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J.D.塞林格曾揚言，自己可以活到140歲；盡管他的知名和同等的神秘，早已使他成了美國的文學傳奇；盡管當天《紐約時報》藝術(shù)版上，還刊發(fā)了他的一張漫畫肖像，似乎在提醒世人“我一直都活著”；但他終究還是個平常人。2010年1月27日，這位“麥田守望者”，二戰(zhàn)后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隱居了50多年后，于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康沃爾家中悄然離世，距離他的91歲生日僅三周多時間。

據(jù)美國媒體報道，塞林格的兒子馬特·塞林格在一份聲明中稱，父親是自然死亡。他的文學經(jīng)紀人表示，為了尊重塞林格一生毫不妥協(xié)地保護和捍衛(wèi)自己隱私的愿望，將不舉辦追思活動，并懇請各界讓塞林格靜靜離開。“塞林格曾表示，他活在這個世界中，但不屬于這個世界。如今他的身體雖然已經(jīng)離去，但家人希望他仍然與那些他所喜愛的人物在一起，無論是宗教或歷史人物，私人朋友或虛構(gòu)的人物。”

聲譽

“……接著他走過去在空著的那張單人床上坐下，看了看那個姑娘，把槍對準，開了一槍，子彈穿過了她右側(cè)的太陽穴。”1948年1月31日的《紐約客》雜志發(fā)表了塞林格的短篇小說《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結(jié)尾的這句話令所有人發(fā)怔，而小說的才華之高、懸念之強，也使得主編哈羅德·羅斯馬上決定與這個時年29歲的年輕人簽下合約，約定他今后所有的短篇小說，該雜志都有優(yōu)先選擇權(quán)。

事實證明了《紐約客》的眼光。三年后，《麥田里的守望者》橫空出世，“從書中的第一個句子起，就為美國文學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聲音。”并迅速吸引了大批崇拜者。一時間，美國學生競相模仿小說主人公霍爾頓、學他的言語動作。由于小說體現(xiàn)的反叛精神，塞林格也被認為是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領袖。1974年，菲利普·羅斯寫道，大學生對塞林格作品的響應，說明他比任何人都更貼近時代，并且捕捉到了當前正在自我與文化之間發(fā)生著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斗爭。

然而，教師和家長則對這本書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它是“異乎尋常的、才華橫溢的處女作”，更多的則認為這本書充滿了逃學、吸煙、喝酒、性和臟話，離經(jīng)叛道，因此被當時美國的很多學校列為禁書。發(fā)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幾起兇殺案件，更使小說的價值一度受到懷疑。最有名的當屬1980年12月8日槍殺歌星約翰·列儂的查普曼，作案后，他竟坐在馬路上讀《麥田里的守望者》，他甚至在法庭上朗誦書中的經(jīng)典語句，并解釋稱射殺列儂，是為保護他的純真。而在1981年刺殺里根總統(tǒng)的小欣克利的行李箱里，人們同樣發(fā)現(xiàn)了一本翻爛了的《麥田里的守望者》。這反而使小說愈加擴大了影響，至今它已成公認的美國現(xiàn)代文學經(jīng)典，全球銷量超過6000萬冊。

西方文學界普遍認為，盡管塞林格是個產(chǎn)量低得有點離譜的作家，在他91年的人生中，只有《麥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蘭妮和佐伊》和《木匠們，升起房梁》等少數(shù)幾部作品和文集問世，但并不妨礙他的偉大:因為在凱魯亞克寫出《在路上》的六年前，他已經(jīng)用《麥田里的守望者》狠狠地戳了一下既有體制的脊梁；在“垮掉的一代”憤起前，那個叫霍爾頓的“麥田守望者”已經(jīng)完美地詮釋了“垮掉”的精髓；他還用他的寫作預言了嬉皮士運動的誕生。

對于中國讀者而言，塞林格的作品有著特殊意義。《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引進最早可以追溯到1963年，當時以黃皮書內(nèi)部資料的方式出版。而真正被中國讀者所熟識，則是在1983年。這一年，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施咸榮譯本。類似“一個成熟男子的標志是他愿意為某種事業(yè)卑賤地活著”這樣的塞氏語句，被幾代人記取流傳，并影響了許多作家的創(chuàng)作。

塞林格更是影響了國內(nèi)許多作家的創(chuàng)作。作家蘇童坦言，“塞林格是我最癡迷的作家。”“至今還無法完全擺脫塞林格的影響。”評論家謝有順表示，當年徐星、劉索拉的寫作之所以風靡一時，主要得力于模仿塞林格式的語言和敘事方式。而書評人止庵直言，沒有塞林格就沒有王朔和王小波。同樣，《九故事》中的短篇，也因其嶄新的文學樣式，深深影響了余華、孫甘露等先鋒作家的寫作。

隱遁

和所有渴望出人頭地的寫作者一樣，年輕時，塞林格也一門心思想出名。在大學期間，他曾夸耀自己的文學才華和抱負，并寫信給《故事》雜志的編輯炫耀。但成功一旦來臨，便很快對他失去了吸引力。他告訴《星期六評論》的編輯，他已經(jīng)“膩味”了印在《麥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的自己的照片，要求在隨后的版本中刪除，還命令經(jīng)紀人燒掉所有粉絲的信件。

