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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湯志鈞：我的學術生涯

澎湃新聞記者鐘源實習生劉倩

2019-06-10 10:0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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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江蘇常州人。1924年出生，我上面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妹妹早逝。

我爺爺是清朝的廩生。父親是清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畢業的，就是現在的交通大學，是唐文治的學生。父親是學文科的，中文很好，英文、日文也好，但父親從來不教我，他說“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就是說古代的時候易子而教，只能教外人，不能教自己的兒子。他用這個借口不教我。

我上小學時，父親在南京一家報館工作，他在那待了好久。我表兄程中行是中央日報社社長，他請我父親去的。后來父親在常州、上海的中學里做老師，教語文。再后來父親去了商務印書館，當時商務有好多常州人，里面的莊俞是我的堂舅舅。他在商務工作的時間不是太長，大概三五年。父親從商務印書館回來就基本上不工作了，有的時候去中學里面教教書，但時間都不長，他教著教著就不高興教了。當時家境還可以，不工作也問題不大。父親生活較懶散，注重享受，每天要到外面散散步、逛逛街、吃吃茶、抽抽煙。有時候高興了，自己唱唱英文歌。

我母親叫莊箸成，比父親小六歲，常州今文經學的創始人莊存與是我母親的第六代族祖。母親是武進女子師范學校畢業的，家學也很好。因為父親不教我，所以從小就是母親教我。由于家族的影響，今文經學的起源、發展、近況她都很熟悉，母親最早引發了我對經學的興趣。天暖和的時候，我坐在一張竹榻上，母親怕我熱，一邊給我扇扇子，一邊教我背書。《論語》《孟子》就是那時候背熟的，到今天還會背。

我母親的表妹叫楊守玉，是后來很有名的刺繡大師。劉海粟是楊守玉的表哥，跟我家也算是親戚。我小時候在常州見過他們，有一些印象。劉海粟夸夸其談，說得多，有的時候做得不是太多，不過他本事是有的，成為很有名的美術家。楊守玉和劉海粟本來是準備訂婚的，后來沒有訂成。具體情況我也不太了解。

我在常州讀新式小學，后來考入武進著名的“正衡中學”。1937年，我當時13歲，家里在常州最熱鬧的街上本來有一所老房子，那個地段很好，好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樣，做生意的人來來往往，結果日本人來了把房子燒掉了。房子被燒掉了，地還在，就把地租給人家蓋房子，收點錢，這叫“租地造屋”，我們另外租一處房子住。人家租了我家的地皮造了一個“大觀園”，這當時在常州很有影響，現在應該還在。父親那時候不工作，母親做過中學教師，補貼家用。她的老師很有名，呂鳳子是她的美術教師。

在學校，日本人要求我們讀日文，因為有愛國心，不愿意讀日文、接受奴化教育，我就回家了。家里請了兩位家庭教師，一位叫做賀懷伯，他是清朝廩生，教國學的。他一般不輕易教人，教我時已經六十多歲了，他的夫人年紀很大，一直拿個拐杖，不大能行動，家里好像也沒有孩子，兩個人都由保姆照顧。我父親和他熟，可能是因為父親的關系，他教了我兩年多。我那時候《孟子》都已經讀過了，所以他教我《左傳》，到現在有一些《左傳》的句子我還可以背。我每天都到他那里去，他就把書拿出來，打開放在桌子上，也不看，就背書，講到值得注意的地方就說：“哦，這個地方值得注意。”就是提示你這里有文章可以做。還有一位老師叫錢栗盂，教數學和英文，也是很有水平的，他教我也是跟我父親熟的關系。兩年多時間的學習，英語、數學進步很快，國文則大大進步。

我們家里閉塞得很，一般不讓出去，就在家里面讀書。所以小時候除了上課讀書，也沒有什么其他的活動。家里生活還可以，衣、食、住、行方面我向來不大講究，住的地方總是搬來搬去的，搬了好幾個地方。很早的時候我們住過馬山埠（莊存與故居），兩年前我還到那邊去看了一下，現在已經是個旅游景點了。

湯志鈞先生近照

二

后來唐文治先生（1865-1954）辦了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我父親是唐先生的學生，見我國文基礎好，就叫我到他的學校里去讀書。入學的時候要做一篇作文，兩個題目可以選擇，《通天地人為儒論》和《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趨勢》。我只關注國學，只曉得中國的古文，世界大戰我也不懂，就選了第一個題目，結果就考取了。

