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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那點事|后“通俄”時代:統一的共和黨,分裂的華盛頓
穆勒報告公布已有月余,在民主黨期待的完整版報告公布之前,靴子難言完全落地,但確已對兩黨以及特朗普本人產生了塑造效應,這一效應必將影響2020兩黨競逐的格局。
“沒有與俄共謀、干預司法難做定斷”的結論,對于特朗普和共和黨已經足夠,穆勒報告對特朗普的“洗白”效應,充分夯實了其在共和黨內的地位,讓其“總統權”趨于穩固。

從白宮到黨內,特朗普“共主”地位漸固
2017年以來,特朗普核心團隊的更迭,往往伴隨著離任者對總統的否定甚至是攻擊,幕僚的“不贊同”突出反映在去年9月白宮“深喉”投書《紐約時報》揭露白宮混亂。
如今卻是另一番景象,穆勒報告發布以來,特朗普的內閣團隊與白宮幕僚,日益堅定地站在了總統一邊。
4月30日,負責監督穆勒調查、不被特朗普信任的司法部副部長羅恩斯坦(Rod Rosenstein)向白宮正式請辭,其接替者將是現任交通部副部長羅森(Jeffrey Rosen)。值得注意的是,羅森是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在律所工作期間的同僚,二人再度聯手,或讓特朗普期待的“司法部長應該保護總統”的心愿達成。
其他核心崗位方面:反對約束總統并在政府停擺及緊急狀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代理白宮幕僚長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的話語權逐步擴大;出于明年連任需要,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諾(Mitch McConnell)與特朗普漸行漸近,將自身使命歸結為“幫助總統在參議院通過人事提名”;與麥康諾關系緊密的現任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已被提名為駐聯合國代表;力挺特朗普“緊急狀態”并從國防預算中撥款修建邊境墻的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Patrick Shanahan)將于近日轉正。
由此,除因移民問題而備受關注的國土安全部長一職尚待定奪外,去年以來因前司法部長塞申斯、前駐聯合國代表黑莉、前白宮幕僚長凱利以及前國防部長馬蒂斯離任造成的“人事真空”已被盡數填補。白宮人氣回升的一大原因,在于穆勒報告澄清“通俄門”后,內閣部長能夠“放下包袱”,而此一澄清對于特朗普連任產生的正向激勵,則促使高級官僚預判“前途可期”而選擇“盡早上車”。
5月初以來,內閣成員與白宮幕僚同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之間接連上演多場“捍衛總統、怒懟國會”的大戲。眾議院情報、司法等多個委員會先后給數位內閣部長和白宮顧問發出傳票,但從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司法部長巴爾到穆勒報告的“關鍵先生”白宮律師麥克加恩(Don McGahn),無不選擇消極回應;眾議院進而以投票裁定此類行為“藐視國會”,但上述人員仍對此不以為意。
與國會聽證訴求落空相伴隨的,是內閣、幕僚對特朗普的忠誠度的提升,此一忠誠的基礎和憑據,恐怕還在于穆勒報告——如果程序嚴格、為各方所接受的獨立檢察官的司法調查都不足以為特朗普“定罪”,那么選擇站在特朗普一邊顯然更為保險和劃算。
從共和黨黨內來看,特朗普一貫的反建制特征,尤其是兩年來“通俄”迷思的纏繞,一度讓部分共和黨人認為其“可以挑戰”。在民意方面,今年3月,總統大選初選首站愛荷華州的民調顯示,盡管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群體內部支持率超過八成,但同時仍有四成的共和黨選民樂見特朗普面臨來自共和黨內部的挑戰;在共和黨精英層,俄亥俄州前州長凱西克(John Kasich)、馬里蘭州現任州長霍根(Larry Hogan)、馬薩諸塞州前州長韋爾德(Bill Weld)等特朗普的堅定批評者,都被視作特朗普可能的黨內初選對手。
今年3月28日,在巴爾向國會提交了4頁的穆勒報告總結后,《新聞周刊》(Newsweek)便宣布:穆勒摧毀了共和黨內反特朗普派?!缎侣勚芸贩Q,馬里蘭州州長霍根承認,“穆勒調查的結果對于自己是否參選將起到決定作用”,這表明共和黨內的反特朗普派深知唯有借力穆勒調查尚可一戰;而隨著4月中旬穆勒報告出爐,參議院共和黨團紛紛為特朗普背書,且特朗普民意支持率高企,此時再出來挑戰特朗普,既違了黨意,也缺乏民眾支持,實不明智。目前,除了一早宣布參選的韋爾德之外,穆勒報告公布后,共和黨再無一人“求戰”,這幾乎奠定了2020大選特朗普“一枝獨秀”的局面。
民主黨的算盤:穆勒報告可利用但不可被其綁架
與共和黨對于穆勒報告全面且積極的解讀不同,在民主黨方面,不同政治力量對于穆勒報告,呈現出不一致的取向和偏好。
