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建立，以及此后圍繞詹姆斯敦展開的白人在北美拓殖的故事，無論是充滿殘酷斗爭的流血沖突敘事，抑或是借助印第安女子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而進行的浪漫的神話制造。這都可以談得上是講述美國歷史故事開端的一種方式，從北美的原住民展開此后的歐洲白人歷史敘事。對于歐洲白人在北美建立永久殖民地，以及不斷地尋求獲得土地，印第安人并非毫無異議的。印白關系的敘事更多的并不是波卡洪塔斯那樣的和平與溫情脈脈，而是各種沖突。北美殖民地上充斥反抗白人的印第安人異見者，美國歷史學家拉爾夫·楊（Ralph F. Young）就認為美國的歷史從一開始就是“異見”的歷史。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種族的、文化的等異見塑造了美國歷史。我認為，也正是這種種的異見使北美殖民地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多元性特征。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說，17世紀是從16世紀歷史初步變化轉向18世紀的激進變革的過渡時期，如果說18世紀是一個理性時代，17世紀則是一個信仰時代。17世紀是舊世界改變新世界的時期，18世紀是新世界推動舊世界改變的時期。歐洲人對新世界的“發現”和宗教改革使人們認識到，當人們與日復一日的現狀決裂而采取行動去創造新事物時，事情就會發生變化。有一種力量被釋放，創造了一種有利于獨立思考的氛圍；并創造出一種觀念，那就是個體必須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哪怕這觀點違背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也得順其自然。故而，“在新世界的自由空氣”中，那些早已在舊世界的新教改革中大放異彩的力量，也立即在新世界被接受并深深地扎根。

正是異見在某種程度上使北美殖民地得以組成為一個國家，這種異見是對母國的反叛。同時，這種異見也是在更大語境中對母國傳統的繼承。都鐸王朝時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為了與信奉天主教的首任妻子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離婚而不惜與羅馬天主教庭決裂。對亨利個人來說，與羅馬教庭決裂不過是結束第一段婚姻，開始第二段婚姻。但對英格蘭而言，則意味著英國國教（Anglican Church）的建立，此舉也形成了近代英國宗教異見（religious dissent）的傳統。17世紀初的宗教異見者拒絕接受英國國教，所以，他們跨越大西洋，來到北美建立了普利茅斯和馬薩諸塞灣殖民地。這個白人不斷跨越大西洋的時代也是異見者不斷產生的時代。而作為“異見者”的清教徒在北美建立起自己的“藩籬”（perimeter fence），使他們與其他異見者隔離開來。

清教的異見者

清教徒是宗教上的異見者，他們來到新世界，并不是為了“宗教自由”的崇高事業。馬薩諸塞灣的清教徒會眾所追求的是實踐他們所認為的唯一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對所有宗教的寬容。他們也不贊成宗教寬容，特別是當那些進入新世界的人在宗教信仰上惺惺作態很快被發現之后。那些與海灣殖民當局有異議者很快也發現他們自己也被排斥和放逐。馬薩諸塞灣的異見者是殖民地的第一批異見者，而且主要是宗教異見者。宗教異見者在精神層面上追求平等，這種追求構成了權威的挑戰，他們逐漸成為美國性格特征的塑造者。

