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很多人對林語堂的印象僅限于“幽默大師”和《京華煙云》，然而，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錢鎖橋看來，林語堂在中國文化轉型時期的意義并不遜于魯迅和胡適，他們三人同樣應該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標桿。研究了30年林語堂，錢鎖橋將他的新作《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定義為“智性傳記”，從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重新“發現”林語堂，還原兼具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近日，澎湃新聞訪談了錢鎖橋教授，請他談談林語堂除文學家之外的多個面向。

中西并舉：林語堂的學術生涯

澎湃新聞：林語堂在青年時期的學習經歷跟他同時代的文化人不太一樣。您能介紹一下他早年的學習經歷嗎？

錢鎖橋：林語堂確實有點特殊，他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所以從小就念教會學校，后來念了圣約翰大學，始終在西方教育的環境里。圣約翰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教會大學，出了很多人才。林語堂在上學時也很出類拔萃，什么活動都參加，英文也特棒，做過《約翰聲》校報的英文編輯、年鑒編輯還有英語辯論會小組長。他用英文發表過散文、小說，這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應該是很少有的。所以也可以把他這種情況稱為“本土留學”，因為他是在國內接受了一整套西式教育。

不過這也不是他一人獨有的情況，因為林語堂受教育的時候，科舉制剛好廢除了，整個一代人都跑到國外留學，接受高等教育。但我覺得林語堂在他們中間最特殊的是，他從大學開始就一直兼顧中學和西學。從大學時他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我覺得這是一種“文化自覺”的表現。現在知道他在圣約翰不光在《約翰聲》上面發表英文文章，還發表過一篇用文言文寫的文章和一篇英譯中譯文。

到了北京，林語堂更加著重中文，因為北京是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自己看了很多中國文化的東西，同時也用英文發表闡釋儒學的文章。

去歐美留學的時候也一樣的，中學西學都做。在哈佛，他學的是比較文學，上過白璧德的課，內容是歐美文學。到了萊比錫以后，他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論古漢語之音韻學》，那是很“小學”的，需要很深厚的國學根底才可以寫得出來。同時他也關心歐洲文化，除了英文以外還學習德文，課后自己翻譯海涅的詩。而且他不局限于書本，不管美國還是歐洲都會實地去看看，身體力行體驗西方文化。所以我覺得貫穿林語堂求學背景最特殊的一個關鍵詞，就是“中西并舉”。

他后來也說，“我學習過程中掌握的思維方式是西式的”。因為他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所以他經常說自己關于中國的背景知識不夠。實際上他在圣約翰也接受過中國文化教育，圣約翰雖然是教會學校，但因為在中國辦學，有很強的民族意識，也開設了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另外他說的“不夠”，也要看他把自己的標準定在哪。對比五四一代的那些文人，胡適魯迅他們這些私塾教出來的，那肯定這個方面他比較缺乏；但是我認為，林語堂這種自學形成的文化積淀也千萬不能小看。他的努力源自于在北平期間受到的最直觀的心靈震撼，有一種覺得“我在中國文化的古都，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什么”的遺憾，于是開始發奮努力。

澎湃新聞：按照您書里面的說法，林語堂感受到震撼的時間點應當是在1916年新文化運動的時候，自那時開始意識到“中學”的重要性，因為之前都是接受西式教育。

錢鎖橋：不應該這么說，我覺得我在書中可能對這個時間點強調得有一點過了。因為我以前看到的資料都是說，他在圣約翰全是英文寫作，他自己也經常這樣說，我并沒有去實地查閱過《約翰聲》這份學生報。但是最近有位學者鳳媛去查了，我看到她查找以后寫出的這篇文章，覺得非常好，因為這是對林語堂早期只做英文寫作這個普遍觀念的一個很好糾正。鳳媛通過看學生報理順出來，林語堂從大學時代開始，一直都是中英文寫作并舉，所以不能說他對中學和西學的學習是割裂開的。

但他在不同的時期確實各有側重。林語堂到北京這一段時間明顯在補他的中文，鳳媛那篇文章提到，他和他的校長說：“我現在還在學中文，學中國文化。”他自己也在文章里講到，很多問題我不敢問我的同事，因為感覺丟人，我就自己到琉璃廠去看不同的版本。

