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個很中國的名字：費立鵬。他的面孔很好認：典型的西方人臉，頭發花白，個子高高的，有些瘦，嚴肅的時候略微有些憂郁，笑起來又有點可愛。

來自加拿大的費立鵬是個精神科教授，現在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自殺與危機干預研究室主任。

╱ 中國的“洋”醫生 ╱

費立鵬來自加拿大——和白求恩是“老鄉”。1976年上半年，從未踏足過中國的費立鵬，在同學的強烈建議下，跟著學校里的代表團第一次來中國，待了三個星期。

下半年，費立鵬第二次來中國，這次，他是以留學生的身份，在中國學習兩年，第一年學習語言，第二年學習醫科。

回憶起第一次中國行，費立鵬說，那時候的中國，雖然經濟很落后，但是公共衛生卻很受重視。這引起了他的興趣，因為在這個領域，早期打下的基礎，對以后整個國家的健康水平都很有好處。

一開始，費立鵬更多的是希望學習一下中國的經驗，以后可以應用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在中國讀了兩年書之后，費立鵬非常喜歡中國，覺得可以為這個國家做一些貢獻，也想為這個國家做一些貢獻。

很快，費立鵬結束了留學生活，回到加拿大，后來他跟我們說，自己當時已經決定好，可以在加拿大學一些其他的東西，有用的話肯定會回來。

1985年，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取得流行病學和人類學兩個碩士學位的費立鵬，再一次來到中國，這算是他和中國的緣分的全新開始——此后，他便一直在中國工作和生活。

╱ 和“自殺”有關的故事 ╱

費立鵬現在在上海交大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自殺。其實這是費立鵬一直以來的興趣：他從讀書的時候開始，就在急診室工作。

那時候他工作的急診室就經常有自殺的，因為是學生，好像天然帶有一些親和力，急診室的醫生就經常安排他去跟這些人多溝通，安慰一下他們。

費立鵬看在眼里，就希望可以研究一下他們的心理，到底為什么自殺，自殺可以提前預防嗎？他覺得，社會應該給這群人以幫助，至少給他們的負面情緒一個出口，不能讓他們真的到親手結束自己生命的程度。

到中國工作之后，他把自己的研究帶到了中國，開始研究中國的自殺問題，在異國他鄉繼續進行自殺干預。

一開始，其實不被理解，那個時候人們的思想偏保守，甚至精神科醫生都是被排斥的。不僅大眾排斥，連醫學院的學生畢業之后都不愿意到精神科工作——好像精神疾病也會傳染一樣。

費立鵬說，中國的自殺數據，和西方國家還是不太一樣。發達國家的自殺率一般是城市高于鄉村、男性高于女性，可在中國一度恰恰相反。而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自殺率正在大幅度降低。

╱ 和中國一起往前走 ╱

回憶起剛到中國的時候，費立鵬說，自己那時候對中國的印象是，雖然很窮，可是氣氛很好，時時刻刻能讓人感覺到在往前走。

一個年輕人，想在異國他鄉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為這個國家的改變和發展，做出一些貢獻——這是費立鵬留在中國，而且一呆就是四十多年的初衷。

因為是個外國人，一開始在中國也會遇到一些問題和麻煩。比如剛開始來的時候，費立鵬是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工作的，可是很多時候有些事情需要解決，訪問學者的身份很不方便。

在一個地方努力了這么多年，總不能因為一點點小麻煩就放棄。后來，他在大學里有了一個正式的教職身份，很多事情也方便了許多。

這么多年，費立鵬在自殺干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其實他自己也不敢說自己做的這些事情，對自殺率的下降有多大的貢獻。畢竟，他自己也說，經濟的發展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才是根本性的，可自殺率的大幅下降，確實是有目共睹的。

近些年，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媒體曾多次報道費立鵬的事跡，上海的地方媒體“東方網”更是將他作為“改革開放40年40人”進行特別報道。

同樣是加拿大人，同樣是為中國做出很大貢獻的醫生，有人稱費立鵬為當代的“白求恩”。提到這個稱呼，費立鵬說，白求恩是外科大夫，而自己是精神科大夫，兩個人是不一樣的。

他從很年輕的時候就來到中國，一待就是幾十年，所有的青春、奮斗，都奉獻給了異國他鄉的人們。也許經濟待遇并不高，甚至剛來的時候，語言都不太通，可他來了，他一直在努力。

有很多事情，其實是沒有國界的，比如醫療、比如藝術、比如愛、比如敬意。

設計：葉澤時 撰文：夢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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