其中最著名的異見者就是羅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威廉斯在1631年來到北美，成為塞勒姆教堂的牧師。他甫至此便呼吁將新英格蘭的公理會與英格蘭國教完全分開，并且警告說，如果馬薩諸塞的人民不這樣做，上帝會懲罰他們，彼時，清教徒還不想脫離英格蘭教會。清教徒只想改革教會，但怎樣能從教會外部進行改革？威廉斯聲稱查理一世沒有土地所有權，那么對馬薩諸塞灣特許狀的授權就是無效的，這片土地屬于印第安人，此舉進一步激怒了清教徒。這一點是對移民獲取土地的要求和契約有效性的挑戰。接著，威廉斯還呼吁宗教寬容，政教分離。他堅稱，世俗部門無權監管人們的信仰，也無權執行或懲罰違反十誡的行為。起初，地方治安官試圖說明威廉斯放棄他的“異議”，但威廉斯拒絕。1636年，威廉斯被驅逐，他在納拉甘塞特（Narragansett）印第安人那里度過了那年冬天，并且從他們那里購買了土地，建立了普羅維登斯殖民地。1644年，他前往倫敦，取得了一份殖民地特許狀，后來稱為羅德島，從而使他對該殖民地具有了合法的權益。回到羅德島后，他進一步闡發了他的理念，重要的一點是他認為必須改革殖民地文官制度，殖民地官員也必須改變自己觀念，他們作為市民社會的官員，有權制止篡奪者的暴力行為，但他們并不是作為教會的成員這樣做的。

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里，隨著殖民地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和多元性，威廉斯提倡的寬容和政教分離逐漸成為18世紀政治話語的基本組成部分。在美國憲法批準后不久，威廉斯所提倡的這些原則被視作自然權利，體現在第一修正案之中。

新英格蘭地區的另一位異見者是安妮·哈欽森（Anne Hutchinson）。她是追隨約翰·科頓（John Cotton）來到新世界的，后者是殖民地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清教徒牧師之一。到達波士頓后不久，哈欽森就開始在家里舉行周三晚間聚會，在這樣的聚會上，她會為那些無法參加上一次周日禮拜的婦女總結和分析布道詞。哈欽森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女性，她從研究神學中形成了自己更為精妙的觀點，并且也不是那種順從的家庭主婦，她無所畏懼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也毫不吝惜地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使這樣的聚會充滿活力，很快成為波士頓最受歡迎的活動。很多婦女（后來還有男人）開始來到她的家里，于是逐漸形成了每周的聚會。這種聚會由于是解說布道詞，供大家討論，也被視為北美殖民地最早的讀書會形式。不過，后來也出現一些問題，哈欽森開始批評約翰·科頓在波士頓教會的同儕約翰·威爾遜（John Wilson），指責后者鼓吹通過善行才能得救。哈欽森堅信，約翰·科頓的布道與加爾文主義的觀點是一致的，信仰即可得救。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哈欽森對威爾遜的批評愈演愈烈，而且她通過參加其他教堂的禮拜儀式，也開始指責這些教堂的行為。到1636年夏天，她甚至聲稱，在海灣殖民地的所有牧師中，只有約翰·科頓和她的姐夫約翰·惠萊特（John Wheelwright）是在宣揚恩典之約。她認為，善行永遠不會導致拯救，只有通過潛修才能救贖罪惡。這也是清教徒們廣為爭議的悖論之一：如果救贖僅僅通過信仰而來，如果一個人注定能在天堂獲得永生，那么不管他是如何有罪或是多么虔誠，一個社會如何使人們按照善行和道德法則生活？清教徒的回答是，善行是虔誠的標志，而哈欽森堅信，潛修才重要，一個人行為卻無關緊要。她的這一論點被認為是接近唯信仰論的異端：否認法律，并走向無政府狀態。

在一個期望女性屈從的社會中，哈欽森的堅決果敢加劇了她的困境。但是，不能認為性別是她被驅逐的原因，她被海灣殖民地當局是因為她相信上帝指引著每個人的德性。這一點對那些掌握著權力的人來說，就是無政府狀態。她也不是因為崇尚宗教自由而被驅逐，事實上，她對她的那些對手從不寬容。1637年，在對哈欽森的審判中，總督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和幾個地方法官、牧師們跟她辯論了兩天，她堅持要他們證明自己錯在哪里。實際上，她自己也拿不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出自經文，而只能說是“上帝與她的靈魂之間的對話”。法庭認為，如果直接啟示優先于圣經或法律，如何防止人們不依這種直接啟示而觸犯法律？爾后，哈欽森被驅逐出境。1638年，她和她的一些追隨者也前往納拉甘塞特灣，建立了沃里克（Warwick）和紐波特（Newport）殖民地。后來，為了遠離波士頓殖民當局的控制，她搬到新荷蘭殖民地，1643年，她和家人慘遭印第安人的屠殺。當大屠殺的消息傳到波士頓的時候，清教徒們認為這就是上帝對她異端觀點神圣判斷。