林語堂的天賦非常之高，自學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萊比錫寫的關于“小學”的論文，其實就是他自學國學學出一定的體系以后，用西方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中國的古音韻知識。他和高本漢是同學，中國語言學界很看重高本漢，但最早就是林語堂把高本漢引薦給胡適的。

林語堂

新舊融合：林語堂的文化觀念

澎湃新聞：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有一種風氣，概括一點講就是大家都在反傳統，倡導全盤西化。而與此同時林語堂顯得有點特立獨行，他覺得自己的中學不好，開始補學這方面的東西。他為什么形成這樣一個似乎“違背潮流”的選擇？

錢鎖橋：他并不違背潮流。他自己說得很清楚，新文化運動好多提倡的東西，他自己也是支持的，比如禁止纏足，這是新文化運動很重要的一個議題，林語堂說在農村早就不纏了。教會不提倡纏足，而且很多農村婦女即使不是教會的也不纏足，因為下地干活不方便。對他來講，他本能的贊同停止對婦女身體的這種傷害。新文化其他倡導的東西，他也很贊同，所以他一直堅持的大方向就是支持新文化運動，這個沒有變過。但是他也不是跟著人家喊口號，要“打倒孔家店”什么的，他有自己的判斷。他在1917年寫的《禮》那篇文章當中講的很清楚，中國的未來是要在舊傳統和新觀念兩方面之間找到重合、形成平衡。我覺得這是他一生中一直秉持的觀念。

所以他當時選擇補學中學，也是基于他這個觀念，認識到他必須對中國文化經典有所了解。而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畢竟他在西學方面已經是佼佼者了，所以他也沒有違反這個潮流。他非常支持新文化運動。

澎湃新聞：既然他主張新舊傳統之間的平衡，那么他到哈佛的時候為什么沒有加入白璧德的學衡學派？

錢鎖橋：這個問題要分兩個層次講。首先在當時的美國，時代背景是在進行一場文化論戰，叫做the battle of the books（經典之爭），就是要不要讀經典？白璧德的觀點就是，我們一定要繼承傳統。他的意思是，從文藝復興以來，因為“上帝退位”，科學昌明，精神上的東西開始變得空虛，這個時候更需要從希臘、羅馬的傳統中汲取力量。白璧德很早就看到，世界上經典的文明都有相通之處，所以他認為西方經典和中國經典應當溝通聯合，對抗它們共同的敵人——世界性的現代化浪潮。所以白壁德對當時一大批中國留學生都非常有吸引力，比如梅光迪等等，他們就覺得，我們中國的古典文明要保持住，應該和西方平起平坐，溝通互補。這就是中國現代知識思想史上的學衡派。

林語堂在哈佛上過白璧德的課，但是他對白璧德的態度很不一樣，這就顯示出了林語堂的個性。我的書上說過，他給胡適寫信說，他專門找白璧德談過新文化五四運動，但他覺得白璧德對中國可能有誤解。林語堂還在中國留學生月刊發表過幾篇文章，其中談到，現在的留學生因為愛國，總是遵循白璧德的概念，主張對中國文化要全盤保留，文言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不可放棄。但是林語堂在文章中提出的觀點是，愛國不能只是保留我們原有的東西，而是應當去創建一個可能更好的國家、更好的文明，他覺得這種揚棄的態度是一種進步的愛國。因為他去留學之前就已經在北京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他知道中國需要文化變革。

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個時候，他翻譯過斯賓岡表現美學的一系列文章，斯賓岡是白璧德論戰的對手，他提倡要有一個年輕有朝氣的美國，而不是一味保持歐洲的文化傳統。這也是林語堂希望的——一個年輕的、新的中國。

但好多事情不是全然二元對立的，他也不是和白璧德對著干。他后來去美國也講了很多中國文化經典，當然內容是經過他篩選的。白璧德對他還是有影響，畢竟也是他的老師。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比較文學學者說過，白璧德一輩子有兩個最有名的學生，一個是T.S. Eliot，另一個就是林語堂。

