出來不受待見。張士平啥話也沒有，扛起被褥就回去了。”

回去繼續扛棉包的張士平，很快被老廠長看好，提拔為廠里消防隊的隊長，而后車間主任，副廠長。1981年，張士平一路升到廠長。

當時的第五油棉廠還是縣供銷社下面的小廠，唯一的業務就是榨棉籽油。鄒平縣乃至濱州市盛產棉花，油棉廠很多。

上任廠長不久，魏橋村的人慢慢覺得，這個廠長張士平有點不一樣。

張鈍水當了四十年的魏橋村村委書記，村子位于鎮上，緊挨著油棉廠。他對《中國周刊》記者回憶說，有一年村里大旱，村委的柴油發動機壞了，抽不了水澆不了地，莊稼旱得不行。村里人找到位于鎮上的油棉廠借機器。廠里沒人敢外借。對于油棉廠而言，消防是最重要的事，廠里僅有一個消防車里安裝了柴油發動機，一旦遇到火災，機器不在家等于破壞國家財產。

雙方堵在廠門口，糾纏了半天，誰都不讓。張士平回來了。“借！拿去吧。”沒五分鐘，張鈍水等五六個村民就開著消防車回村了。

張鈍水至今感慨“張士平是敢，膽子也大。后來，人家廠里就沒要這個機器，直接送給村里了。他們申請經費又買了一臺。會辦事啊！作為縣里的油棉廠和俺們村挨著，總要搞好關系”。

上任廠長第一年，張士平做出了“從外省調種子擴大生產”的決定。這是油棉廠第一次有“外貨”。之前，都是靠收當地的棉籽生產。也就在那一年，油棉廠完成了93萬元的納稅“巨資” ，小棉廠成了全國供銷系統效益最好的企業之一。

張士平第一次出名了。

王果剛，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副會長、中國紗線網主編，是為數極少的專訪過張士平的人。張士平曾對王果剛說，“85年我們單位接待室的各種榮譽鏡框都摞起來了。87年到88年，商業部要在全國棉花加工行業搞一個國家標準。沒選魏橋，是因為魏橋指標完成得太好了，沒法學，不具有普遍性。”

王果剛也經營著一家棉紡廠。他經常和張士平一起開會，“張士平辦公室很簡單，也不大。簡潔，干凈。對物質追求不是不高，是很低。他應該沒有戴名貴的表，不然我應該會注意。穿衣服也很簡單，沒有名牌。”張士平的堂叔張鈍水說，至今，張士平都愛吃玉米窩窩。

通過“外調種子”擴大規模，張士平打贏了第一仗。這一戰略后來貫穿在他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步驟。也因此，有人懷疑，“張士平的魏橋，走的是一條樸素而野蠻的大生產路線。”這種爭議在后來他的紡織基地擴張過程中，越發尖銳。

1985年，全國出現嚴重的賣棉難，張士平帶著廠里的供銷科長、棉檢科長背著棉花到一家國棉廠推銷棉花，這家企業連大門都沒讓他進。他開始想別的出路。

1986年，張士平成立了一個毛巾廠。因為和榨棉油沒什么關系，當時還遭到不少人反對。但他沒聽。1989年，他又利用企業的600萬元積累，共籌集1000多萬元，建成了1.6萬紗錠的紡紗廠。當時，紡紗領域幾乎被地方各大國企占領，民營的很少。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棉紡業的形勢一落千丈。先是棉花緊張，各家都買不到棉花。緊接著，國家下達了“限產壓錠”的政策。老牌棉紡企業濟南國棉一廠、二廠因此相繼倒閉。

張世平認真研究起政策來。國家規定了壓縮紗錠的范圍：一是國有企業，二是設備屬于解放前的進口設備，以及上世紀50年代生產的老設備。而魏橋不同。一是當時屬于集體企業，二是采用的上世紀80年代的新設備，均不在此范圍內。

