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氣候和環境議題占據了選戰的焦點。選舉前的民調顯示，氣候與環保議題已經超越了社會保障、安全與移民問題，成為了選民最關注的議題，這被認為是傳統中左、中右翼政黨流失選票而德國綠黨一路飆升成為最大贏家的原因。不過生態問題并不向來是左翼進步議程的一部分，從最近發生的新西蘭清真寺恐襲案兇手發表的宣言《大替換》，到兩年前“另類右翼”一詞的締造者、白人至上主義領軍人物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在夏洛維爾“聯合右翼”集會期間發布的法西斯主義綱領《成為另類右翼意味著什么》，我們都能從中找尋到生態議題的線索。事實上，生態學在二十世紀就有著一段與法西斯主義糾纏不清的歷史，它在法西斯主義“血與土”的邏輯下，成為了反移民的幫兇——普通民眾在生態話語的鼓勵下，開始相信無根的外來民族（猶太人）會破壞本土的自然環境和民族特質。而“生態法西斯主義”也并未隨著納粹的消亡而消亡，它持續回響在后來的很多運動之中。如《生態法西斯》一書的作者指出，如果一場社會運動只有“生態”取向卻沒有社會批判意識，那么它將是十分不穩定的。而一種解放性的生態政治需要對古典生態法西斯主義及其當代延續性有敏銳的意識。這個意識也一再提醒著活躍于今天世界各地的可持續農業運動——拒絕法西斯主義的滲透！

2019年3月15日的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Christchurch）清真寺槍擊事件震驚世界。襲擊者準備周密，對這場造成50人死亡的屠殺進行在線直播，在事前還發布了一份長篇“宣言”，號召以武力反抗針對白人的“人口替換”，并在其中自稱“生態法西斯主義者”。這個標簽令人困惑。當“法西斯”早已成為一個人人避之不及的政治羞辱用詞的時候，有人自稱“法西斯”究竟是什么意思？眾所周知，歷史上的法西斯瘋狂追求軍事化和工業化，能與生態有何干系？

但是了解法西斯歷史的人，從中生態修辭中能一眼看出當今白人至上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的深層精神聯系，同時牽帶出生態學一段充滿麻煩的歷史。

法西斯主義的歸來

事實上，這名來自澳大利亞的恐怖分子是一場全球性的法西斯主義復興運動的成員。對他們來說，法西斯不是一張丑陋的標簽，而是一種可取的思想。這場運動在美國被叫做“另類右翼”，在歐洲則有著與之對應的 “身份主義運動”（Identitarian Movement），克賴斯特徹奇的恐怖分子與之過從甚密。在媒體上，這些新的民粹運動也經常被稱作“極右翼”或“白人至上主義者”，但是，二戰后主導政治立場劃分的線性的“左”和“右”已經不能夠準確界定正在快速興起的民粹政治?？速囁固貜仄媸录械目植婪肿釉凇靶浴敝新暦Q自己既是“左派”，又是“右派”，但同時又說這取決于左右的定義。

但是，他卻明確稱自己是“法西斯主義者”。 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20世紀上半葉興起時的含義包括恢復某一種族或民族的尊嚴和優先性，反抗外來種族和思想破壞主體種族與其故土的天然聯系，宣揚對祖國的崇拜，將社會軍事化，歌頌斗爭、英雄主義、領袖和男性氣質。但是在二戰后，它的固有含義漸漸剝落，“法西斯”經常被等同于“極端主義”和“暴政”，成為一個政治譴責和攻擊的標簽，參與議會選舉政治的政黨都不愿被打上這個標簽，而新納粹團體則都處于社會邊緣。但是在2016年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法西斯主義者開始蠢蠢欲動，想讓這場運動重新混上歷史的臺面。

2017年8月11和12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舉行的“聯合右翼”集會，是對這種沖動的隆重宣示。這起事件更多地以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駕駛轎車沖入反對派游行隊伍，造成一人死亡20多人受傷，以及事后特朗普以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向白人至上主義陣營表示默許而被人們記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集會多么明目張膽地宣揚法西斯主義信條。