當時學校在今天的陜西南路、陜西北路附近，在租界里面可以教書。因為無錫國專曾經在廣西，所以廣西、廣東的同學很多，一屆學生有一兩百人。我當時在班里是最小的，最大的已經三四十歲了。一年級是“通”的，二年級開始分班，有哲學、史地、文學三個班，每個班五六十人。我本來要選文學的，那時候都是寫文言文，但有個同學根本不讀書，就是在外面跳舞、玩，但人家文章寫得很好，我寫不過他，所以就進了歷史專業。我小時候一直好勝。

那個時候唐文治先生70多歲了，已雙目失明，講一口太倉話，廣西、廣東的同學都坐在后面，根本不聽，因為聽也沒有用，一句都聽不懂。我是常州人，離太倉不是太遠，所以能聽得懂，就坐在第一排。唐先生講課也沒有系統，想到什么就“啊啊啊”地講，有一個叫陸修祜的助教給他做翻譯。他當時主要講十三經，講課并不生動，跟呂思勉先生不能比。

剛進無錫國專時，呂思勉先生給我們上了一整年的課，講《左傳》。呂思勉先生教書是很認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國的古書很多都背得滾瓜爛熟，記憶力很強，講到什么地方就背到什么地方。上他課的學生不是太多，有些學生覺得他講得太深，聽不懂。我都能聽懂，因為我《左傳》很熟，很多都背得出。他那個時候50歲，是學術的巔峰期。

呂思勉先生字“誠之”，他待任何人都很認真，人品好得不得了，誠懇得不得了。我有時候到他家里去，他很高興，總是熱情招待，請我飲黃酒，講“山海經”。我講話的時候他向來不插嘴，認認真真聽完后再發表意見。他在上海住過好幾個地方，有一個地方離我比較近，我那個時候經常去。他家里有個女兒，比我年齡大，也去世多年了，叫呂翼仁。他也有兒子，但早就去世了，所以他說“三世單傳，自我而絕”。

呂思勉先生信函

周谷城先生教書隨心所欲，高興講什么就講什么，也不是很認真，只帶個小字條做參考。有一天紙條忘帶了，東找西找找不到，因此就開始亂七八糟地講，講呂不韋，講講笑笑就完了。他和毛澤東是同鄉、同學，很要好的，毛澤東也是稱贊他的。他人長得并不難看，也很愛裝扮，要穿好衣服。日本人在的時候，家里沒錢了，他也要穿較便宜的布料做的西裝。抗戰勝利了，情況好轉了，他的書印了好幾百本，稿費有了，他高興得了不得，買了好幾套西裝，他喜歡跳舞，夫人也跳得好，所以衣服穿得很漂亮、講究。

周予同先生講經學史，講得很好，上課規規矩矩的，不像周谷城先生那樣隨便。周予同先生后來的一些文章是我寫的，一共七篇文章，很有影響，署了我們兩個人的名字。不過這點他不隱瞞，他說：我和湯志鈞合作的文章都是他寫的，我就是改改標點。

后來周予同先生跟我講，他去過梁啟超先生的辦公室。那是“五四運動”前后，他是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前身）的學生，梁啟超在那任教。梁先生在北京有兩套房子，周予同去他家里，剛好來了客人，梁啟超就去接待了。周予同乘機悄悄地鉆進梁先生的書房，想看看他讀什么書、怎么做學問。書房的地上到處都是書，東一捆西一捆的，他也沒有什么札記、卡片，就是把書翻開來放在地上。梁啟超先生做學問很認真的。

周谷城、周予同先生對待學生都很好，很誠懇。呂思勉先生特別受學生歡迎，呂先生一個是誠懇，第二個是認真，是老師里最認真的，任何一個小問題問他，他都給學生寫一篇文章回答。當時都是用毛筆，他字也寫得很好，有些我現在還保留著。

我在無錫國專上學時沒聽說過“國專三杰”（編注：王蘧常、吳其昌、唐蘭），這是后來的稱呼。唐蘭我認識的。吳其昌我不熟，他是梁啟超的學生，也教過我。王蘧常印象還蠻深的，他是教務長，但他不大來學校。王蘧常對古書也是很熟的，他講《論語》《孟子》，講標點應該標在哪。他個子矮，閉著眼睛慢慢地講，好像老學究一樣，搖頭晃腦。他穿中式服裝，還要套個馬褂，很講究。王蘧常字寫得好，“章草”沒有人寫得過他。