在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以穆勒報告為基礎對特朗普的“窮追猛打”,已成為“政治正確”。但隨著相關調查的推展,眾議院要求證人配合作證的“傳票失效”不僅讓國會顏面受損,也讓民主黨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繼續調查,無人可問;退回原點,難以復命。接下來,國會面臨的“執行難”問題,可能還必須從兩黨博弈這一政治過程中尋求解決,目前看,以撥款和跨黨派議題合作為籌碼,是民主黨將共和黨重新拉回聽證會較為可行的手段。
與國會相區別的是,盡管有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早先在參議院對司法部長巴爾的詰問,但從總體上看,民主黨2020參選人對穆勒報告這一議題的挖潛和操作相當有限。民主黨2020參選人的算盤非常清楚:深究穆勒報告吃力且并不討好,因為它遠非“餐桌議題”,不會帶來選票,將穆勒報告留在眾議院供人批判,才是唯一明智的選擇。
穆勒報告發布次日,前副總統、資深民主黨人拜登宣布競逐2020黨內提名。拜登參選或許與穆勒報告的發布并無因果聯系——從政40余年且有副總統歷練的拜登本不需要根據特朗普是否有罪作為決定自己參選的根據;然而,作為民調持續領先者的拜登,其對于穆勒報告的態度則關系重大,截至目前,拜登唯一明確的表態是在4月底接受ABC新聞采訪時的一段話,“如果總統阻止國會的后續調查,那么除了彈劾之外別無他途”。
應該說,拜登的這一表態非常“建制派”,也符合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佩洛西(Nancy Pelosi)的胃口——5月中旬,在眾議院傳票屢屢“失效”之后,佩洛西講了幾乎和拜登一模一樣的話。
可以設想,作為民主黨內的“老大哥”、民主黨2020參選人的領跑者,很難期待拜登在后期以穆勒報告為武器對特朗普發難,這既是民主黨建制派的利益所在——使用穆勒報告但并不為穆勒報告所綁架、跟進調查以對特朗普形成制約但并不以彈劾為最終目的——也深深根植于拜登的性格特征與職業習慣:35年的參議員經歷,讓跨黨派合作成為拜登政治基因中的一部分。在如今民主黨群雄并起且日益極化的背景下,拜登不管是出于習慣還是選舉考量,一定會將“跨黨派”作為自己在華盛頓的核心競爭力,而這必然會約束其對于穆勒報告的使用。
穆勒報告后,跨黨派合作的愿望與現實
實際上,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有走出穆勒報告的沖動;但吊詭之處在于,在經歷了“穆勒調查”洗禮過后的華盛頓,“務實”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陷入爭執與停擺。
特朗普曾抱怨,穆勒調查讓自己手腳被束縛,兩年的執政時光被“偷走”。穆勒報告發布正值國會休會,待到4月29日國會開門,特朗普便通過社交網絡表示,希望和民主黨一起救災、加強基建并降低醫保費用。
作為后穆勒時代兩黨合作的第一步,4月30日,特朗普與民主黨兩院領袖佩洛西、舒默(Chuck Schumer)舉行閉門會談,初步達成兩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意向。當然,“萬億計劃”何時落地、如何落地尚不明確,但此舉表明共和、民主兩黨都需要通過擺出“回歸實務”的姿態來為本黨2020布局,同時也可借此對黨內激進甚至帶有破壞性的反對力量構成約束。
相較于宏大縹緲的基建計劃,在國會休會之前擱淺的“救災法案”也得到特朗普的關心。政治新聞網(POLITICO)5月2日報道,“救災法案”發起人、佐治亞州共和黨籍參議員柏杜(David Perude)“清晨接到總統電話,總統同意增加3億美元援助波多黎各以滿足民主黨人的核心關切”。
然而,這兩項代表著黨派合作精神的方案又都再度擱淺。5月4日,《華盛頓郵報》報道稱,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諾、德州資深共和黨人康寧(John Cornyn)以及參議院共和黨黨鞭圖恩(John Thune)等圍繞“資金來源”、“偏離共和黨基建重點”、“未有共和黨黨團參與協商”等方面,對萬億美元基建動議提出質疑;5月10日,眾議院通過了自身版本的救災法案,將參議院共和黨人版本的救災法案予以擱置,此舉遭到特朗普批評,兩院一致認可的“救災法案”仍遙遙無期。與此同時,密蘇里河流域多個州農田中被泡著的大豆,其價格早已跌破了成本,農民損失慘重。
或許,是特朗普對于“失去兩年”的悵悔,讓其在穆勒報告公布后,產生了“時不我待”的沖動,以至于在某一瞬間,他甚至認為沒有什么不是一個清晨的電話所不能搞定的,跨黨派合作應當成為華盛頓政治的常態。而現實卻是,448頁的穆勒報告雖只有一個版本,但各方解讀過后,有人奮發向前、有人黯然隱退、有人持續追問、有人閃爍其詞;特別是,當一部分民主黨人仍試圖從字里行間找出彈劾依據的同時,被美妙的4月經濟數據烘托著的特朗普,已經成為了共和黨2020唯一夠格的候選人。
一切正如白宮幕僚長馬爾瓦尼解釋特朗普支持率攀升原因時所言:“選民投票時,想的是這個人合不合我的利益,而不是我喜不喜歡這個人”——對于穆勒報告,華盛頓的精英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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