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本書中，作者李·馬歇爾以時間為基本敘事線索，重現鮑勃·迪倫早期民謠時代、搖滾明星時代、“搖滾已死”時代，以及“永不停止的巡演時期”不同的明星身份，拆穿迪倫音樂中應對時間性體驗的小把戲，帶我們認識那個喜歡戴迪倫面具、幽默、俏皮、反叛，游離于時間之外的不老男神。

1965年，鮑勃·迪倫成了這個星球上最酷的人。不僅僅是廣受歡迎（不過他確實很受歡迎：那年9月份時，他有48首歌被其他藝術家翻唱錄制，8首歌進入前40名榜單，其中有4首歌由他本人演唱），而且很酷。他穿著整潔，看上去毫不做作；他的頭發似乎越來越不加打理，但看上去也無可挑剔；在接見粉絲時，他氣定神閑，尤為冷靜，透露著冷幽默和智慧的鋒芒；他用心理戰來擊潰瑣碎的新聞事件。即使在室內，他也戴著太陽鏡，正如一個記者在1966年寫道的，即便當“他對攝影師大發福利，摘了墨鏡，但（他）看上去還是跟戴著墨鏡毫無差別”。1965年，迪倫總是比其他人超前兩步知曉將要發生的事情，儼然成了一個洞若觀火者。如果要比較披頭士、滾石樂隊和迪倫在1965年的電視采訪，其中的差別顯而易見：雖然在應對采訪時，披頭士和滾石樂隊似乎有玩弄文字游戲之嫌，但實質上，他們都是規規矩矩的男孩，努力想給聽眾留下一個良好印象。迪倫則把記者當作是浮游生物，當他第二次參加國家頻道節目時，他一直叫錯采訪者的名字，把Les Crane（萊斯·克蘭）叫作“Less”。這其中似乎透露出一種特殊氣息：超脫塵世，特立獨行。無怪乎每次見到迪倫，披頭士和滾石樂隊都心懷敬畏。

我個人認為，迪倫是第一個真正的搖滾明星。他在1965年極其銳利的時尚打扮，以及在1966年公開承認曾大量吸毒，都為塑造一個全新的社會角色提供了雛形。迪倫的新明星形象，部分植根于作為民謠歌星時形成的公共形象，而他在1965到1966年的明星形象，顯然與之前截然不同。因此，這又引得我們發出疑問，是什么讓他的形象具有了新的內涵？我們不能把迪倫的明星身份完全歸因于他的藝術作品或人格魅力。明星形象制約著一個明星的行為（比如，西克爾論述了當英格麗·褒曼有外遇時，她會成為一個丑聞話題，是因為這種行為與她的明星形象不相符）。它規定了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的內涵，規定了什么音樂能發行，什么音樂不能發行。1963年早期，迪倫與一個電子伴奏樂隊一起錄制了多首歌曲，計劃把專輯《放任自流的鮑勃·迪倫》上的一面曲目都留給“電子音樂”。可在最終決定發行的唱片上，幾乎全都是原聲作品的獨唱曲。盡管我們可以假設這是迪倫的個人決定，但這事實上是由多方共同構成的決策，不僅有來自他的經紀人阿爾伯特·格羅斯曼和唱片公司的影響，還有廣大受眾的預期所帶來的潛在影響，以及他特定明星形象的影響。身為民謠歌星，這一完全固定的形象約束著迪倫的行為。

不過，迪倫最終在1965年如愿以償，發行了一張帶有一整面電子音樂的專輯——《全數帶回家》。因而，我們需要查證背后的變化因素是什么。依我看來，最重要莫過于1963年11月4日，《新聞周刊》雜志上一篇文章的發表。文章一發出來，迪倫的宣傳團隊和唱片公司立馬去搜索，最終竟發現是極為負面的內容，指控迪倫是一個虛偽的人：

他嘴上說討厭民謠音樂的商業面，卻有兩個經紀人圍著他轉，為他的言論護駕，為他的合同謀取肥缺。他嘲笑新聞媒體對他的興趣，卻又想知道關于自己的故事有多長，是否配有照片。