王蘧常先生信函

當時錢仲聯的課最多，因為他是專任的，周予同、周谷城都是兼任的，他們還在暨南大學講課，暨南大學和無錫國專都在戈登路（今江寧路）上。錢仲聯教書一口常熟土音，很多同學一句也聽不懂。他學問很好，有的古書他都背得出，寫文章快得很，文章也寫得好。夏承燾我也聽過他的課，但是聽得不多，因為他是教宋詞的，和我關系不大。他教書并不好，也是一口常熟話。

許國璋那時候還是助教，在無錫國專教英文，教得很好，但有的學生不聽，對英文不感興趣。我那時候天天讀英文，因為英文這個東西，不讀就會忘掉。我對許國璋印象很深，他教書喜歡跑來跑去，從第一排跑到最后一排，轉來轉去，跑跑講講。那時候他還沒名，后來去美國留學就很有名了。他比我大不到十歲。

我當時住在我姑母家里，在租界里面，她家里經濟條件很好。姑母的兒子、我的表兄程中行當過中央日報社社長，他中文很好，年齡比我大好多，他的女兒和我一樣年齡，后來他和家人都去了臺灣。

那時候的四馬路、現在叫福州路，有很多專門是賣書的書店，一有時間都是到那里去買書看書。大大小小的書店，舊書店很多，有的舊書又好又便宜，就是要自己做好選擇。

除了看書，我好像也沒有別的什么愛好。后來經常去鴻英圖書館，館長叫蔣竹莊，他也是一個比較有名的常州人。圖書館離姑母家很遠，但是我每天都去，那個時候公共汽車很少的，都是電車，電車價錢很貴，我一般都是走路，要走一個小時。早上很早就去，中午到吃飯時間再走回來，下午就不去了。

三

我在無錫國專讀到1941年，1941年到1945年回常州教書了。當時常州淪陷了，城里日本人管得很嚴，有的要你鞠躬，有的要你敬禮，有的要拿良民證給他看一看，氣死我了，我不高興在城里，農村日本人管不到。經一個周姓同學介紹，我去了離常州城40里的一個農村學校教書，這里是他的老家，沒有日本人來過。

教書的學校是一個類似中專的學校，人不是太多，但也有100人以上。我所有年級都教，教語文、歷史，四書五經也教過，地理、英文也教過，還教過自然科學的課。我當時年紀很輕，才18歲，有的學生年齡比我都大，所以我就冒充自己24歲。

1945年，“8·15”日本投降的時候我還在常州鄉下教書，是從報紙上得到的消息。日本投降后各地都有游行，熱鬧得不得了，我的學生們都到城里面去游行了，我沒去，但我支持他們去。

抗戰勝利后我就回到上海繼續讀書了，因為之前的書沒讀完。先到復旦，沒有多久又回到無錫國專了，幾年前任教的老師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呂思勉先生還在，周谷城到內地去了，周予同回家了。

復學期間，我和同學郁慕云相識，后來她成了我的愛人。我當時22歲左右，她比我小兩歲，20歲多一點，她比我低幾屆，是學文學的。當時郁家在上海是很有名的，上海有幾條弄堂就是她家的，有幾十戶人家，現在這幾條弄堂還在。他們家原來是做生意的，抗戰后她父親不做生意了，開了一個“郁良心堂”，與上海話“有良心”諧音，專門做慈善。他們家是大資本家，但是做了很多善事，修路、做慈善，捐了很多錢。她父親有四個男孩，帶了兩個到臺灣去，兩個留在大陸，后來有一個到美國去了，所以大陸就剩一個兒子。他們是1948年去臺灣的，沒有想到去了就不回來了。郁慕明是我的小舅子，他是被帶到臺灣的郁家小兒子。

1992年6月13日，湯志鈞與夫人郁慕云，攝于日本立教大學

那時候我家里面很窮，要自己想辦法維持生活，她家里面很有錢。對于我們的婚事，我家里沒有反對，我爸爸不管我的。她家里面開始是反對的，但是她和我感情很好，這個就很不容易。她父親沒有辦法，看看我還可以，就讓女兒嫁給我了，沒有嫌我窮。她父親為人其實挺好的，就是有很濃的傳統思想。1947年我們結婚，其實在那之前已經認識好多年了。