種族異見者

異見者哈欽森一家被印第安人殺害當然不是所謂“神譴”所能解釋的，它反映了英屬殖民地更深層次的經濟、政治沖突背后的種族異見。在整個17世紀，殖民地居民都試圖在母國的歷史根源中尋找依據，以建立法律和政府機構，這個過程出現相當大的社會動蕩、沖突，乃至政治叛亂。哪怕是在關系最好的時期，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也是日漸走向敵對狀態的。而殖民者們自身也存在嚴重的社會危機，產生種種不滿和怨恨，最終釀成騷亂。

殖民者在新英格蘭的擴張加劇了對土地的爭奪，導致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間的關系急劇惡化。1637年，為了抵抗英國人對康涅狄格和神秘山谷的入侵，佩奎特人（Pequot）試圖與其他印第安人結成聯盟。不過，在聯盟尚未完成之前，英國人在一個黎明時分對佩奎特村發動突然襲擊，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的殖民者和納拉甘塞特盟友包圍了村莊，沖進柵欄，將熟睡中的男女老幼殺死，并放火燒了村莊。受到驚嚇的人們四處逃散，殖民者則殘忍地舉槍掃射，又奪去數百人的性命。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英國人俘獲了幸存下來的佩奎特人，要么殺害，要么販賣為奴。佩奎特人的抵抗被證明是自殺式行為，從此也不再是英國人擴張的障礙。

英國人還試圖通過基督教皈依的手段，破壞印第安人的傳統和宗教信仰。17世紀四十年代，約翰·艾略特（John Eliot）牧師開始向印第安人傳教，還把《圣經》翻譯成萬帕諾亞格語（Wampanoag），并建立了“祈禱之城”，印第安人與白人相鄰而居，學習基督教教義和農業技藝。與此同時，托馬斯·梅休（Thomas Mayhew）和他的兒子也開始在印第安人中間傳教，他們與艾略特不一樣，并不試圖破壞印第安人原有的文化認同。到17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離開了新英格蘭地區，大約有2300人皈依了基督教。顯而易見的是，新英格蘭地區的印第安人必須竭盡所能才能避免滅絕，不僅是避免疾病和戰爭，還需要應對傳教士對他們的文化和信仰的破壞。白人和原住民之間的相互關系總是以破壞性的結果而結束，即使歐洲人認為他們是按照上帝的指示來轉化被他們視為“異教徒”的人。

1675年是新英格蘭地區印白關系的轉折點，這一年，萬帕諾亞格酋長梅塔康姆（Metacom）帶領其族人在新英格蘭地區進行了殖民地史上最大的反抗。這場反抗被稱為“菲利普王之戰”（英國人稱梅塔康姆為菲利普王）。如果說佩奎特戰爭是一場針對單個印第安族裔的信仰沖突，那么，菲利普王之戰則是一場范圍更為廣泛的戰爭，作戰的雙方是英國人和萬帕諾亞格與納拉甘塞特聯盟之間的沖突，具有種族戰爭的性質。當戰爭結束后，英國人對美洲土著人的態度更加強硬，種族仇恨進一步加強。據說，在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一個印第安人約翰·薩薩姆（John Sassamon）曾經向殖民者通風報信。薩薩姆因此被自己的族人處死，作為報復，白人殺了三個印第安人。此后不久，梅塔康姆領導聯盟對新英格蘭地區的五十多個定居點發動廣泛攻擊，連殖民者都震懾于他們如此高效。這個聯盟是有組織的，配備武器，并借著樹林和巖石的掩護采用伏擊戰術。不過，在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的幫助下，英國人占了上風。莫霍克人是紐約易洛魁最東端的民族，他們設法阻止新英格蘭地區的印第安人入侵他們的領土，因此，他們毫不猶豫地與殖民者結成了聯盟。說來有趣，最終還是莫霍克印第安人把梅塔康姆和萬帕諾亞格、納拉甘塞特的數個領導人抓獲的。他們處決了這些首領，并把他們的人頭拿到普利茅斯，戰爭由此結束。長達一年的戰爭造成的破壞令人震驚，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和殖民者被殺害，12個新英格蘭城鎮被摧毀。幸存下來的數百名印第安士兵和平民被賣作奴隸。