澎湃新聞：包括雖然林語堂一直都非常支持胡適，但也不是認同胡適的所有行為。

錢鎖橋：對，你看他后來又強調克羅齊的美學，提倡表達要有個性，要有自主文化。他是真真切切的推崇個性和獨立意識，他自己的人生履歷也是按照這個執行的。

澎湃新聞：當時林語堂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精神科學”，這和胡適的“整理國故”有什么關聯或異同嗎？

錢鎖橋：當然有關聯，但也很不一樣。他基本上贊同胡適提出的“整理國故”，而且覺得這個很有前途，就是用科學的辦法來讓國學重新發揮作用。但是，對胡適來講，整理國故的那個國故到底有沒有意義不是特別重要的，甚至是沒有意義的，他不是要把中國文明整理成什么樣，而是著重于通過整理國故，形成一套怎么整理的方法論。

但是林語堂提倡的“精神科學”是不一樣的，他引用的“精神科學”這個概念來自德國，與自然科學相對應，內涵是說我們要做中國自己的精神科學，各個領域都要有科學的方法，要提取對現代生活有用的部分。比如說儒家文化，林語堂就會強調儒家文化當中的自由主義基因，這里面是有民主的意思的。他說孟子就是“中國的杰斐遜”，孟子老說“以民為本”，這不就是民主嘛！如果按照這種思路整理出來，也能夠促進中國文化進入現代化的歷程，而且這樣中國文化的演進絕對不是斷裂的，而是承接的。

澎湃新聞：林語堂對現代化的思索可能從新文化運動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錢鎖橋：當然。我認為林語堂這種中西并用的思維觀從1923年留學回國的時候就基本形成了，那個時候他28歲，后來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揮，但思路一直是一致的。以前的中國文學研究，一天到晚強調說林語堂二十年代激進，后來又保守了，這完全是跟著魯迅的說法，基于意識形態的表述，其實不符合實際。

1941年，林語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慶躲避日機空襲，左起第三位是林語堂長女林如斯（臺北林語堂故居藏）

林語堂是向美國輸出中國文化的窗口

澎湃新聞：如果是從中美知識交流史的角度來看，從清末民初到民國這一段時間主要是美國對中國做知識輸出。但是您在書里面講過，林語堂是中國文化在美國的一個窗口。除了他以外，還有其他人是這樣的窗口嗎？

錢鎖橋：在中國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我認為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林語堂，他的著作被翻譯成世界上各種文字，不是光在美國流傳。林語堂一本英文書出來了，馬上就會翻譯成德文，所以德國的一代漢學家那個時候都讀過林語堂的東西。這個我覺得基本上是獨一無二的。

還有兩位輸出中國文化且影響比較大的是在英國，一位叫蔣彝，他也寫英文；另一位叫熊式一，和林語堂關系很好，他把王寶釧的劇目翻譯成英文，在倫敦上演過一千多場，后來又到好萊塢和百老匯去演，這也是很成功的例子，當時林語堂還專門寫過書評。這是三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當中濃重的一筆，但現在基本上是被埋沒掉的。

林語堂在美國幾十年的寫作受到的重視度不能小看，這是很長時間內都被遮蔽掉的。實際在當時的規模很驚人，后來再沒有華人作家能達到相同的境況。舉一個例子，林語堂在美國的電臺上說，美國老百姓可以跟中國老百姓寫信互相交流。當時真的很多人響應，足以說明他的影響力之大。

我自己到美國去的時候，遇到美國的yard sale（庭院拍賣），就是他家里面有一些舊東西不要了，放在后院擺個攤，誰都可以過來買，最便宜的一本書就一美元就可以拿走了，我經常在這里面找到林語堂的書。普通美國家庭都可以找到林語堂的書，你想這是怎樣的一種影響力。而且林語堂的書到現在在美國還在加印。他的《生活的藝術》是1938年美國暢銷書榜非小說類第一名，任何一個亞洲作家都沒有達到過這個高度。