這篇文章甚至散播謠言（即使在今天也實屬罕見），稱《答案在風中飄》這首歌并不是迪倫創作的，是他花錢買來的。然而，到目前為止，這個故事最重要的元素在于，它是對迪倫出身背景資料的首次公開披露：

他經歷了很多事情。曾焦慮不安，食不果腹，沒有可相依的戀人，扭曲的線條在他內心生長著。他的聽眾分擔著他的痛苦，也對他生出幾分嫉妒，因為他們成長于傳統的家庭和傳統的學校。諷刺的是，迪倫其實也是在傳統家庭中長大，去傳統學校上學。

文章公開了他的本名，指出他的父母將在紐約觀看他的下一次演出，甚至還采訪了他的弟弟。

這篇文章激怒了迪倫，標志著他與媒體開始結下終身的敵對關系。頗為諷刺的是，盡管迪倫對這一曝光十分惱火，但從長遠來看，它卻幫了迪倫，因為這篇文章推翻了迪倫明星形象的固定程式。倘若沒有這篇文章，迪倫就很難擺脫曾經那些反抗歌曲的影響，很難抹去“鮑勃·迪倫”明星形象的全部含義。如果“鮑勃·迪倫”只有一層含義，那么拿掉這層含義，勢必會削弱迪倫作為明星的重要性，實際上也就預示著他會退出公共領域，即退隱。 事實上，迪倫的確在1965年5月做出了退隱的決定，就在電影《不要回頭》記錄的英國巡演結束之后。這一決定自然是源于迪倫的明星形象——依然是英國一個極度放任自流的民謠歌手——與他對自己在音樂上向前發展的渴望之間的沖突。然而，通過曝光他的“真實身份”，《新聞周刊》的這篇文章為迪倫的明星身份創造了新的可能性。正如在第一章談到的，明星身份中私人/公共含義的分離，這種揭露賦予了迪倫的明星形象新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它似乎使迪倫“這一人物”顯得更為深邃和復雜，這也符合向上的流動性理念，表明人能憑意志力改變所處的環境。實際上，這篇文章讓迪倫得以更輕松地應對這場公眾身份的游戲，因為如今這場游戲的本質是公開，是“在聽眾完全知情的狀況下進行。他可以在公眾場合戴上面具，也可以公然展示這一面具”。突然之間，“鮑勃·迪倫”的概念變得格外復雜，令人捉摸不透，但也更為有趣了。

迪倫的這次形象“開放”，對他六十年代中期明星身份的迅速轉變尤為重要，但它同時也成了此后迪倫明星形象的支柱。至關重要的是，隨著迪倫明星地位的發展，“‘鮑勃·迪倫’不再代表強制性的角色，而是代表對強制性角色的反抗。”17因此，媒體對迪倫的形象塑造主要圍繞著無從定義，以及他對被定義的抵觸。比如，在馬爾科姆·瓊斯發表于1955年《新聞周刊》的文章中，他開頭便寫道，“關于鮑勃·迪倫，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沒有什么是確定的”，而在這篇文章發表后，喬恩·帕爾勒斯形容《被遺忘的時光》是“一張典型的迪倫專輯，只因為它打破了人們的預期”。

對抗約束是迪倫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如在《我真正想做的事》中，迪倫對他的情人唱道，他“不希望……將你簡化，將你分類……分析你，將你分類……或是定義你，或是限制你”，清楚暗示出他期望得到同等的對待。值得注意的是，迪倫命名的兩首歌，《我將會自由》和《我將會自由#10》，都是極其荒誕的歌曲，超出了常人理性預期的限制。1950年代后期，限制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如在《媽媽，沒事（我只是在流血）》中：