弗吉尼亞地區的種族異見者造成的沖突更加典型，對歷史進程形成的影響更加深刻。到17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弗吉尼亞地區的殖民者業已超過四萬，對土地的爭奪也漸趨加劇。隨著越來越多的移民契約期滿，他們日益對所獲得的土地感到不滿，認為不適合種植弗吉尼亞地區的主要經濟作物：煙草。由于大部分優質土地掌握在種植業主手中，期滿的契約農被迫遷往西部的山麓地區，在這些地方時常與印第安人發生沖突。殖民者認為，1646年殖民當局與波瓦坦印第安人簽訂的一項在白人定居點外授予印第安人專屬土地的協議對印第安人太過有利，應加在以修訂，以便開放更多的可耕土地給移民。他們對對那些占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富的種植園主深惡痛絕。1675年，當印第安人的敵對情緒爆發時，這種怨恨和憤怒也隨即爆發。這場騷亂始于一個叫多伊（Doeg）印第安人團體向一個定居者收取債務時與數名白人發生沖突。尋求復仇的白人在追捕多伊人時襲擊了一群同樣也渴望土地的薩斯奎漢諾克印第安人（Susquehannock），印白敵對關系急劇緊張。是年冬天，薩斯奎漢諾克人發起反擊，殺死了36個弗吉尼亞人。轉年春天，納撒尼爾·培根（Nathaniel Bacon）率領由邊疆人、逃跑的契約農和奴隸組成的烏合之眾反擊印第安人。總督伯克利（Sir William Berkeley）只想息事寧人，以防止戰爭造成經濟混亂。伯克利宣布培根等人為叛軍，派遣三百多名民兵逮捕他，試圖把他帶回詹姆斯敦接受審判。1676年的整個夏天，伯克利的軍隊都在試圖制服培根及其部下，而培根及其叛軍一直在屠殺印第安人，哪怕是表示友好的印第安人。此后，叛軍攻進詹姆斯敦，沒收了伯克利及其支持者的財產，并以破壞和掠奪其他殖民者財產的方式向周邊殖民地施壓。伯克利逃到東岸，在那里組織一支部隊，于8月重新占領詹姆斯敦；而培根的援兵趕回，包圍了詹姆斯敦，再一次迫使伯克利撤退到東岸。9月，培根將詹姆斯敦夷為平地，宣稱要把弗吉尼亞、馬里蘭和卡羅萊納聯合起來，與荷蘭人結盟，建立一個獨立的切薩皮克共和國。然而，不到一個月，他染上痢疾去世，伯克利卷土重來，恢復了控制權，23名叛軍被立即絞死。

這一事件被稱為“培根叛亂”，是美國革命前殖民地發生的最激烈的社會動蕩。這次叛亂暴露了人民對殖民地當局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對種植園主集團的強烈反感。一般的看法是，認為培根及其部下只是感到他們獲得經濟發展和政治權力的機會非常有限，所以拿起了武器。但原因不僅限于這些，隱藏在經濟問題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種族主義，雖然叛亂者中包括奴隸和自由黑人。精英階層幾乎占據了所有理想的土地，邊遠地區的定居者和印第安人都在爭奪肥沃的土地，導致土地迅速減少，激起白人種族主義的火焰。培根及其叛亂者都是異見者，他們試圖徹底變革殖民地的制度，但并不是為了實現自然權利和個人自由等理想主義目標，他們卷入的是一場經濟和政治權力斗爭。