在8月11日晚的弗吉尼亞大學的“火炬游行”上，數百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揮舞著火炬列隊進行，齊聲高呼三句口號“你們不會替換我們”、“猶太人不會替換我們”、“血與土”。前兩句，來自當前全球新法西斯主義者普遍信奉的陰謀論學說，認為白人人口將（在猶太人的策劃下）被生育率過高的移民“大替換”?！按筇鎿Q”論起源于法國右翼知識分子、身份主義運動的理論家之一Renaud Camus出版于2012年的同名書，也被新西蘭恐怖分子用來命名他的“宣言”。而“血與土”是納粹黨的著名口號，指一個種族與一塊領土有著天然的、受自然規律支配的排他性聯系。

這些集會者揮舞萬字旗、行納粹禮，有的還身著形似納粹的制服，面對媒體或在他們自己撰寫的“宣言”中，都毫不忌諱地自稱法西斯主義者或納粹。對他們來說，“法西斯”被污名化了，它是一場需要被重振的運動。

那么，法西斯主義者為什么要談生態？簡單地說，因為法西斯主義者強調種族與土地的天然聯系，談生態有助于強化這種聯系，為消滅“入侵者”、淘汰不適者找到理由。

新西蘭恐怖分子并不是這一輪法西斯運動中唯一談論生態的?！傲眍愑乙怼保╝lt-right）一詞的創造者Richard Spencer在2017年8月11日夏洛茨維爾集會首日發布的宣言《成為另類右翼意味著什么》是一份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綱領，強調白人的諸“歐洲民族”的整體性和優先性，敵視猶太人，強調人類社會受生物規律的支配、女性對民族負有生育責任，反對全球化以及“生意人和全球商人”的利益凌駕于工人和自然之上。在其20條綱領中，有一條題為“自然世界”，它寫道：“我們是自然秩序中特殊的一部分，既在其中又在其上。我們既有能力成為自然的守護者，也可以成為它的毀滅者。放下像氣候變化和資源枯竭這些爭議性議題不談，歐洲國家應當投資于國家公園、荒野保護區、野生動物棲息地，以及生產性和可持續性的農場和牧場。自然世界，以及我們對它的經驗，本身就是目的?！薄绻恢缹懽髡叩谋尘昂瓦@背后的政治議程，這可以說是一段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相當中肯的反思，而且它并不否認氣候變化，而是試圖爭取對它持不同看法的人對環境保護達成共識。

而在新西蘭恐怖分子的宣言中，有一節是“綠色民族主義是僅有的真正的民族主義”。他在其中責備民族主義陣營長期聽任左翼竊取環保議題，把環境破壞的終極原因歸咎于不受控制的移民。他甚至不像Spencer那樣擱置氣候議題，而是承認是人為因素導致了氣候變化，只不過這個“人為因素”是人口過多。但他認為白人沒有過度生育，過度生育的是那些被他稱作“入侵者”的非白人移民，因此為了拯救環境，殺死后者是正當的（哪怕事實上他們的碳足跡和資源消耗遠低于富國中的白人）。他同時斥責“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s）“什么都沒能保守（conserve）住”，他們丟掉的不止是國族、種族、宗教、文化，還有環境——“自然環境被工業化、碎片化和商品化了”，這名兇手寫道。

但是，這兩名極端主義者的思想都不具有什么原創性，而只不過是重拾了一場已經存在兩百年的、推動了法西斯主義崛起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生態學之間的聯姻。

生態法西斯往事

由美國歷史學者Peter Staudenmaier和作家Janet Biehl合著的《生態法西斯：來自德國經驗的教訓》（Ecofascism : Lessons from the German Experience）出版于1995年，書中系統梳理了德國生態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它與納粹運動的結合，及其二戰之后的“現代化”過程，從19世紀上半葉一直寫到20世紀90年代。

書中將“血與土”這一神秘主義學說的起源追溯到兩名19世紀學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和他的學生威廉·海因里希·里爾（Wilhelm Heinrich Riehl，1823~1897）。

