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北京師范大學張斌賢教授、清華大學石中英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王穎副教授、河南師范大學涂詩萬副教授等共同做客北大博雅講壇，圍繞一百年前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來華講學的經歷，為我們講述了杜威思想對于中國教育發展的意義。以下講座內容摘編自現場錄音整理稿，經主辦方以及張斌賢老師、石中英老師、王穎老師和涂詩萬老師本人校核并授權發布。

張斌賢教授認為，在訪問過中國的諸多外國學者中，杜威是對中國教育影響最大的。雖然杜威在中國影響最大，但是他在中國的命運起伏也是最大的。在民國的時候，杜威被當作偶像來崇拜，但后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杜威被成為詛咒的對象。現在對于杜威有兩種趨勢：一種是我們逐漸地擺脫了過去的神圣化和妖魔化，把他作為一種研究的對象；另外一種則是很可悲的趨勢，即消費化。但是，無論是神圣化、妖魔化和消費化，都不利于我們對杜威思想的理解，不利于對作為現代思想一個重要因素的理解，從而阻礙了我們對于現代教育本身的理解。

杜威之于當下中國教育的意義

在石中英教授看來，杜威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在教育學界被尊稱為“世界三大教育哲學家”之一，另外兩位是古希臘的柏拉圖和法國的盧梭。杜威的教育哲學思想非常豐富，而且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教育哲學學科的發展，都有著長期和深刻的影響。

石中英教授側重分析了杜威的價值論和教育價值論。他認為比起杜威的知識論來說，杜威的價值論和教育價值論在教育學界關注得不是很多。杜威在他的《民主主義與教育》第十八章專門談了這個問題。在杜威看來，“價值”這個名詞有兩種十分不同的意義。一方面，它指珍視一個事物的態度，覺得事物本身有價值。價值就是豐富的或完全的經驗的名稱。另一方面，它也指一種有特色的理智行為——一種比較和判斷的行動，估量事物的價值。根據這樣一種認識，杜威區分了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內在的價值不是判斷的對象，不能和別的內在價值進行比較，也不能說哪個大些哪個小些，哪個好些哪個壞些。

工具價值不是從一個事物自身而言的，而是指該事物在實現另外一個目標中的作用。所以，工具價值是比較的結果。不過，杜威也指出，內在價值是外在價值的基礎，如果一種事物的內在價值沒有得到實現，就很難實現其外在價值。石中英舉例說，從小我們就知道什么是主科（如語數外），什么是副科（如音體美），其實主、副科的叫法就是進行價值比較后的結果。從內在價值角度說，副科的價值是不是就比主科小呢？杜威認為單從學科價值本身來講不能進行比較，因為各種科目的價值都是內在的，音體美這樣的學科對于人類經驗的豐富同樣重要。只有當我們聯系“第三個東西”，比如高考的時候，價值比較才有結果，因為音體美相對于高考的科目而言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杜威還認為，把不同價值授予給不同學科是錯誤的，每一門學科都有豐富的價值。在他看來，科學可以具有任何價值，如果把科學作為手段，對于某些人科學具有軍事價值，對另一些人科學具有技術價值，對另一些人有商業價值，或許還有另外一部分人認為科學也有審美的價值。所以，杜威說不應該把科學的價值窄化了。杜威提出這一說法是出于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不同科目代表不同價值，比如通常認為拉丁語可以訓練我們的記憶力，哲學可以訓練我們的推理能力，藝術可以訓練我們的想象能力，所以我們便要集合各種科目構成課程，即把價值表和學科科目一一對應。可問題是人類所需要的價值是非常豐富的，我們如何才能具有這樣豐富的價值呢？其中一種邏輯就是認為我們應該設置更多的學科，這就會導致課程擁擠和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現象。杜威認為，造成這種價值分隔和課程擁擠現象有深刻的社會原因，跟我們現代生活的職業主義、專業主義有著非常直接的關聯，與各種職業和社會階層的固化也有密切的關系。杜威認為，教育上的價值沖突，只不過是社會生活當中的區隔和排斥在教育領域的反映而已。所以杜威認為，民主的社會團體的教育任務，就在于和隔離孤立的現象做斗爭，使得各種利益可以相互制約和相互影響。民主不完全是政治性的，最重要的是各個人、各個群體、各個階層打破經驗的封閉性，彼此共同生活，追求共同的目標，這是杜威的社會理想，也是他的教育理想和價值理想。

