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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青青︱從“百樂門”到“曼努埃拉”
【作者按】本文系由4月23日“世界閱讀日”在黃浦區圖書館所做講座“上海的文化地圖”講稿改寫而成,感謝黃浦區圖書館舉辦的“行走的閱讀——從好書看好建筑”活動,也感謝洪穎哲館長的大力支持。
上海!
上海,世界第六大都市!
上海,東方的巴黎!
上海,西方的紐約!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1934-35 ,1935年出版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條電車線路正式通車。之后,每天自清晨五點至晚上十一點,就會有電車穿梭于外灘與靜安寺之間。線路全長全程約為六千零四十米。開通半年后,那年剛十七歲的胡適也曾興致勃勃地搭電車獵奇,甚至事后還寫下一首打油詩《上海電車大橋望黃浦》以為紀念。電車從靜安寺出發,途經愚園路、赫德路(常德路)、愛文義路(北京西路)、卡德路(石門二路)、靜安寺路(南京西路)向東行駛,穿過當時公共租界商業大道——南京路。一路上,能望見“四馬路”上沙遜洋行興建的漢彌爾登大樓、都城飯店、輪船招商總局,以及坐落于外灘、被稱為“從蘇伊士運河到遠東白令海峽最講究的建筑”的匯豐銀行大樓。最后,沿著外灘抵達終點站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1933年12月14日,上海人翹首以盼多時的“百樂門大舞廳”(Paramount)終于正式開門迎客,也成為這條電車線路另一端的地標。

過往提及百樂門的歷史,多將南潯絲綢商人顧聯承視為老板和締造者。上世紀二十年代,顧聯承確實投巨資向靜安寺購得一塊寺屬土地,也成了日后百樂門之所在。不過,真正投資建設百樂門者則不僅僅是顧聯承一人,盛宣懷的小女兒盛瑾如亦巨資入股,董事會內還另有近十位滬上聞人。為保證百樂門日常運營有序,這些投資人決定合資組建專門機構——大成公司來全權負責。百樂門整個建筑主體占地面積達到九百三十平方米,建筑面積兩千五百五十平方米,為鋼混結構建筑,內外由花崗巖大理石砌裝,奢華程度冠絕申城。
整個跳舞大廳約容四百余座,樓上約有兩百五十余座,另兩間宴會廳還能安排至少一百五十個座位,彼此還能用隔板分割,可以滿足各類大小型宴舞的需要。為營造氣氛,舞廳內部安裝了多達一萬八千盞電燈,光度強弱可自由調節。舞廳舞池長四十米、寬二十點七米,中央是彈簧地板;四周則是用厚達兩寸的晶光毛玻璃鋪成地板,下裝彩色電燈,透過玻璃地板與室內燈光交相輝映。此外,出于避免舞廳內空氣渾濁的考慮,還安裝了新風調節裝置用于“換氣”。百樂門舞廳屋頂鑿有上千個小孔,經蒸汽熱管的逼壓使新鮮空氣進入舞廳之內。地板四周則設有吸氣孔將濁氣排放室外,大約每十分鐘廳內空氣便可更新一次。

起初,百樂門自然定位非常高端,并非日后老上海想象中“靡靡之音”飄蕩、舞女成群的“Dance Hall”或是“Cabaret”,而是走歐美上流社交路線的“Ballroom”。為此,百樂門舞廳專門聘請有音樂教育和歐美社交禮儀背景的奧地利人喬·法倫(Joe Farren)為舞廳經理。那時,前往百樂門消遣社交的客人皆需攜舞伴盛裝出席。西方人在上海跳交誼舞的歷史悠久。開埠之初,每周六、日晚上,外僑會在租界核心區理查飯店、卡爾登劇場定期舉行社交舞會。百樂門開業后,上等外僑社區的舞會也慢慢移至此處進行。顧客中,歐美人士占十分之八,余者大多也是滬上精英華人。
雖看似繁華眩目,但百樂門因其排場豪華,開支甚大。盡管每晚營收可以達到四五千元之巨,卻仍難免出現虧損的情況。一年后,始終堅持“高端”和“燒錢”路線的百樂門最終難逃入不敷出,只得關門歇業。1936年11月,法院證實裁定大成公司百樂門大飯店破產。倒閉四個月后,由部分滬上舞廳從業者持股的國都公司接盤百樂門。國都接盤后,第一項舉措便是分拆旅館業務,專心舞廳經營。而第二項重大改變便是放棄上流社交路線,將純粹的宴舞廳(Ballroom)改為更大眾化的舞廳夜總會,進而招募專屬的伴舞女郎。由于定位改變,百樂門里飄出的音樂也從圓舞曲變成了搖擺爵士樂、布魯斯或是時下流行的好萊塢金曲,宣告著“圓舞曲歲月”的遠去與“搖擺年代”(Swing Era)的降臨。