結婚后我們就回到常州教書了，我在常州第一中學，她在常州第二女子中學，離得不遠。我們的四個孩子都是在常州出生的，她除了教書還要管家務，家里四個孩子要帶，很忙，所以她班里學生的作文卷子都是我改的。她帶兩個班，100個學生的卷子，我一個晚上不睡覺就改完了。過去改作文不像現在，作文卷是要有批語的，這個文章怎樣怎樣，寫批語。除了在常州第一中學里面教書，我還在其他中學里兼課，所以在當地來說收入還算可以，我們還雇用了保姆。

那時候學校里有一架鋼琴，放在那里也沒人用，我高興的時候就彈彈，彈抗戰曲子《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我的琴彈得蠻好的，左邊右邊都可以，兩個手交叉也會，不過不教書以后就不大彈了。除了彈琴就是看書了，看《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之類的中國古典小說，再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的著述看得多。

教書之外，我樂在自己高興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戊戌變法搞得比較多一點，我一直對這個有興趣，家里還有一些莊家留下的資料和書。但那時要備課、上課，沒有太多時間，只能晚上搞自己的東西，每天工作到凌晨一點鐘左右，早上還要很早起來。中午有休息的時間，我就跑到家里休息，睡到兩三點鐘，再回去上班。

1955年“反胡風運動”我受了批判，我那時候還在常州中學教書。受批判對我來說無所謂，我受批判好多次了，但這個可能是第一次。這次受批判是得罪了當時的校長，過去都要拍領導的馬屁，我們這個校長原來是小學教師，因為他是共產黨員，就來到中學當校長了。他教小學水平有限，給他提意見他不聽，我就和他吵起來了。我那時候年輕氣盛，沒有拘束，不高興我就提意見，他就記仇了，運動來了把我列為“胡風分子”。把我和胡風放在一起真是稀奇古怪，批判的時候我才知道胡風是誰，之前根本不知道，居然也能扯上關系。

呂思勉先生歡喜養貓，生了小貓要送人，就給我寫了封信，信上說要“尋找可靠的人家”，結果這句話讓人家注意了，指責說什么叫“可靠的人家”？什么關系？哪個黨的？真是“欲將其罪，何患無辭”。呂思勉是一個好先生，也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先生，他一輩子就是教書，運動來了，連呂先生都懷疑。

四

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成立，要招聘專家。當時我自己做經學研究，已經出了《戊戌變法史論》（上海群聯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我就不管自己是不是專家，把寫過的文章寄給招聘委員會，結果通過了。本來要去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結果上海正在籌建一個經濟所、一個歷史所，我一個中學教師，就這樣到了上海。我愛人也一起過來了，她在歷史所做了十年臨時工，沒有轉正，沒有正式編制。她脾氣是非常好的，一直在資料室整理圖書、編目錄，很耐心。

當時上海文化領域的最高領導是李亞農。一開始我對李亞農的印象不好，是因為招聘時的面試。他招聘的時候跟我說，清朝人都到五十歲才出書，你三十歲出什么書。我想清朝人五十歲出書跟我有什么關系？我三十歲出書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對他很有意見。當時不知道我的第二本書《戊戌變法史論叢》還是他介紹出版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問他，他說湯志鈞的稿子好，就這樣出版了。當年出書很嚴格，他能幫助的就盡量幫助，這個人人品好。

李亞農是老黨員了，他和陳毅是老鄉，關系很好。他在日本被關押多年，后來去搞考古的東西，因為在監獄里面旁的干不了，考古的東西日本人不懂，他就專門研究考古，研究甲骨文。回國以后，大概三幾年、四幾年就到新四軍去了，他會日文。

由于長時間坐牢，李亞農經常頭痛胸悶，他有一個習慣，每天天不亮就要坐小汽車出去兜個圈子，人家就批評他利用公家的車子到外面游山玩水。他說他不兜一圈上不來氣，去外面兜一圈氣就通了，看來他的病痛是多么嚴重。因為身體不好，李亞農脾氣很大，有的人他不高興見，連眼睛也不抬，不接待；人家要是麻煩他，他不高興，說話就陰陽怪氣的，有時候說罵就罵。李亞農一直在家里養病，就掛個名，到歷史所只來過幾次，認識他的人沒幾個，除非到他家里去過。