利用這個空子，張士平反而開始收購企業破產出賣的設備和廠房。在棉紡業一片蕭條之際，魏橋的規模迅速擴大。

王果剛也曾問過張士平，國家政策要求限產，你卻收購擴張，不怕出問題嗎？張士平回答，“先收，總有用得著的時候。”王果剛判斷，張士平對“政策”了解得一定很深，“在中國，政策永遠變化很快，一個經濟政策持續不了多久。不變的是市場。張士平不信政策，信市場。”

也因此，王果剛評價他，“是一個有逆向思維的人。非常聰明。” 

紡織巨人吞下國企

一路收購，到了1998年。此時，張士平手里是一家規模28萬錠的棉紡廠。棉紡行業，以紗錠個數來衡量企業規模，一般情況下10萬個紗錠就屬于規模比較大的。一百公里外的濱州一棉，是當時濱州市規模最大、曾經效益最好的國有企業。

在濱州一棉老宿舍區，住著曾經的國企濱州一棉的老員工。正在下棋的老劉曾經是這家國企的車間主任，“魏橋棉紡當時就是一個鎮上的供銷社的企業，規模小得很，和我們比那是天上地下。但我們這么大個的國企，還是被它給吃了。”

老劉說的正是1998年轟動一時的魏棉兼并國企濱州一棉的案例。

1998年世界金融危機，國內出口受到很大影響。一棉銷量每況愈下，大量囤貨，工人歇業，銀行欠款一個多億。

老劉記得，張士平剛到一棉時，員工們在大門口打出了“滾吧鄉巴佬”的條幅。張士平迅速開會，張口反問，“不讓我們來，你們能把企業管成什么樣？”

張士平的氣場很大，說話很干脆。會場鴉雀無聲。在老劉看來，魏橋來的人“很嚴厲，我們覺得很野蠻。缺乏一些人性”。面對員工們一次次的提意見，新來的領導層直接扔出一句話，“想干就干，不想干滾！”

今年四十多歲的王某，如今是魏棉紡織的一名女員工。1998年之前，她是濱州一棉的一名國企員工。魏橋來后，她最明顯的感觸是，新的管理規定非常嚴格。“早上八點上班，必須提前半小時到廠報到，之前是八點到廠就行了。每天工作定量，干不完加班，沒有加班費。我們叫‘義務勞動’，幾乎每天都義務一個點。以前一個人看幾臺機子，現在一個人看十幾臺甚至幾十臺。”終于，兼并不足半年的時候，員工們罷工了。工人們站在廠門口，要求談判。談判的第一條就是，“嚴格八小時工作制。加班帶工資。”

“直到現在，這個條件也沒有實現”。王某和她的同事每天工作完后照例要“義務勞動”。不過，員工們的工資在罷工談判后有所提升。“現在，我們比其他棉紡廠能高出個三百塊左右。”

和國企比，張士平有自己的優勢，銷售渠道廣。在一棉等國企面對滿倉堆積無計可施的時候，魏橋通過香港把貨銷到了世界各地。一年后，由于濱州一棉共享了魏棉的銷售渠道，其銷售收入和利稅分別增長了59.6%和44倍。

兼并濱州一棉后，魏橋紡織的規模達到33萬錠。張士平的擴張還在繼續。他開始在濱州、鄒平等地建設生產基地。每個生產基地都有三四個工廠。每個工廠的規模都大過原來的濱州一棉。這種擴張速度一直持續到現在。

了解紡織業發展規律的王果剛感言：“魏橋的發展在教科書里是找不到的，它看重的是世界市場。魏橋選擇了一個好的定位，那就是上規模，成為全行業最大。”