胡適在美國做大使的時候也會做一些演講，但你問美國人他知道哪些中國人，可能他只知道林語堂，知道胡適的人很少。林語堂是一個老百姓都能知道的、代表中國的文化名人。

澎湃新聞：林語堂對中國和美國的影響還是不太一樣。

錢鎖橋：是的。在中國，相當長的時間里林語堂是不被提到的。我在北外上學的四年，1981到1985年，從來沒聽說過林語堂。林語堂的書是到80年代末才開始印的。改革開放后，中國人認知中的林語堂就是一個散文家或者小說家。他提倡幽默，寫過《京華煙云》，最多就是和梁實秋一樣是個散文作家。但是他的文化意義、歷史意義還有他在美國為中國抗戰做的民間宣傳，在很長時間里不被提及。

澎湃新聞：賽珍珠也是美國作家里面比較早開始講述中國的，她和林語堂的關系也很好。他們對中國的闡述有沒有什么差異？

錢鎖橋：當然有差異。賽珍珠先走紅，她1931年出版《大地》，得了普利策獎，1938年又得了諾貝爾獎。但《大地》出版后，很快就有一些中國人批評她，比如江亢虎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你講的中國農民不代表我們中國的文化，儒家文化是很高深的云云。但林語堂不贊同他，認為賽珍珠對幫助美國人了解中國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西方世界從19世紀以來，很長時間內都對中國有很多負面的刻板印象，叫inscrutable（神秘莫測），認為東方人不可理解。但賽珍珠第一次為西方人呈現出作為“人”的中國人形象，她所描寫的中國農民讓西方人覺得，中國人就是和我們差不多的人，也有酸甜苦辣，而且生活很艱難，令人同情。

與此同時，林語堂作品中體現的中國人形象則是文化人，會給美國的中產階級“哇，挺羨慕，這種生活方式很有文化”的印象，而且感覺中國人個個都是哲學家。這就比賽珍珠描寫的中國人更進了一步——不僅是可以理解的人，而且是智慧的人。

當然也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批評林語堂對中國人的刻畫，說他講的中國不是真實的中國。但是誰有對“真實的中國”的獨家闡釋權呢？林語堂對中國的解釋源自他自己生活的藝術，是個人的抒情哲學，是自己閱讀體會出來的中國。我認為，理解林語堂思想最主要的一把鑰匙，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論現代批評的職務》的文章，這篇的大意就是，整個現代文化最需要一個能夠跨越中西兩種文化的批評家。林語堂也沒有很武斷的說“這就是真實的中國”。其他批評家說“你講的不是真正的中國”，那就來講你自己的理解。可是別人也沒講出來是什么樣。

澎湃新聞：林語堂的書在美國能夠產生這么大的影響，有哪些原因呢？

錢鎖橋：林語堂和莊臺公司的理查德·華爾希他們的合作是很好的中美文化結合樣板，也是他能產生如此大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我反對說林語堂的成功都是莊臺公司營銷的結果。他在美國的成功首先跟自身的經歷有關系。林語堂自己一直說，他生在一個戰亂的時代。他生活在上海時，上海華洋雜居，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有社會底層、有租界、有各種洋人辦的協會，這是一個文化的交匯之地。同時上海是全國第一個中產階層興起的地方，已經開始有了現代城市的風貌，和農村根本就是兩個世界。林語堂的好多散文就是寫城市新興的東西，他能夠捕捉到這些，避暑啦，郊游啦，他有自己獨特的眼光。

其次，從市場接受度來講，中國后來的主旋律是“我們要斗爭，我們要革命”，林語堂提倡的“幽默”被認為毫無價值。但是美國的情況不一樣，他們覺得，一方面林語堂講的生活方式也是美國的生活方式，因為這是現代社會共有的東西，另一方面他講的又不完全是美國的東西，因為引用的都是中國的說法，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結合，有新知，又能夠引起共鳴。林語堂的思維超越當時中國太多了，甚至超越了現在，所以我說他是屬于21世紀的。這種思維正好跟當時的美國更契合，反而在中國他受了批評。

澎湃新聞：那么美國讀者對林語堂的認知有沒有發生變化？

錢鎖橋：有啊。最早的時候認為他是一個中國哲學家，認為他代表的文化，還有倡導的生活方式都很有吸引力。后來林語堂開始講政治，很多人受一些新聞報道影響，就覺得林語堂是做了國民政府的說客。所以這也影響了林語堂作品的銷售，《京華煙云》一直到《啼笑皆非》，都還很火。當然美國對《啼笑皆非》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實際上還是很火。但到《枕戈待旦》以后就不行了。