阿恩特是日耳曼民族主義和德意志統一運動中重要的活動家，曾參與反對拿破侖統治的斗爭。早在他1815年的文章《論對森林的照料和保育》（On the Care and Conservation of Forests）中，他就批評工業革命對森林和土壤的破壞，認為自然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草木、石頭、蟲子、人類，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分先后。而他的學生里爾在1853年發表的文章《田野和森林》中甚至提到了“荒野的權利”，令人不禁想起2008年厄瓜多爾左翼科雷亞政府將“自然的權利”（rights of nature）寫入憲法。

但是，他們這些具有前瞻性的生態觀卻總是與排外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他們要守護的自然，是“德國的”自然，要守護的土地，是“德國的”土地。與此同時，阿恩特反對混種生育、宣揚日耳曼人的種族純潔，同時鄙夷法國人、斯拉夫人和猶太人。而里爾則在《田野和森林》中寫道：“我們必須保護森林，[……]這樣德國才會一直是德國的”。

里爾被人稱作“鄉村浪漫主義和反都市主義的奠基者”。他不僅批判工業化造成的環境破壞，而且把批判矛頭直接指向工業化、都市化乃至現代性本身。他的這種思想傾向，后來成為19世紀下半葉德國強有力的“民族性運動”（v?lkisch movement）的核心要素，這場運動讓生態神秘主義和種族主義更加牢固地結合在一起。“民族性運動”號召德國人“回到土地”，尋找某種人與土地源自太古的聯系，它將時代的種種問題歸罪于理性主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都市文明。而無根漂泊的猶太人，是這場叫做“都市工業文明”的陰謀的幕后主使。

《生態法西斯：來自德國經驗的教訓》一書認為，生態學（ecology）的命名者和開創者、動物學家歐內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也貢獻于納粹意識形態的形成。他的“一元論”（monism）認為，人類和動物之間沒有形而上學的差別，而是受制于同樣的規律，因此人類并不凌駕于自然界。他也是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在德語世界的重要傳播者，但是他認為，進化法則同樣適用于人類文明，優勢種族有權主宰其他種族，他支持優生學、北歐種族優越論，反對人種混合。（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海克爾事實上對猶太人抱有積極看法，而他的思想后來也被納粹黨拋棄）。?？藸柤捌溟T徒Willibald Hentschel、Wilhelm B?lsche和Bruno Wille等，被認為強有力地塑造了此后德國的環境思想，這種思想把對自然保護的強烈關切與民族主義緊緊結合在一起。

時間來到20世紀的最初30年，當時興起的德國青年運動“游鳥”（Wanderv?gel）將以上思想付諸實踐。它的名字來自于其成員經常結隊在山野中長途跋涉，宣揚通過“回到自然”來獲得個人自由，建立個人責任意識和紀律性。其思想混合了新浪漫主義、東方哲學和自然神秘主義，向往牢固的社群紐帶和未被異化的社會關系，它敵視理性主義，認為是工具理性破壞了自然，造成了人的疏離。大部分“游鳥”成員后來被納粹黨吸收，把這些思想帶入了納粹黨。

1933年納粹黨上臺，其中多名高級領導人具有這種試圖重建人與自然聯系的傾向。希特勒的確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但他不僅素食，而且熱愛動物，反對活體解剖，采用順勢療法，甚至還談論以水電和沼氣替代煤炭，宣稱“水力、風力和潮汐力是能源的未來之路?！毕Ｌ乩赵凇段业膴^斗》中呼應?？藸柡鸵辉撜叩恼撜{，認為人無法逃脫自然的鐵律，他寫道：“他們（試圖擺脫自然鐵律的人）反對自然的行動必然導致他們自己的垮臺?！背讼Ｌ乩?，《生態法西斯》一書指出，納粹領導層中具有多神信仰（paganism）的成員——包括黨衛軍首領海因里?！はＤ啡R（Heinrich Himmler）、第三帝國東部占領區政府局長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和食品和農業部長理查德·沃爾特·達里（Richard Walther Darré）——也具有同樣的傾向。無論是在第三帝國時期還是在當代，神秘主義信仰與法西斯主義生態觀之間的聯系不斷出現，這使得西方社會中將自然神秘化的生態觀常被投以懷疑的眼光。這是后文將會談到的話題。