培根叛亂最重要的影響是，它最終改變了切薩皮克灣殖民地中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密集型經濟模式。培根的叛軍由契約農組成——他們來自英國社會的下層階級，沒有資源，欠著到達弗吉尼亞旅費。掌控著殖民地的種植園主把這個階級、這些暴民視作潛在的麻煩制造者、反叛者和革命者，尤其是在培根叛亂后。因此，鎮壓叛亂后，殖民地當局決定，勞動力需求不再由低等的、沒有土地的白人來滿足，取而代之以非洲奴隸。與契約奴不同，這些奴隸完全由主人控制，永遠不得釋放、不會被武裝，也不可能想要擁有自己的土地，由于膚色原因，哪怕他們逃跑了，也不可能混在其他定居者中間不被發現。

培根叛亂不僅顯示了不同政見是如何塑造切薩皮克灣殖民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叛亂還揭示了不同政風的模棱兩可。一方面，這似乎是一場直截了當的階級斗爭——下層階級對弗吉尼亞貴族的反抗——但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場針對印第安人的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情緒的宣泄。這也表現出，種族主義是如何掩蓋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問題。叛亂者試圖伸張他們的土地權利，意味著削弱印第安人權利。但令人困惑的是，考慮到并非所有的叛亂者，包括培根本人，是真正的下層階級，這其實是一場企圖從弗吉尼亞總督伯克利手中奪取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權力斗爭。

跨大西洋的敘事

無論是宗教異見者，還是種族異見者，或者其他形式的異見者，異見者和關于異見者的歷史敘事是跨大西洋的敘事。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異見沖突與英國本土的歷史進展密切關聯，并且從英國內戰到“光榮革命”，表現為不同的層次和程度。上文所談到的異見者的故事實際上都離不開跨大西洋這個語境，另外典型的案例包括受到英國內戰影響的貴格派異見者和受到“光榮革命”影響的并圍繞特許狀問題的政治異見者。這些異見者的故事折射出北美殖民地的經濟、政治哲學，為美國革命奠定思想基礎，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查理一世迫使大量清教徒皈依英國國教，使其中一些人遷往馬薩諸塞灣定居，但大多數人仍然選擇留在英格蘭。17世紀三十年代末期，這些人控制了議會，在1642年，他們在奧立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帶領下拿起武器反抗查理一世。經過六年的英國內戰，國王被打敗并被送上斷頭臺。這可能是英國憲政史上最為怪異的事件之一。議會用斷頭臺上的鍘刀實現了對君主制的壓制。隨后是克倫威爾長達十年的專制統治，這個執政官死后，查理二世復辟，清教徒控制英國權力的十一年終結。

在英國內戰的混亂時期，宗教異見仍然增長。當時出現的一個不同派別是貴格派。他們的領袖人物是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他提出“內在之光”（Inner Light），認為，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探索來解釋原始教義，而無需通過牧師來解釋上帝的話。雖然福克斯的追隨者們將他們的組織稱為“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但英國人給他們貼上貴格派的標簽，意思說他們喜歡在耶和華面前搖頭晃腦。由于貴格派認為，不管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他們都試圖為戰爭辯護，因而是有罪的，故貴格派往往也被認為是和平主義者。他們實踐著公民不服從和消極抵抗。他們拒絕在法庭上宣誓，穿著樸素，厲行謙遜。但他們的謙遜卻沒有打消大多數人對他們的厭惡。貴格派有時看起來比較極端，比如在新英格蘭地區，有時候他們會在清教徒教堂走廊里以裸體的方式宣揚教義。貴格派不設神職人員、否認原罪和宿命論。貴格派尊重人的天性，把自己的孩子視為無辜的人來看待，認為他們并不是有罪的人，只需要愛和教育，就可以使他們內心的光迸發出來。在其他基督徒看來，貴格派的觀點會直接導致無政府狀態。