1953年，塞林格搬到新罕布什爾州康沃爾一處占地90英畝，位于樹木繁茂的山坡上的新家。這年的秋天，他結(jié)識了一些當?shù)厍嗌倌辏⒃试S其中一位女中學生對自己進行采訪。他以為采訪將發(fā)表在當?shù)貓蠹埖母咧许撋希Y(jié)果文章作為專題發(fā)表在社論版上。塞林格覺得上了當，毅然斷絕了與那些青少年的交往，并且在自己住所的周圍建起六尺半高的圍欄。

此后他很少向新聞界發(fā)表講話，發(fā)表的作品也越來越少，很快就完全停止。他最后出版的作品是《哈普沃茲16，1924》，這是一部長約2.5萬字的短篇小說，占據(jù)了1965年6月19日的《紐約客》整18頁的篇幅。他的小說《康涅狄格州的維格利大叔》曾被改編成電影《一廂情愿》，這部電影如此糟糕，以至于塞林格此后再沒有出售電影版權(quán)，即使連大導演斯皮爾伯格改編《麥田里的守望者》的請求也未能幸免。此后，無論是電視、電影還是舞臺劇，他都拒絕轉(zhuǎn)讓版權(quán)，即便是出版相關(guān)有聲讀物，也一律不同意。

然而越是如此，塞林格就越受關(guān)注。在1961年登上《時代》雜志封面之后，跑到小鎮(zhèn)上找他的記者越來越多。不過對他來說，他必須要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保護自己的隱私，為此不惜與人頻頻打官司。

誠如《紐約時報》評論說，塞林格花了比大多數(shù)人擁抱世界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逃避它，他的難以捉摸更增加了他的神秘。關(guān)于塞林格的隱遁，一直是無數(shù)人討論的熱門話題。或曰塞林格已經(jīng)“入禪”，或曰是“江郎才盡”的表現(xiàn)，有人猜測，二戰(zhàn)期間從事的反間諜工作的經(jīng)歷，使他喜愛“潛伏”；有人認為，他故弄玄虛，刻意制造神秘感以形成某種“傳奇”效應；有人揣摩，他是在履行霍爾頓的心愿:“一間在某處自己造的小屋，在那里度過余生，‘遠離’和別人該死、愚蠢的對話。”還有人說，是人們對年少輕狂的考爾菲德的誤讀，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塞林格的內(nèi)疚。他的“拒絕”，是為了避免再次誤讀以及對原作的扭曲。

塞林格的隱遁，亦不妨看成是一種“守望”的姿態(tài)，這是他一生堅守的信念。在這個意義上，有評論認為，塞林格的守望正是對人們的一個提醒，提醒著庸常的人們停下來想想自己最初的夢想和信念:你長大了，你可曾還在“守望”自己的夢想？

寫作

塞林格的隱遁，并不能阻止其個人隱私被點滴透露。1998年，女作家喬伊斯·梅納德出版回憶錄，披露了她和塞林格在20世紀70年代持續(xù)10個月的情緣。兩年后，塞林格的女兒瑪格麗特著書，寫了自己和父親的關(guān)系。梅納德的回憶錄中說，塞林格有極強的控制欲，對飲食非常挑剔。而塞林格的女兒瑪格麗特則說，父親以自我為中心，經(jīng)常辱罵母親，他還對禪宗、印度教吠檀多派、基督教科學派等充滿狂熱。

“塞林格迷”們自然還特別關(guān)注，塞林格是否一直都在寫作。在沒有任何實際證據(jù)的情況下，各種說法層出不窮:他已經(jīng)多年都沒有寫過一個字；或者像在斯蒂芬·金的小說《閃靈》中的作家那樣，反復地寫著相同的句子；或如果戈理臨終前那樣，大量寫作，然后又都付之一炬。見證人的敘述多少給了人們一些希望。梅納德曾見到整架整架的筆記本，其中都是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她相信塞林格至少有兩本新小說單獨鎖在一個保險柜里。而塞林格也曾在僅有的一次和《紐約時報》記者的簡短對話中，提及過不發(fā)表任何東西所帶來的“絕佳的安寧”，聲稱“我喜歡寫，我愛寫，可我只為自己寫，純屬自娛”。

瑪格麗特的記述也從一個側(cè)面暗示了塞林格可能還有未發(fā)表的作品。書中寫道，塞林格對他的文稿建立了一套精密的歸檔體系——紅色的標記表明這本書可以按目前的樣子不做修改發(fā)行，藍色的標記表明這份手稿必須再經(jīng)過編輯。但所有的這些說法都無實證，有學者“懇求”塞林格，“請您向我們保證，如果您一直以來真的在寫的話，它們將終有一天印成鉛字——至少在我們有生之年。”

隨著塞林格的去世，他到底留下多少遺作已經(jīng)成為外界關(guān)心的話題。《斷背山》的作者安妮·普魯表示:塞林格這50年來有寫作強迫癥，這可能意味著他身后會涌現(xiàn)一大批作品。另一位美國女作家喬伊斯·卡羅爾·茲也認為:塞林格無法忍受批評家們的各種惡評，所以他要是愿意再寫，情愿為抽屜寫也不要為出版寫。他到底留下多少著作無從所知，但它們肯定存在，且是非常特別的遺產(chǎn)。目前沒有任何關(guān)于塞林格新作的出版消息。不過可以期待的是，倘使沒有銷毀遺作的事情發(fā)生，這個疑問很快就會被解開。

本文摘自《普魯斯特的凝視》，傅小平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