《生態法西斯》一書還引用歷史學家Klaus Bergmann的研究寫道：納粹黨的主要意識形態理論家們都或多或少地都傾向于鄉村浪漫主義，敵視都市文化，認同一定程度的“再鄉村化”的必要性。這種鄉村浪漫主義伴隨著對呵護自然環境的注重。希姆萊在1942年關于將波蘭被占領土建設成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 （Lebensraum）的文章中寫道：“我們種族的農民自古以來精心呵護并提升土壤、植物和動物的自然力量，并平衡整個自然界?！彼J為，如果要讓新占的“生存空間”變成日耳曼人的理想家園，那么尊重自然的規劃是必須的，只有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才是最強種的。

而以達里為首的一批技術官僚，則熱切地將生態意識形態落實為環境保護實踐，他們被稱作納粹中的“綠翼”。

達里在1930年的一場演講中說出一句“血與土的統一必須恢復”，正是這句話“血與土”變得著名，并在后來成為納粹官方意識形態。達里還致力于將環保原則注入第三帝國的農業農業政策。他借鑒了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和“生物動力農耕”（bio-dynamic farming）思想，創立了一套名為“生命規律農耕”（lebensgesetzliche Landbauweise）的有機農業方法。

他們還關心風景的民族性。裝備和軍火部長弗里茲·托特（Fritz Todt）在負責建設德國的高速公路系統時，曾要求這些公路能夠“成為對周邊風景之表現，和對德國本質的表現?！?/p>

納粹綠翼的最大后臺是納粹三號人物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在他的支持下，納粹綠翼得以從1933年起推行了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生態立法，內容從森林復植到動物保護。1935年的《帝國自然保護法》要求各級政府在開展對鄉野造成重大影響的工程前必須咨詢自然保護局，并限制對尚存荒野的商業開發。這些都被認為躋身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環保法規之列。30年代中期，托特及其副手曾試圖推行一部包羅萬象的《帝國地球母親保護法》，但最終由于經濟部長以擔心影響礦業為由反對而未能落地。

與此同步的是環保工作者中遍布政治積極分子?！渡鷳B法西斯》一書引用的一項對魏瑪時期自然保護組織的調研顯示：到1939年，這些組織中已有60%的成員加入了納粹黨，而同時期，成年男性教師和律師加入納粹黨的比例僅為25%。

但是，并非所有的納粹黨高層都熱衷生態問題。宣傳部長戈培爾、希特勒秘書鮑曼和黨衛軍副總指揮海德里希就認為綠翼是一群不可靠的夢想家，或者干脆就是安全隱患。而最終，也正是由于綠翼的政治后臺魯道夫·赫斯在1941年獨自飛往英國談和，使這一派系走向瓦解。但是惡果已經結成，生態話語讓原本溫和的民眾也變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無根的外來民族被視為本土自然環境和民族特質的破壞者，這讓大屠殺也具有了合理性。這一邏輯在新西蘭清真寺的槍聲中得到了恐怖的回響。

但是如今在西方和拉美國家，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地認為環保是左翼的議題，而“右翼”、“保守派”則通常不惜一切代價捍衛自己污染的權利，把環保描繪為旨在阻礙經濟發展、妨礙個人自由、乃至是推行集權統治的“社會主義陰謀”，有時甚至給環保主義者貼上“法西斯分子”的標簽。但是，放到更大的歷史尺度下來看，情況就不是這么兩分。《生態法西斯》一書引用史學家的觀點指出，對自然破壞的關切事實上來自各種意識形態背景，“生態學”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何種政治立場，而取決于對生態問題成因的解讀。左翼——從福利自由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再到部分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環境問題，通常致力于分析造成破壞的社會關系，把矛頭指向不受約束的工業資本（無論是私有還是國有）。而民族主義極右翼則認為自然破壞是因為自然秩序受到干擾，因此要保護環境就要肅清這些干擾因素——外來人口。