查理二世復辟后，他要還給支持他重新獲得王位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上將一筆金額達一萬六千英鎊的債務。威廉死后，查理一世把這筆錢還給了他的兒子，也叫威廉·佩恩。但這個年輕的貴格教徒卻懇求國王授予他一份特許狀，從而使他能夠在新世界獲得一塊土地，建立能夠庇護“朋友會”成員的殖民地。查理一世同意了佩恩的要求，給了他一份特許狀，并且規定佩恩在殖民地上頒布的法律必須提交審批，而且要保證圣公會教徒的宗教自由。

佩恩在殖民地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試圖為貴格派教徒提供一個可以自由傳教、禮拜而不被騷擾的場所。不像清教徒那樣建立的是一個在社會上和宗教上都高度同質性的共同體，佩恩建立的賓夕法尼亞向所有人敞開大門。這里的政府保證法律的正當性，設立陪審團，保證良心自由和適度的懲罰。

賓夕法尼亞與其他英屬殖民地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定居者沒有攜帶武器到這里，他們希望與印第安人保持友好關系，并尊重他們。在一段時間里，至少到賓夕法尼亞組建第一支民兵隊伍前，和平共處的政策的確是成功的。貴格派教徒公平地對待印第安人，把他們同當作是人類的一員，并且會為得到的土地付錢。

在賓夕法尼亞，貴格會教徒以可以自由傳教、禮拜，但在其他的殖民地，他們面臨著極大的敵意。1657年，在波士頓，一名貴格派教徒瑪莉·戴爾（Mary Dyer）就因為宣揚自己的宗教觀點而被逮捕，清教徒們把她驅逐出境。1659年，她返回波士頓，再一次被逮捕。清教徒們警告她，如果她膽敢再到波士頓來，他們就絞死她。這一年10月，她居然返回波士頓，毫無疑問，她被立即逮捕、審判、定罪。她站在絞刑架上，眼睜睜看著兩個貴格派同伴馬馬杜克·史蒂芬森（Marmaduke Stephenson）和威廉·羅賓遜（William Robinson）被吊死。在最后一刻，她得到緩刑，只要她保證不再到馬薩諸塞來。她雖然被釋放，但是1660年5月她再一次出現在馬薩諸塞灣，這一次，清教徒把她吊死了。

跨大西洋敘事中的另一些異見者故事涉及特許狀和殖民地地位的問題。查理二世在其統治的最后一年，為了使倫敦更有效地控制殖民地，撤銷了對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特許狀。這對清教徒來說是最可怕的事情，沒有了特許狀，他們在殖民地的整個事業都沒有了根基。詹姆斯二世不僅解散了殖民地政府，還把新英格蘭地區和紐約、新澤西統一在新英格蘭殖民當局的掌控之下，此舉進一步加深了清教徒的憂慮。詹姆斯二世任命埃德蒙·安德羅斯爵士（Edmund Andros）為新的總督，派往波士頓。安德羅斯通過行政命令征稅，頒布一項要求宗教寬容的法令，在波士頓征用了一座清教徒教堂，供圣公會教徒禮拜；廢除總法院，并對市鎮會議設置更多限制。這些措施激怒了清教徒，招致許多殖民者抗議，被安德羅斯投入監獄。1689年4月，當光榮革命的消息傳來時，數百名興高采烈的清教徒走上街頭，抗議安德羅斯。清教徒們監禁了安德羅斯，并占領了波士頓港口。安德羅斯后來逃跑了，不過，馬薩諸塞灣殖民地重新回到清教徒的控制之下。接下來的三年，他們都希望英王重新頒發特許狀。然而，他們等來的卻是新的失望。羅德島和康涅狄格恢復了自治權，但馬薩諸塞卻沒有，成為一個皇家殖民地，總督由英王直接任命。新的特許狀還取消了投票的教會成員資格要求，并將普利茅斯并入馬薩諸塞。