李亞農不管事情，具體事情都是副所長徐侖負責。他是一個蠻好的老黨員，是地下黨，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徐侖看見李亞農很是害怕，動也不敢動，我看著有趣。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剛建所時研究人員一共就四五人（除領導和行政人員）：方詩銘、楊福根、洪廷彥和我。方詩銘一直在歷史所；楊福根在日據時期做過小學校長，所以后來所里不要他了；洪廷彥是周谷城的女婿；歷史所的書記是奚原，他是老革命。其他行政人員也很少。后來奚原和洪廷彥到北京去了，就沒有聯系了。

楊寬和我一起共事時間最長，有二三十年。他是呂思勉比較出名的學生，歷史所建所的時候他就在，是兼職副所長，后來到復旦去了，之后又去了美國。楊寬是個書呆子，我和他到四川去開會，要待一個多月，我帶了200塊錢，他就帶了20塊，那時候我工資比他低得多。他也不是小氣，就是不懂得市面行情，兩耳不聞窗外事，外面的東西他什么都不知道。看到了書想買又沒有錢買，還是我借給他。楊寬每天就是看書、寫東西，他不講究，就在練習簿上寫文章的底稿，但他文章寫得很快。

那個時候剛剛建所，李亞農要買書，籌建資料室，向有關部門申請經費。有人向他提反對意見，李亞農說“我要看！”人家嚇得不得了，馬上給撥款。當時撥了好像是兩萬塊錢，相當于現在的幾百萬，就由我和楊康年負責找書、買書。

上海有一個文物倉庫，解放以后國民黨的官僚都逃跑了，家里的書被抄走，收集起來就堆在那里，有好多書，公家來買，都不要錢。特別是從李鴻章后人那抄來的，因為李鴻章的家在上海，他自己的藏書都在里面，起碼有幾十部《李鴻章選集》，都是一樣的，是自己印出來沒有來得及送人的。過去都是自己花錢印書，用來印刷的木版都是自己雕刻的，《李鴻章選集》的木版就在里面，后來“文化大革命”時被劈掉了。

文物倉庫多少年沒有人去過，鋪滿灰塵，臟得不得了，每次回到家我愛人都責備我。我們先前的時候有三四個人一起去，方詩銘去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去了，因為是灰塵太大。后來就變成我和楊康年兩個人去了，楊康年工作熱心，他不怕臟，中午也不要休息，我們一個禮拜起碼去兩三次，去了好長時間，現在歷史所好多書都是我和楊康年挑的，挑出來的書放在一起，再叫卡車拉走。楊康年也是無錫國專畢業的，是我愛人的同學，他讀書很多，對圖書版本很熟悉，可惜已經去世了。

在文物倉庫，我挑了很多洋務運動的書，可能是最完整的了，木刻本的，都已經挑出來包好了，放在倉庫里準備以后再來運走。結果要“三夏”（夏收、夏種、夏管）勞動，我們就下鄉了，回來以后發現那么多書沒有了，他們不懂，把這些書當很便宜的舊書賣掉了，可能因為我們已經打包好了，比較好拿。

四馬路的舊書店、舊書攤我們也常去，主要買歷史方面的書，買了好幾百部古籍，楊康年對版本很熟。《宗方小太郎日記》就是從上海的舊書店買到的，宗方小太郎是日本人，在中國寫了很多東西，很多是其他人沒有講過的。

莊大久的手稿也是我從常州收來的，我和我的舅父一講，他就給我了，歷史所大概就花了100塊錢。有兩大柜子書，柜子很精美，就連柜子都給了。這些材料現在還在歷史所資料室里，不少手稿都很珍貴。

我買的書有的徐侖不滿意，他覺得沒有意思，我說你怎么知道沒有意思啊？看看就有意思了。我和徐侖關系很好的，他脾氣不好，會罵人，也因為買書罵過我，但他有一點好，罵得過分了會主動和你打招呼，他罵我的第二天見面就給我敬個禮說，對不起，我昨天把你罵走了。徐侖還有一點好，很大方，你和他一起到外地出差，所有交通費、伙食費都是他給，你要是幫他付，他還罵人。徐侖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是都是香煙燙的洞，沒一件衣服沒有香煙洞，他也不在乎。徐侖平時也不太注意衣服整潔，高興的時候抖一抖身上的灰就算清潔了。他們家很大，他住在樓上，天天出門都拿一個很大的包，帶著書，蹬蹬蹬蹬往下走，樓梯扶手也不扶，摔了不知道多少跤。后來他夫人恨透了，叫他住樓下，不準他住樓上了。