雖然《枕戈待旦》是第一本在市場上銷量跳水的作品，但它還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在講中國的事情，只是美國的中國通不贊同林語堂的立場，輿論圍剿了他。

林語堂和他的美國書商之間有一個拔河一樣的關于形象定位的角力，書商希望他的定位是“中國哲學家”，林語堂則喜歡模糊國籍，強調“我是一個現代人”，這兩個定位是有矛盾的。在美國文化中，一直都有這個問題，美國少數民族批評當中就談到，很多人的種族主義體現在他并不一定壓迫你，有時候甚至喜歡你、提拔你，但他并不把你當成和自己一樣平等的人，而是強化你的種族標簽，凸顯你的不同。我相信林語堂有時候會覺得很不舒服。七十年代林語堂去世的時候，《紐約時報》上他的訃告就講：林語堂，中國哲學家，在美國待了這么多年，我們幾乎忘記了他是中國人，已經把他當成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了。

這樣一個評價不能說有怎樣的歧視，但他始終在提醒：你和我們不一樣；但也已經承認“幾乎忘記了”他的族裔身份，已經很不錯了。所以美國現代文化界總覺得自己很開放，講六十年代以后他們更能接受文化多元，但我覺得還要看他實際做了什么。看一看林語堂的境遇就知道，三四十年代，他在美國知識界很受尊重，社會對他文章非常接受，他也有機會上各種電臺、接受媒體專訪、參加辯論會、舉行演講。但后面反而不行了。如果從他這個例子看，可能三十年代的美國更開放，后面反而不開放。當然你可以說他是一個特例，但起碼有這個例子在。

1941年林語堂在紐約“讀書與作者”午宴上發言（臺北林語堂故居藏）

林語堂的思想底色是自由

澎湃新聞：您覺得林語堂可以代表中美文化交流史的整個歷程嗎？他個人的經歷可以代表這樣當時類似他這樣的一批留洋年輕學人的整體嗎？

錢鎖橋：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案例，但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所有的人。林語堂在美國的影響是最大的，胡適也是這一批人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他體現了一種文化傳播的路徑，他最主要的影響是把在美國所感受的，認定是未來中國文化方向的東西傳播到了中國。他很堅定，覺得中國一定要向這個方向走，不光學術方面，生活方式層面也包括在內。所以在“科玄論戰”當中，他提出也要學習美國人生活中符合現代化方向的內容。但是我覺得林語堂的旅程更有意思，更獨特。很難找一個人去跟他相比。很難講是時代對他的塑造，還是他對時代的影響。

澎湃新聞：您覺得林語堂思想中的底色是什么？

錢鎖橋：林語堂的一生經歷了二十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和世界，很難用簡單的某個詞來概括他的思想，但他一輩子的思想底色是“自由”。林語堂可以被稱為“自由之精靈”。他是很有個性的，一個有wit（穎悟），精靈一樣的人，但“自由”是最重要的基礎。

林語堂的自由不能單一的說是東方還是西方，其實是兩種文化里自由的東西結合到一起形成的。林語堂談到，好多中國國民性的形成，圓滑、世故、冷漠等等，最根本源于權利沒有法律保障，多說多錯，多做多錯，那干嘛要多管閑事呢？但一旦基本權利被法律保障了，中國人也會和西方人一樣爭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他的概念里，中國文化的特性并不由生物基因決定，而是受社會環境影響形成。他提倡學習西方在權利被法律保障下人民的自由。

但另外一方面，中國文化又強調精神上“自由入世”，在這一點上最典型的模板就是蘇東坡，有道家豁達的個人主義精神，很自由。林語堂領悟了這一點，自己也按照這種自由的精神態度去生活。現在很多人會說林語堂是新儒家或者新道家，我認為從強調法治保障這個角度上看，他還可以是新法家，因為他提倡法律在國民的日常生活中真正發揮作用。

錢鎖橋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