但是，業內也把這個軌跡打上了“野蠻圈地”的烙印。 

不在乎爭議

那個年代，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分水嶺。

80年代起家的一幫集體產權的企業，到90年代發展到一定規模，要么成功改制成如今赫赫有名的民營企業，要么敗于產權問題，創業者被趕出企業。譬如，健力寶的李經緯。

張士平的做法是，保留縣供銷社的股份，與此同時迅速和香港等地的外資合資，擴大規模，淡化政府股的比例。

張士平一邊瘋狂擴張，一邊備受爭議。

王果剛說，“作為行內人，我們會覺得，他擴張得太快了，主要是擁有了我們不能有的優勢。譬如說他的土地，他的人力成本低，自己又建電廠，成本一下子就下來了。我很肯定，魏棉應該是全行業成本最低的。”

濱州市開發區的人對筆者證實，在魏橋兼并一棉后，初到濱州，市政府下發了優惠政策，“土地全免費，三年稅收返還。”

大家議論的另一個問題還在于，“魏棉的擴張過程過于野蠻了。他的產品很單一，就是上規模。大家可能忙于新產品開發，魏橋不管這個。他的發展似乎是孤立出來的，悶著勁就是壓縮成本，擴大規模。國內找不到模版。”

在王果剛的印象里，開會的時候，臺下都是同行的人，也有人對魏橋“粗放野蠻”提出質疑，但是張士平從來不澄清什么。“會依舊開，開完就走了。”再大的議論甚至批評，都對他毫無影響。

多年后，王果剛曾專門就此問過張士平，張說：“一個企業，批評是批不倒的。只有市場不承認才會倒。”

“有人說我們電價便宜是不公平競爭？你為什么不上電廠？賺錢的事你不干，你想不到，你就是笨蛋！傻瓜！”

大家都在爭議魏橋“粗放野蠻”時，張士平已經又開始籌備電廠、鋁廠的事情。

如今，在魏橋的鄒平生產基地，分布著魏橋6個電廠、6個氧化鋁廠、2個電解鋁廠。這個工業園2000年開始籌建，十年的時間里，建設出了一個鋁電產業鏈。如今，魏橋的鋁電已經成為國內盈利能力最強的民營鋁電企業，比他的紡織更賺錢。

曾有報道說，魏橋如此擴張一定要倒。王果剛不以為然，“不會倒，他的綜合優勢太明顯了。成本低，規模大，這就是一個良性循環。魏橋要倒的話，這個行業就倒了。” 

政商之道

爭議，不光存在于紡織業內。他不按常理出牌，最終招致了一次社會大討論。

討論是圍繞自建電網開始的。

魏橋創業集團有四個紡織生產基地，分別在魏橋、鄒平、濱州、威海。目前，鄒平臨近的無棣縣城里也正在建設一個工業園。據筆者實地了解，每個生產基地都有三到五個紡織工廠。

剛開始，為解決這些紡織工廠的用電問題，張士平決定自己建電廠。

國家政策允許，達到一定規模的用電量后，只要通過政府審批，企業可以自備電廠，且僅供給自己的企業生產用電。

1999年，魏橋耗資1.2億元、年發電2億千瓦時的自備熱電廠建成投產；2000年，熱電廠二期工程運行發電。此后，魏橋建立了大小近十座電廠。如今，光是鄒平工業園就有六個電廠，魏橋工業園還有一個在建的大型電廠。此外，威海工業園、濱州工業園也都有魏橋自己的電廠。

生意越做越大，背后的張士平卻越來越低調。在鄒平縣，一個政府工作人員對筆者證實，“張總是從來不接受采訪的，僅有一次是中國紡織報的，還是04年的事情了。”

今年初夏，由于自備電廠發電并廉價向外輸電的事情，張士平吸引了媒體眼球，這個小縣城一下子迎來了全國眾多知名財經媒體的記者。大家聯系到最后就到了縣委這邊，都會收到這樣一句話，“縣委書記打電話，他也不會接受采訪。”

張士平和他的魏橋創業集團備受政府青睞。早在吳官正在山東擔任省委書記時就曾說過，“山東有兩張，東邊張瑞敏，西邊張士平。”

上述政府工作人員對筆者說，張士平的魏橋在鄒平的生產基地每年納稅四十多億，鄒平一年的納稅總額是七八十個億，這占到了全縣納稅總額的一半以上。

每年縣里都會召開經濟工作會議，上午安排企業等發言，下午是縣領導總結。每次，“張士平都是第一個發言，第二個才是縣開發區黨委書記。那真是大氣啊，說魏橋今年又納稅幾十個億??”