你突然全身驚悚地冒出一個疑問

但你知道無法找到合適的答案

為了讓你滿意，確保你不會放棄

讓它一直銘記于你心中，永遠不忘

它不屬于任何其他人而是

只屬于你。

與反抗限定相關的概念是轉型，是“繼續前進”。這在歌曲如《別再多想，這沒什么》和《再來一杯咖啡》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這更是貫穿迪倫職業生涯的一貫主題。在這一時期，迪倫最著名的歌曲——《像一塊滾石》——為他致力于轉型的努力提供了最佳例證。這首歌的主題是，只有當日常的舒適感與特權被剝奪了，你才會明白自己真正是誰。正如瑞克斯所言，盡管表面看來，這首歌帶有報復情緒，但在其深處，卻有一股渴望之情在暗暗涌動。18副歌部分不斷上揚的歌聲，暗示著一個歌手永遠無法完全與世隔絕，那種由做自己和徹底默默無聞帶來的自由，是歌手永遠都無法企及的。洗心革面的唯一途徑便是繼續前進，重新開始。故步自封意味著被定義、被限制。迪倫在應對這種情況時，總是選擇繼續前進。這是迪倫明星形象的主要特征，是迪倫永不停止的巡演的象征，具體內容會在第七章論述，而歌曲《心亂如麻》的結尾是對此的最佳總結：

當底層的人民最終爆發

我也變得離群索居

我唯一知道能做的

就是不斷地、不斷地

像鳥兒一樣飛翔

這種短暫性——不愿被束縛在某一個地方或位置——是搖滾文化的主要特點。搖滾誕生于主流之中，是在獨特的一代人的情感經歷中逐漸形成的，而這一代人依靠的，是一個消費者受管制的社會所提供的舒適與特權，但同時他們又被這種管制所束縛。在格羅斯伯格看來，搖滾文化是對管制型社會提供的可能性進行超越的嘗試，其手段是接納那些日常財富與特權之外的符號：

搖滾把日常生活之外、建構其他音樂和聲音的場所紛紛據為己有。這些聲音及其所標志的地點彰顯了搖滾文化中日常生活的真實性，但這些聲音卻是由喪失日常生活的人們發出的，他們生存在那個形成搖滾、日日重復的世俗社會的特權空間之外。然后，通過占據日常生活構成之外，乃至日常生活所缺失的真實形象與聲音，搖滾開始攻擊，或至少試圖去超越它自身所在的日常生活，以及它自身的可能性條件。

從這個角度出發，《像一塊滾石》——強調丟棄上等學校的虛飾，被迫“流浪街頭”來換取自由——會被認為是典型的搖滾歌曲，絕非巧合（在2004年《滾石》雜志的民調中，這首歌被評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歌曲）。為了破壞主流社會的日常生活，搖滾文化給其圈內成員設定了一種局外人的身份。然而，與民謠復興一樣，這種計劃注定會走向失敗，因為它沒有考慮身在其中的環境因素：“它理所當然地把日常生活的奢侈與特權當作可能性條件，去對抗日常生活的庸俗；它也未能闡明毀滅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條件。”

由于沒能建立一個真正的足以取代自身特權場所的政治替代品，搖滾文化只是通過對不穩定性、短暫性和不安全性的宣揚，來破壞它日常的生存節奏。“流動性優先于穩定性……空間優先于場所。”21因而，搖滾本身成了一種過渡文化，一種永恒的不穩定形式，它保全了戰后社會的舒適空間，但卻仍是一種不同的，居中的，通過放棄福利制度提供的控制權來獲取對個人生活的掌控的形式。這也就意味著，在搖滾的意識形態中，不論對個體還是對整個搖滾文化來說，堅持前進都是一個重要主題：

不同于其他音樂形式，搖滾的存在依賴于某種不穩定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服務于穩定性的某種流動性。搖滾必須不斷變化才能生存下去；它必須尋求新的形式、新的地點、新的聯合，來重現其真實性。為了持續地彰顯真實性，它必須不斷地從一個中心移至另一個中心，不斷地將已有的真實轉變為不真實。

那么，對搖滾來說是如此，對鮑勃·迪倫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