在歷史所，從1958年起，我還參與編了《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這四本資料書的編集，原始材料就是報紙、雜志、書、手稿等，很多資料都是上海圖書館的。上海圖書館的館長顧廷龍和我非常要好，我在無錫國專的時候，他也在上海讀書，我到上海圖書館看書就和他認識了。我們經常聯系，他發現了什么東西都告訴我，像汪康年的手札，我老早就看過了。趙鳳昌札記最早也是我看到的，他是李鴻章的幕僚，和晚清重臣有好多通信，包括他自己收藏的書都在里面，最可貴的還是那些來往的信。這些材料后來給北京知道了，就把它們全部調到北京，我后來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時，由于趙鳳昌是辛亥革命中非常有名的人物，我又跑到北京去，委托北京把這些史料抄到上海來。

顧廷龍雖然年齡小，但他是顧頡剛的叔叔，小叔大侄。他也是顧頡剛的學生，住在他家里。顧頡剛是一個非常誠懇的學者，很有學問的，有點口吃。他經常來上海，我通過顧廷龍認識了他。顧頡剛先生收藏的書籍等非常多，解放初期，他要全部贈送給上海，希望上海能給他一個藏書屋，把這些收藏放在一起，就像小圖書館一樣，但上海沒有同意。結果顧頡剛就把藏品全部帶去北京了，一個火車車廂的書，包括他祖先收藏的書。

顧廷龍先生信函

五

1957年至1959年，我和李澤厚關于《大同書》的爭論其實沒什么了不得的，但學術界為此爭論了幾十年。李澤厚發表論文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誰。我們爭論的焦點就是《大同書》，首先要把《大同書》的寫作年代、怎么寫的、后來怎么變化的弄清楚。他是搞思想的，不是搞考證的，研究的東西當然不一致。一個人的思想是有變化的，后面的思想放在前面去講是不行的，康有為就犯了這樣的錯。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過一句話：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這句話《毛選》里面有，印象很深，受到人們的關注。

我和李澤厚后來還見過面，有一次我們坐在兩個沙發上休息，我坐在這邊，李澤厚就在另外一邊，有個日本學者叫狹間直樹，他趕緊拍了一張照片，日本媒體還給報了出來。

1957年“大鳴大放”我也提過意見，但是沒當上“右派”。那時候歷史所能寫文章的人不多，我還能夠寫一些出來，所以要我寫作，不給我“右”。所里有好幾個“右派”，有兩個是因為被查出來給國民黨做過事情，就給調走了。

過去的事有時有些稀奇古怪的。徐侖過激的話也有，反“左”的話他也敢講，但他也沒劃成“右派”，他是老革命。李亞農說話也有過激的，買書的時候他說“我要看”，換其他人就不得了，肯定是大右派了，但是哪個人敢說他？右派就右派，后來又“地、富、反、壞、右”，“右派”變成反動派了，簡直莫名其妙。

“文革”一開始，周予同就被打倒了。我跟他一起寫過文章，所以第一批就輪到我了，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和我一起挨批的還有楊寬。我們副所長叫沈以行，歷史所的“文革”就是他領導的，很“左”。他看我的文章，內容也看不懂，就從政治上批我。我不買賬，我說你把文章看懂了再講。

徐侖名義上還是副所長，但是沒有權，他曾被國民黨關進監獄，說他是“叛徒”。沈以行也批他，但是徐侖不在乎，照樣睡他的覺，別人批斗著他就睡著了。后來我問他，怎么說你是反動？他說我睡著了，我沒聽見。徐侖被打得很厲害了，他也不吭聲，很堅強。

還有一個歷史所黨組成員叫程天賦“文革”時自殺了。她是個非常好的老共產黨員，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和江青認識。她和江青從四川到上海，兩個人一起坐車到延安去，在路上江青講了很多自己的事，那時候江青還沒有和毛澤東結婚呢。后來江青飛黃騰達了，“文革”的時候派人來要抓她，程天賦害怕就自殺了。