石中英教授認為，杜威的價值論和教育價值理論在今天有多方面的意義。今天我們經常會說：我們學了那么多科學課程，但是我們沒有受到科學的涵養；我們學了那么多社會課程，但是沒有培養出社會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我們甚至還學習過許多人文課程，但是卻沒有提高我們的人文素養。這究竟是為什么呢？事實上基于杜威的上述理論，可以這樣來解釋：青少年對于各個領域課程和教學的價值，主要是從它們的教育工具價值看待的，而不是從它們的內在價值來看待的。很多時候，甚至為了追求更大的工具價值而完全置課程和教學的內在價值于不顧。這真是當前中國教育的最大危機。杜威的價值理論和教育價值論可以指導我們對這樣的危機進行深入的反思，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

杜威與中國的杜威教育學派

杜威的思想在中國有如此深遠的影響與中國的杜威教育學派密不可分。王穎老師分享了杜威與中國杜威教育學派的關系。在杜威來華前后，一共有四位思想家到過中國，除了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還有羅素、杜里舒和泰戈爾，這些人也都在中國各個高校做過講演，也受到知識界的歡迎，但唯獨杜威對中國教育那么有影響，這與杜威在中國的學生也就是中國杜威教育學派是分不開的。杜威從1904年到193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任教，他于1919年4月30日來到上海，1921年8月2日從青島離開。中國杜威教育學派，大部分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直接或間接師承于杜威，推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中踐行和發展杜威學說，他們包括郭秉文、胡適、蔣夢麟、陶行知、陳鶴琴、李建勛、劉伯明、鄭曉滄等。在這些學生當中，以胡適和陶行知最為著名。

胡適是最早受到杜威影響的年輕中國學生中的一員，在寫給母親的信中他曾提到“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學泰斗，故兒欲往游其門下也”。后來在回國之后，胡適成為最著名的杜威思想宣傳推廣者。當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開始訪華時，胡適曾作為杜威在北京和山西、山東等地區的翻譯，他翻譯得非常好，讓杜威的思想更容易被中國的知識界、教育界甚至是普通的階層所理解。關于杜威講演的內容在胡適著作中特別多，最著名的就是1920年8月出版的由胡適翻譯的《杜威五大演講》，關于杜威教育哲學、政治哲學都收錄在其中。1921年杜威要離開中國了，于是胡適寫了《杜威先生與中國》，其中有很多的感慨，他說：“杜威這個人的人格真可以做我們的模范，他生平不說一句不由衷的話，不說一句不思索的話。”

在杜威訪華回美國后，胡適在一段時間仍繼續在中國進行宣傳，比如在安徽安慶市做的實驗主義和科學的人生觀，同時他還在北大新設一門“杜威著作宣讀”課程，包括杜威的《思維術》《哲學的改造》，以及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一些著作，都被胡適在這門課上選讀。在此過程中，胡適依照杜威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即著名的十字箴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用這個方法，胡適進行了《紅樓夢》的考證。現在看起來，我們覺得很容易，但實際上真正做到依然很難。后來，胡適還應杜威的邀請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演講，講演的內容就是《中國哲學的六個時期》，胡適雖然提倡白話文，但是他的古文功底是非常強的，而且對中國哲學有深厚的研究。

費正清現身說陶行知是“杜威最有創造力的先生”，他是繼郭秉文、胡適、蔣夢麟之后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學生。陶行知和杜威有很多交往不確定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陶行知把杜威的思想“翻了半個筋斗”。在此之前，陶行知和胡適都邀請過杜威來華訪問，而那個時候陶行知和胡適的關系也很好，但是后來國民政府的時候，陶行知和胡適教育觀點漸行漸遠，再加上胡適是在高等教育用力，陶行知則是在基礎教育、平民大眾教育用力，出現了一些思想觀點的分歧，所以到后來他們之間反倒沒有太多的思想碰撞，也沒有太多的聯系。

為什么說后來陶行知“翻了半個筋斗”呢？杜威說“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但是到陶行知這里就變成了“社會即學校”，所以才有他在曉莊師范學校教老百姓在打水過程中就要學會認字，認什么呢？“井”“水”。陶行知把教育看得更廣，不僅是我們學校中的知識，還包括生活中的知識，當時種田要教跟一些田地相關的知識和生字；打水也是這樣的，在校學生同樣也需要跟普通百姓一樣進行學習。社會即學校，就是“生活即教育”，生活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這是跟杜威先生的觀點是不一樣的。1927年開始，陶行知便在《生活教育理論》對杜威思想開始創造性地發展，他跟杜威聯系非常緊密，直到各界救國聯合會七君子，他還聯系請杜威、愛因斯坦等十六人對“七君子事件”表示關切。