美國生態哲學家Michael E. Zimmerman在他的《生態法西斯主義：一種持久的誘惑》一文中還區分了當今美國語境下的 “右翼”和“極右翼”?！皹O右翼”是前文已經討論的類型，它藐視個人自由，而“右翼”（也叫“保守主義”）的實質是新古典自由主義（neo-classical liberalism），他們崇尚個人自由、小政府，將環境保護和環境監管視為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這些崇尚自由市場、資本友好的右翼對自然的無視態度恰恰是歷史中的異類。在這個意義上，新西蘭恐怖分子在他的“宣言”中指責保守主義者沒能“保守”住自然，確實擊中軟肋。

可見右翼和極右翼之間的光譜并不連續，而是有著構造的不同。但是，兩者在反對移民這一點上卻經常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是后文會涉及的話題。

《生態法西斯》一書的作者特別指出，二戰后德國的環境運動曾否認生態問題的政治性，綠黨成員曾驕傲地聲稱自己“既不左翼也不右翼，而是在前峰”，這造成綠黨被法西斯成分滲透（另據報道，美國和加拿大綠黨也都曾經驅逐內部的極右翼成分）。作者指出，如果一場社會運動只有“生態”取向卻沒有社會批判意識，那么它將是十分不穩定的。而一種解放性的生態政治需要對古典生態法西斯主義及其當代延續性有敏銳的意識。書的下部就追蹤了生態法西斯在二戰后的遺族。

比如“國民革命者”（National Revolutionaries）運動聲稱試圖彌合左右分野，走出一條基于民族主義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the specific national way）的道路，相信這是德國對人類負有的使命。不能忘記，納粹主義的全稱正是“national socialism”。

其中一個叫“團結主義者”（Solidaristen）的派系追隨20世紀20年代納粹黨早期成員施特拉瑟（Strasser）兄弟的路線，強調“國家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反對資本主義，甚至將后來被驅逐出黨并流亡國外的弟弟奧托·施特拉瑟視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托洛茨基”。同樣挑戰人們對意識形態界線的認知的，是它還支持一系列民族解放運動——愛爾蘭、巴斯克、烏克蘭、阿富汗乃至尼加拉瓜馬克思主義政黨桑蒂諾民族解放陣線?！皣窀锩摺闭J為，二戰后的德國是被帝國主義占領，試圖解放它，并實現與奧地利的統一。

其主要的意識形態領袖激烈反對基督教，認為它們是“（經濟）增長的宗教”，被對生產力的崇尚所綁架。而為了培養出一種國族認同，就需要創造一種結合了日耳曼新多神論（neo-pagen）信仰、凱爾特和印度宗教與“v?lkisch”民族主義理念，以儀式、舞蹈和禁忌、冥想和狂喜為基礎的新宗教。從而重新建立人與自然的聯系，克服異化，重新發現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革命者”運動不只是利用生態修辭構建民族主義，他們也確實參與了環保運動。比如，他們在70年代投身反核能運動；70年代末部分成員加入了新生的綠黨，甚至擔任了職務，直到在1980年被認為過分危險而遭到驅逐。

又比如成立于1979年、1995年被憲法法院裁定為非法的自由德國工人黨（Freiheitli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它支持“國家社會主義”，贊美德國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取得的成就，要求將就業機會留給德國人、遣返外國人、不給外國人特許經營權，反對社會融合。他們還試圖重建納粹黨并團結各路法西斯主義者。作為希特勒而非施特拉瑟兄弟的信徒，他們不尋求與左翼的和解，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基督教一起視作“撕裂人類與我們的地球的自然周期的聯系”的罪魁禍首。他們反對墮胎、支持動物福利，認為“技術環保主義”不能應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災難，而是需要發動一場“生態革命”和“意識革命”，將人類重新整合到“地球生命結構”中去。

還有創立于1983年的“共和黨人”（Die Republikaner），自稱為“德國愛國者的社群”，否認與納粹的聯系，但是其政綱卻帶有“血與土”的印記。他們反對移民、主張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要求保護德國種族健康，反對德國婦女墮胎——但是，他們卻認為第三世界限制生育是必須的，以防“人口爆炸”危害環境。