當時歷史所已經有二三十個人了，但是打掃衛生的、管圖書的、辦公室的人多，做研究的不多。歷史所沒有學生，也沒有自己的紅衛兵，都是別的單位跑來的。紅衛兵都是些年輕人或小孩，很幼稚，被人利用來造反。

我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貧民”，因為原來常州的房子被燒掉了，沒有財產，劃成分時就好一點。岳父去了臺灣，這早就向組織交待了，不交待人家也知道。我們和臺灣始終沒有通信。愛人郁慕云因為這件事也受到沖擊，但沒有我受的沖擊嚴重。

歷史所也有造反派，管理我們這些“牛鬼蛇神”，讓我們打掃廁所。還給我帶紙做的高帽子上街游行，高帽子是白色的、很高的，寫著“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湯志鈞”。

我那時住在延安西路，里弄里的造反派也讓我打掃衛生，一個星期有幾天要去清掃陰溝，跟那些“地富反壞右”一起干活。造反派們都是鄰居，住得很近，有個管我的蘇北人，看到我就喊：他是“右”，他是“右”，他以為我是“右派”。“文革”以后他看到我來來往往都有汽車接送，眼睛都直了，不一樣了，他看我，我也在車里看他。

“文革”時候白天就是勞動或者批斗，也沒有地方用腦筋。勞動休息時我就打瞌睡，把精力都留在晚上，讀書、寫作到天亮，想到什么就寫什么，寫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札記，“文革”后再拼湊整理出來，《章太炎年譜長篇》就是那時候寫的。札記要藏起來不給紅衛兵找到，被人看到了還要受批判。有些東西他們也看不懂，不知道我寫的是什么，只能嘴上說說我頑固不化，專搞封資修，走“白專”道路之類的話。

后來我們被下放到奉賢的“五七”干校，上海文化系統的人大部分都在那里。奉賢是鹽堿地，不怎么種得出東西，但是非要在那種地。我挑糞很起勁，那時體重也就一百零幾斤，但力氣大得很，可以挑動一百斤的大糞。旁人都是兩個人挑一桶糞，我一個人挑，要挑好幾里地，挑挑停停的。干活我也要強，拼命干，結果把身體搞壞了。我們吃不到肉，每天就是稀飯，青菜放點鹽，也沒有油。種地實在辛苦，弄了很多農藥、糞肥，最后也沒長出多少東西來，那時候的苦都是人為的。

在“五七干校”我和顧廷龍關在一起。顧廷龍年齡大了，不能勞動了，就在里面管理圖書，圖書館的人有些圖書的問題還得請教他，他是好人，所以人家也不大欺負他。在干校我就和顧廷龍熟悉，其他人也怕和我接觸，怕惹麻煩。

奉賢農場之后我又到了一家造紙廠做了一年多工人。造紙廠離家不遠，但是這個勞動很苦很累，還要三班制。半夜的時候上班最苦，很臟很亂，攪紙漿那幾分鐘累得要死，又熱又重，味道還大，工人們稱作“戰高溫，奪高產”。這一階段，不是當農民就是做工人，亦工亦農，勞動改造。

我當時有一個很好的同鄉朋友，畫家謝稚柳，他是專門研究宋史的，比我大十歲，我們建國前在上海認識的，他一直在上海博物館工作。“文化大革命”時沒有地方讀書了，學校里不讓教，但私下可以教，他就叫他兒子謝定琨跟我讀書，一個禮拜來一次，一次來半天，學四書五經。那時候沒有課本，我就以口授的方式教了他幾年。后來他考取了華師大歷史系，再后來去美國留學了，之后又回來了。謝稚柳也受批斗，因為他字寫得好，畫也有名，找他的人很多，所以他不怕，但是斗還是斗的，斗得比我厲害，帽子也是“反動學術權威”。

王仲犖先生信函

六

“文革”期間，市里專門組織了一些專家在復旦大學，開設章太炎著作學習班，后來還有一個工農兵學習班，我就和楊寬一起在復旦當學習班的導師。創立復旦史地所的譚其驤當時也在，我們建國前就認識，很熟很熟，他比我大十歲。譚其驤規規矩矩地搞學問，雖然也被批斗，但從歷史地理中找“封資修”不容易，而且由于國家需要，他批斗挨得少，“解放”得比我早，相對少吃了一點苦頭。他比我更不關心政治，什么事情“哈哈哈”就完了。復旦歷史地理需要他，對他特別優待。我們都倒霉的時候，還能有一間辦公室，還給了他一個燒煤球的火爐，煤也給供應，冬天很冷，我就到他辦公室去工作。