郭秉文是國立東南大學校長，他后來到臺灣的學生吳俊升說他是“杜氏及門弟子，杜氏赴華講學，公實促成，而杜氏教育學說之影響于中國教育至鉅，公有倡導傳播之功”。郭秉文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學位。郭秉文有一段時間兼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還有國立東南大學校長，這實際上是雙軌制，校長都是郭秉文，直到1923年南高正式并入東大。在國立東南大學的時候，郭秉文聘請很多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畢業的中國學生來校任教，包括了陶行知、鄭曉滄、陳鶴琴、劉伯民。郭秉文在國立東南大學開展的是十年的教育活動，他更多關注的是科學化的教育，所以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南東南，北北大”，國立東南大學在南方，主要進行科學教育，北京大學在北方，主要做人文社科教育。此外，郭秉文還提出了通才和專才的平衡，還有學生自治。

蔣夢麟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蔣夢麟在杜威來華之前是做《新教育》雜志，杜威來華第一場演講平民主義教育，蔣夢麟做口譯。后來，蔣夢麟幾次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最后做了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與杜威的關系是蔣夢麟在《西潮與新潮》一書中提出的：“杜威先生是胡適博士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業師，后來又曾在北大擔任過兩年客座教授。”蔣夢麟是最遵照杜威的意思在中國推行改革的，他的改革體現在《北京大學學則》中，比如選科制、文理溝通等。蔣夢麟與杜威的思想在《杜威在華講演錄》中均有體現。

中國杜威教育學派還有張伯苓、李建勛、鄭曉滄、劉伯明等，他們踐行杜威教育思想。杜威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他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影響了整個教育理論界，引領了中國的高等教育、基礎教育、平民大眾教育的發展，與此同時還奠定了中國學制發展。在杜威訪華之前，中國的學制是仿照日本建立的，蔡元培先生改的。咱們現行的學制，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這一套采用的是美國的體系，就是從杜威來華的時候開始施行的。此外，還包括了在教科書和課程設置中去掉“忠君尊孔”，加入了學習美國的公民道德教育、科學性教育和科學實驗。

杜威在中國的奇聞逸事

在涂詩萬老師看來，杜威一直和中國非常友好，杜威在來華訪問之前去了日本，臨走時日本天皇準備頒發一個“旭日勛章”，但是杜威不接受。因為杜威對日本當時的軍國主義有一種嗅覺，日本比較專制，但杜威的思想是民主的。1939年杜威80歲生日的時候，國民政府給他頒發了一個勛章叫“采玉勛章”，杜威欣然接受了。“采玉”是以蔣介石母親名字命名的勛章，從這里可以看出，杜威對中國一直是非常友好。

1919年12月24日，杜威應邀到濟南演講，但是剛剛到火車站準備出發的時候，接到了當時的山東省督軍張樹元電報，拒絕他到濟南做演講，但是杜威還是堅持要去。到了濟南火車站之后，沒想到張樹元又派人來迎接杜威，所以張樹元對杜威是比較矛盾的態度。杜威在濟南演講了幾天，其中有一個演講題目是“新人生觀”，主要包括兩點：第一，新人生觀就是人生觀要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不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能是古代人生觀現在照收不誤。第二，新時代要講平等民主的人生觀。演講之后，當時的教育廳廳長就反對這個觀點，說我們應該教學生效仿先人的人生觀，而不能是杜威的人生觀態度。當時胡適也在場，直接就駁斥了教育廳廳長，胡適的觀點有兩個：第一，他說你要效仿先人，而先人的國故分兩種：一種是國粹，一種是國渣。要效仿國粹，反對國渣。第二，胡適說我們的教育不是教育學生效仿先人，而是教育學生創造。要知道胡適當時可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雖然是北大教授，但卻在公開場合直接當著教師代表的面駁斥教育廳廳長。

杜威訪華兩年零三個月在江蘇去的地方最多，在北京待的時間最長，但是高潮卻是發生在1920年10月至11月初在湖南期間。那時的湖南可是中國非常厲害的省份，當時有一句話說“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1920年10月份，湖南人發起了一個運動——名人演講會，請了很多名人到湖南演講十天，這些名人有杜威、羅素、蔡元培、胡適、張東蓀、李石岑、吳稚暉等，后來胡適因為有事沒去。當時還有一個著名教育家叫舒新城也在現場聽演講，所以不管是講者還是聽眾都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