《生態法西斯》一書的記錄止于上世紀90年代上半葉。到2012年，媒體報道了由前納粹黨員創立于1964年的國家民主黨（NPD）開始出版一本有機農業雜志來宣傳極右翼思想。報道同時揭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國家民主黨的支持下，持極右翼政見的人口陸續遷往德國東北風景如畫但人口凋零的前東德農業地區梅克倫堡（Mecklenburg）定居耕作，試圖恢復納粹時期的“血與土”農業浪漫主義運動“農人聯盟”（Artamanen-Gesellschaft）。他們提倡有機農法、呵護土壤、反對工業化的動物養殖、轉基因種子和化學殺蟲劑，其不僅出于保護環境，也出于反對資本控制農業、為農民和農產品消費者爭取權利的主張與左翼環保運動一致。

這些“殊途同歸”，讓關于生態法西斯的討論變得更加麻煩。一種環境和農業主張既可以是“綠色”，也可以是“褐色”（納粹沖鋒隊制服的顏色），若不加分辨容易誤入歧途。

不應有的誤解

讀到這里，可能已經有人欣喜不已，以為找到了唾棄有機農業的新證據，迫不及待要給它打上一張法西斯的標簽，讓它永遠失去挑戰他們崇拜的“農業現代化”的資格。

但事實會讓他們失望。有機農業作為一場社會運動，一方面出于樸素的對農業現代化的環境破壞的憂慮，另一方面則有一個鮮明的反壟斷立場，與法西斯主義并無必然聯系。所謂“有機”是農業與自然、農業經濟與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系?，F代有機農業運動的早期鼓吹者之一阿爾伯特·霍華德（Albert Howard）發現，一戰后源自炸藥過剩產能的氮肥泛濫，嚴重破壞農田土壤，因此提倡以有機質堆肥還田取代氮肥，以保存地力。他在1940年的著作《農業證詞》（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中，將土壤稱作一個國家真實而永恒的資本，既創造生產力，也需要經營維護。在美國，有機農業運動和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結合在一起，它反對現代農業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生產化肥、長距離運輸等），進而反對掌握化石能源的“軍隊-企業復合體”。在第三世界，巴西的生態農業（agroecology）運動旨在回應該國外向型種植園經濟對農民的剝奪。世界各地的有機農業運動（不同的地方標準不同，名稱也不同，但基本觀念一致，這里只是泛稱，也可以叫做“生態農業運動”、“可持續農業運動”）還都強調維護農作物的遺傳多樣性，反對整齊劃一的商業化種子抹殺由千百年的選育種換來本土品種抗逆性及其品種的豐富性。

有機農業運動根本的訴求是生態環境保護和食物經濟的民主化，被商業劫持而異化的偽有機，則另當別論。作家邁克爾·波倫在《雜食者的兩難》中曾對這些被他稱作“大有機”的有名無實者進行過批判。

源自魯道夫·斯坦納人智學思想的生物動力農耕（biodynamic agriculture）是最早的有機農業運動之一，前文提到它曾啟發過納粹農業部長達里。如今，生物動力農耕在德國有機農業界依然占有極高比重，它在強調呵護土壤肥力、善待牲畜、遵守耕作時令的同時包括一些玄奧成分，是一套不科學但能有效規范生態實踐的知識體系。斯坦納人智學中的種族主義思想一直為人詬病。2002年，生物動力學農耕的認證機構德米特國際在其章程中禁止了參加種族主義組織或與之合作者的加入。當今的德米特成員，絕大多數都區別對待斯坦納的種族主義思想和生物動力農耕積極的生態觀，其中包括筆者曾經訪問的左翼無政府主義青年農業公社成員。

新的可持續農業運動也有意識地拒絕法西斯主義的滲透。德國在2011年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工業化農業的運動，名為“我們受夠了！”（Wir haben es satt!），它集結了從左翼環保團體，到普通家庭農場主，到基督教會的各路社會力量反對工業化農業污染環境、損害農民和消費者利益、虐待動物，每年1月在柏林舉行大規模游行，與推廣工業化農業的柏林國際綠色周唱對臺戲。被問及生態法西斯的問題，其成員告訴我這的確是個問題，所以每年的論壇上都討論“綠中之褐”的話題，他同時給我看示威海報上的一行小字：“我們不歡迎納粹和種族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