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的時候很難受，覺得中國沒有希望了。周總理在的時候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有一個朋友聽說周總理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大地上，稱贊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我們都很贊成。

毛主席去世的時候也是難受的，但和周總理去世時是兩樣的，對周總理和毛主席的感受還是不同，主要是因為江青。那時候我們還“早請示晚匯報”：“湯志鈞，先向毛主席請罪。”房間里掛著毛主席照片，我就向毛主席鞠三個躬。真是封建啊，向毛主席鞠躬他也不知道，但“文革”時就是這樣。

“文革”后期，1971年5月，我被調回歷史所了。北京的領導找到我和上海師范大學的張家駒，做《宋史》的點校工作，擔任“通讀”，做了好幾年，“文革”后還校了一些，最后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我不是做宋史的，所以要看大量的材料，做這個工作有一個好處：什么書都可以借，宋史之外還可以借其他書看。

“文革”之后，我的待遇稍許高了一點，1981年當了歷史所副所長。主任也好，所長也好，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搞科研。

1980年代的時候我就去日本做學術交流了，第一次去了半年，是島田虔次等日本學者通過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的。島田虔次很有名，我跟他“文革”之前就認識了。他有本書找了幾十年都沒有找到，我在上海圖書館幫他找到了，是一本很厚的清朝線裝書，他高興得不得了。島田虔次的家在東京，家里有很多藏書，他去世后家人把這些藏書都捐給了國家，結果日本說這些書沒有地方放，最后都送到韓國去了，真是豈有此理。

狹間直樹是島田虔次的學生，他是京都大學的。我和他很熟的，他家在京都，邀請我到他家里做客，住過幾天。

島田虔次先生信函

日本的幾位學者都會中文，有的會講，有的會寫。日本學者搞學問很認真，不過我看他們有時候很古板，有時會鉆牛角尖，凡事都要搞到底。有些東西是不要搞到底的，搞到底不就沒東西了嘛。

當時日本的學術環境當然比中國好，借書方便，自己就可以去書庫找，管理員態度也好，圖書館條件也好，有非常安靜的閱覽室，不用把書提回家，在那看就好了。我在那愛看什么書就看什么書，主要看國內比較少見的書，線裝書看得多一點。

我還在哈佛大學待了兩個月，在哈佛主要跟孔飛力教授接觸，他那時候已經是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了。孔飛力很認真，很穩重，他的中國話講得還不錯，中文寫得也可以，我們用漢語交流沒有問題。總體上講，美國學者沒有日本學者那么固執守舊，他們的視野比較開拓，具有世界性。相比之下，那時的中國學者對外國情況還不大了解。

唐長孺先生信函

蘇聯的齊赫文斯基是個“中國通”，他還當過駐中國大使。齊赫文斯基是搞康有為研究的，他知道了我和李澤厚關于《大同書》的辯論，就通過歷史所找到了我。我們很早就認識了，“文革”前他送我一盒巧克力，酒心的，分給小孩子吃了，結果“文革”時還成了一項罪名，說我私通外國人，遭到批判。當時單位里有人看見我有巧克力，心里不平衡，就把我舉報了。

1982年我開始編《梁啟超全集》，當時當然想不到要編30多年。我有個關系很好的同事吳乾兌，他的學問非常好，我們一直在一個辦公室工作，后來給我一個所長室我也不去，我就和吳乾兌在一起辦公。我當領導后有電話了，他也方便，我不在都是他替我接電話。吳乾兌的愛人倪靜蘭是北大外文系畢業的，學問也很好，也在歷史所，《上海法租界史》就是她翻譯的。吳乾兌和梁從誡是好朋友，他們是北京大學的同班同學，后來研究生又是同班同學，都是北大歷史系的，所以我和梁從誡也見過好幾次。

在編《梁啟超全集》的時候，我到日本的圖書館查資料，看到沒看過的資料就用鋼筆在稿紙上抄下來，整本書整本書地抄，當時也沒有復印，很多材料就是這樣手抄下來的。有些個人收藏我也看了，像島田虔次、狹間直樹家里的藏件，我也抄了一些，放在《全集》里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也是，看到康梁的東西都抄錄回來，尤其許多國內沒有的報紙、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