在張士平備受媒體關注的這段時間，縣政府充當了危機公關的角色。電話至魏橋，對方會答復，“請聯系縣委宣傳部。”而后，宣傳部會非常樂意地站在魏橋的角度和媒體解釋一番。

以上政府工作人員對筆者說，“張士平在當地企業家中，是一個帶頭大哥的形象。所以，公司的企業危機就是縣里的危機。”

2008年經濟危機時，魏橋大量貨物囤積。媒體爆出“可能會倒閉”的言論。當年底，山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王軍民在全省工業經濟運行會議上親自給魏橋澄清倒閉傳言。

第二年的6月和10月，溫家寶和胡錦濤先后到了魏橋創業集團視察。

做了四十年村支部書記，八十多歲的張鈍水幾乎記得每一個來魏橋視察的各級“大領導”。他聲音稍微小了一點，“領導們一來，銀行能好貸款，不就行了么，是吧？”

位于鄒平的生產基地里，魏橋電廠的冷卻塔和煙囪林立，刺向灰白色的天空。這里打車距離縣城中心不足五分鐘。鋁廠電廠這類項目，是不容易上馬的，但在鄒平，張士平可以馬不停蹄地建設一個又一個規模不斷擴大的工廠。

據了解，只要是鄒平或者山東籍的官員退休了，張士平都會主動找上門請他們做企業顧問。官員不分部門，不分高低。這被解讀為熟諳“官商之道”。

這或許是當地企業家們的共性。

距離魏橋十幾公里的西王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玉米油生產加工集團，也是鄒平第二大企業，旗下有四家上市公司，每年繳納稅收4個多億。《中國周刊》記者看到，在他們集團的展示廳上，用很大的篇幅展示著簽約企業顧問的名單和照片。

也許，融合各類社會資源，處好政商關系是中國成功商人的共性。至今，“東張”張瑞敏的海爾依舊保留著政府股份。“西張”張士平的魏橋也一直保留著縣里供銷社的股份。 

工廠大管家

張士平現年六十五歲，五十年代生人。那是個“大干快上”的年代，他曾對王果剛說，“我在年輕的時候都是班干部，從小學到中學都是。企業文化里有我的個性，我喜歡爭在前面，不愿意跟別人一樣平平庸庸。”

他也常用自己強烈的價值觀來教育自己的手下。“每天早上的會議我始終講這些問題，你們怎么想我也不管了，我有責任向你們灌輸做人的價值，怎么叫體現人的價值？你們都有錢，我錢最多，你們都屬于社會上的富有階層，但錢能頂什么東西？我認為真正能體現價值的最高層次就是干！你干得越多為社會造福越多！你就賺得越多！你干了，價值就實現了！”

張士平很肯定，“不一定能全面灌輸進去，但是我認為我是對的。”

張士平自然喜歡勞模。每年的集團勞模獎勵大會，他都親自出席，講話，頒獎。他自以為豪的也是，“我有一幫很敬業的干部，他們個個本事不大，要是對外，讓他們講話就壞了，但是管理內部的工作，那是玩命地干。”

在魏橋，員工們習慣叫張士平“老板”，而不是“董事長”。聽起來，這更符合一個八九十年代小村鎮上的味道。

集團干部規定7:20上班，張士平喜歡6:30就到，甚至更早。這使得其他中層上班時間也越來越早，最后，6:40就都上班了。

在王果剛看來，張士平的勤奮，也到了別人無法比的地步。“他說他會經常深更半夜去車間看。”

如今，魏橋紡織各大分廠的副總級高管，基本是當初一起創業的普通員工一步步升遷上去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文化水平不見得高，但忠誠度絕對沒問題。