除了專業舞女外,百樂門這樣級別的舞廳同樣也會聘請“爵士大樂隊”(Big Band)駐唱伴奏。當年,一流的樂隊同樣是吸引顧客的亮點。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灘大爵士樂隊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百樂門的舞池成為各一流樂隊的兵家必爭之地,也代表了當時中國乃至整個遠東爵士演奏的巔峰地位。起初在百樂門駐場的多為菲律賓樂隊。此外,來自哈爾濱的奧列格·隆德斯特列姆與他的俄羅斯伙伴們組成的俄國樂隊也是百樂門的常客。1936年時,他們最早在大華飯店(Majestic Hotel)的舞廳開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很快就受到滬上舞客、觀眾的熱捧,進而有機會躋身百樂門。幾年間,這群蘇俄爵士樂手在上海音樂圈不僅站穩了腳跟,也成為百樂門之類舞廳招攬生意的最大招牌之一。即便是在抗戰期間,隆德斯特列姆樂隊依舊受到追捧,成員最終擴到十九名之多,發展為名副其實的“爵士大樂隊”。抗戰結束后,華人樂隊吉米·金(Jimmy King)異軍突起,成為滬上樂隊翹楚。
盡管伴舞樂曲日益大眾化,但華爾茲并未在百樂門絕跡,只是性質已從上流社交舞變成了職業舞女的“廣告舞”。1939年后,每晚演奏的華爾茲屈指可數,且多是一曲慢華爾茲后接另一首快華爾茲。由于要求舞藝嫻熟,而且男女舞伴必須配合默契。眾目睽睽之下,若無自信和把握,一般人只能藏拙,因此此時舞池內的舞者反而少,于是乎,就成了職業舞女展示自己舞藝的最佳時刻。此外,獨舞表演的職業舞者也越來越多,甚至成為招攬客人的明星。而各色舞客同樣樂于在此欣賞那些身材好、相貌佳的舞女如何展示風韻。有了百樂門這樣大的舞臺,一流舞女很快成為上海灘新一代的社交明星。其中,甚至出現過不少知名的外籍舞女,例如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活躍于上海的“傳奇舞女”和田妙子(1911-2017)。
這位出生于九州、立志演藝事業的日本女子起初曾想去美國學習舞蹈,但朋友則勸她來上海,因為“全世界最優秀的舞者都在上海”。其實,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日本文人便已驚嘆于當時上海的舞場文化。詩人金子光晴得知南京路上的百貨公司都有舞廳后,感嘆道:“百貨公司下是跳舞廳,邊上有大浴室。作為百貨公司,真是徹徹底底的歡樂場啊!”而“魔都”一詞的創始者村松梢風在《新支那訪問記》中,就專門描述過“黑貓舞廳”的盛況。
于是,1938年時和田妙子隱姓埋名,以“國籍不明”的身份,去了上海。不久后,她迅速成長為當時上海最知名的舞女之一,有了“魔都之花”名號。1940年,之前百樂門的舞廳經理喬·法倫稱贊她是“天生的舞者”。戰后,和田妙子返回日本,依照自己對上海時代的回憶與念想,在東京開了自己的夜總會“曼努埃拉”(マヌエラ)。三島由紀夫、麻生太賀吉、犬養健、力道山等各界名流都是座上客,和田妙子本人則被稱為“戰后日本爵士樂之母”。從她身上,正能看出戰后日本舞廳文化的“上海淵源”。


和田妙子的傳奇經歷也被不少日本作家借用到各自的創作中,在小說和舞臺上時常閃現。例如日本知名推理小說家、直木賞得主西木正明的小說《羅斯福刺客》(ルーズベルトの刺客)便以其為原型。2011年時,東京首都大學教授、《上海歷史導游地圖》(上海歴史ガイドマップ)的作者木之內誠曾專門考證過和田妙子當年在上海的住處,推斷就在今天東湖路與延慶路的路口。據說晚年的和田妙子經常在東京涉谷的老街區散步,因為能在那兒看到當年老上海的影子。用她自己的話來說:
上海是我的故鄉。這座城市將我塑造成了“曼努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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