新英格蘭副總督弗朗西斯·尼科爾森（Francis Nicholson）也是皇家任命掌管紐約之人。尼科爾森在1689年拒絕承認威廉和瑪麗，宣稱效忠于詹姆斯二世，因此面臨蠢蠢欲動的叛亂。紐約人擔心他會在殖民地恢復天主教。正當其時，雅各布·萊斯勒（Jacob Leisler）挺身而出。他是一個在英國占領紐約殖民地前就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的德國商人，他非常憎恨英國人對荷蘭和德國移民的歧視。萊斯勒領導叛軍，驅逐了尼科爾森，并設立一個安全委員會作為殖民地的統治機構。萊斯勒拋棄了詹姆斯二世，宣布效忠威廉和瑪麗，在曼哈頓南端占領了詹姆斯堡，并將其改名為威廉堡。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萊斯勒以他的女婿雅各布·米爾伯恩（Jacob Milborne）為副手，接管了政府，鼓勵下層階級攻擊富有的英國精英階層，釋放獄中的欠債者。雖然萊斯勒宣誓效忠新君主，但是，當1691年皇家總督亨利·斯勞特（Henry Sloughter）到達殖民地時，他并沒有立即向后者移交政權。斯勞特因此逮捕了萊斯勒和米爾伯恩，并以叛國罪將他們進行審判。殖民地的許多英國人本身對萊斯勒沒有好感，他們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德國裔的新貴，因此，沒有人替他辯護。萊斯勒和米爾伯恩被判有罪，并被處以極刑。

當馬里蘭的新教徒聽到光榮革命的消息時，他們也走上了街頭。約翰·庫德（John Coode）和一群自稱新教徒協會的武裝分子發誓要消滅殖民地的教皇黨人，推翻巴爾的摩勛爵的天主教政權，并控制了政府。他們請求威廉和瑪麗在殖民地建立一個新教政府和圣公會教堂。這一請求得到了批準，卡爾弗特家族失去了在殖民地的統治權，直到1715年，他們轉向新教。

結語

17世紀是美國建立前的一個關鍵時期，英屬北美殖民地為即將建立的這個國家準備了國家制度、哲學和國家特質。此外，將來美國面臨的許多復雜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基本都起源于17世紀。17世紀結束的時候，誤解、屈尊、競爭和沖突已成為處理印第安人事務的公認方式；新英格蘭的清教神學根深蒂固，至今仍滲透在美國哲學、宗教、社會、文化和政治思想之中；奴隸制和種植園制度已經在南部扎根，一個半世紀之后，它將導致這個國家陷入美國歷史上最具毀滅性和血腥的戰爭之中，而種族主義仍然是這個國家最令人煩惱和最持久的問題之一。賓夕法尼亞、紐約和新澤西這些中部殖民地已經成為多樣性、多元文化、商業和宗教寬容的中心，也是塑造美國特性的核心力量。

新英格蘭地區本來是清教徒尋求的一個庇護地，在這里他們可以依自己的良心禮拜。然而，在清教徒中間，異見者開始挑戰他們的教義和信仰。結果，一些個人和團體脫離了主流，紛紛尋求自己的庇護之所。切薩皮克灣殖民地的種植園主和契約農希望通過新定居點的經濟機會來改善他們的生活，但統治殖民地的種植園主和下層階級之間的差距卻不斷擴大，導致中下層失落、怨恨、反抗，最終引發武裝沖突。從1649年查理一世被處決，到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廢黜，母國的政治動蕩在殖民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光榮革命的余波也導致馬薩諸塞、紐約和馬里蘭的民眾起義，這些起義既困擾殖民地當局，也困擾了倫敦政府，是一個跨大西洋語境的問題。從殖民地時代開始，異見、抗議和抵制一直是英屬北美殖民地的主要特征。隨著信仰時代被理性時代取代，宗教異見最終也讓位給了政治異見。而殖民地時代的異見者也將被革命時期的革命者取代，殖民地的故事也將被更為浩蕩的革命敘事取代。

參考資料

1. Ralph F. Young, Dissent: The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de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Jim Carnes, Harry A. Blackmun, Us and Them: A History of Intolerance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Louise Chipley Slavicek, Anne Hutchinson, Infobase Publishing,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