張士平喜歡自己培養起來的老職工。往前推四五年，在魏橋紡織很難找到大學生，管理層里也幾乎沒有。這被前來參觀的領導形容為魏橋的“一怪”。

王果剛說，張士平的控制力很強，他建立了一個企業社會。在魏橋，員工滿五年就可以以每平米一千多元（不到當地市場價的一半）買房子（只有使用權）。入托、看病等生活事宜都很方便，水電費只是象征性交一點。在這樣的集團里，員工的歸屬感很強。

聽過張士平講話的人，都給筆者反饋一條同樣的信息，“氣場強大。”王果剛也感受到了這一點，“他控制力很強，話語上也一定要占到強勢。”

“早年很多企業，后來做不大就倒了，那個時候，強勢成就了他。這是一個時代特征。但魏橋卻將其延續了下來。” 

押注家族管理

一個不愿具名的人士向筆者提供了一份魏橋創業集團的高管任職表。表中可以看出，張士平的各路親戚擔當著魏橋高管的主力。

張士平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大女兒張紅霞，現為集團公司總經理，董事會成員，主管紡織。二女兒張艷紅現任威海魏橋工業園老總，董事會成員。兒子張波，98年魏棉兼并濱州一棉后進入魏橋紡織，直接升為濱魏公司老總，隨后擔任濱魏工業園老總，現為上市公司董事長，主管魏橋創業的鋁、電、化工。

該人士對筆者說，張士平用人，信任為上，能力其次，基本也不會考慮學歷。

在這份表格里，張士平的外甥、侄子們都擔任公司副總級別的職務。此外，外甥媳婦、姑表侄子、侄媳婦等數人也都擔任公司副總和部門總監等級別的職務。

在魏橋村，筆者見到了張士平的一個外甥，因為身體原因，他是張士平的外甥、侄子中間僅有的一個不在魏橋擔任副總職務的人。張鈍水向筆者證實說，“他的兄弟們全是副總級的。”

面對這個龐大的家族職務表，筆者提出一個疑問，“這些成員的學歷普遍不高，有的只是初中甚至小學畢業。來魏橋之前，經歷也很普通，如何管理好這個集團？”

接觸過張士平的王果剛不認為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這個企業的特殊性就是歸屬感強，家族成員更是利益捆綁體，更容易團結。”

上述鄒平縣的政府人員也對筆者說，“縣里也擔心過這個問題，核心人物離職退休后，企業能否保持原有的運轉節奏？”他甚至很肯定地說，縣領導一定找張士平聊過這個話題，“不能不聊”。

鋁電企業上馬后，張士平也開始面臨新的人力問題，電廠聘了很多高級工程師，年薪都很高，但人才流失率比傳統的紡織業高出很多。

他暫且實行的辦法是，“鋁電核心高管還得自己人做。”在去年底中國宏橋（魏橋的鋁電上市公司）上市的宣讀書中，有一句引人注目，“中國宏橋，只有在張波（張士平之子）董事長的帶領下，才可能保持良好的發展事態。”

兒女們相繼挑大梁，但是六十多歲的張士平還是閑不了。在父親張鈍河的葬禮致辭上，張士平說，“我不能多呆，電力上出了點事。”在這樣的喪禮上，沒有人繼續問下去，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村子隔著一條馬路，有一個高220米的電廠冷卻塔已經建完，一個新的電廠即將投產。張鈍水說，這個新電廠很先進，“能趕上以前的四個電廠”。

而此時，正有專家等站出來說，“自建電網是違法的。”更有人說，國家電網正在整合魏橋的電網，以低價買進。

張士平又處在一個選擇的岔路口。王果剛大膽預測，“他還會繼續發展。張士平能在危機中看到機遇。”

機遇是什么，目前還沒人能說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從長計議，這次自建電廠風波帶來的挑戰，要遠小于家族式管理引發的深層隱憂。

這隱憂，不僅是張士平，也是中國眾多民營企業家之困。

*圖片購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