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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在仰光

2019-05-21 18:5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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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大賽50強入圍作品

文 | 呂曉宇

吳宓都(U Myat Thu)對下午來訪的中國人不竟有些好奇。他保持每天盡量來學校一次,好像是他多年以來的習慣。穿過阿奴律陀大道,在檳郎和香煙的小攤前拐入五十一街。樹蔭遮去主路炙熱的喧鬧,居民樓前的吊線密集地垂落到觸手可及的高度。住家從窗戶吊線取物,省去買報紙和日用品的上下樓。如此的習俗竟多年未變,只是現(xiàn)在便利了廣告小販。五彩繽紛的廣告?zhèn)鲉螉A在線端,如同風鈴搖動的響聲,摻在混著汗味和灰塵的濕熱空氣里,和樓房走道的陰涼霉味迎面而來。這一刻,吳宓都感到無比地熟悉,仿佛他從來沒有受到倫敦濕冷的折磨,仿佛他從來沒有待過監(jiān)獄,仿佛他一直以來都是自由的。

藏身于居民樓的學校是他和幾位政治犯在六年前創(chuàng)辦的。那一年,吳宓都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刑期。他仍然記得在那場反政府的抗議之中,僧者走出寺廟,加入游行隊伍前列時人群的沸騰。這場得名“袈裟革命”的運動后,他再次入獄,但比頭一回好過。與大多數(shù)異見人士一樣,吳宓都被押往以非人道條件臭名昭著的永盛監(jiān)獄,the Lady (昂山素季)也曾被短暫關(guān)押于此。她那時的氣色比現(xiàn)在看起來自信,無所畏懼。犯人們默契地相互照應(yīng),長年累月中發(fā)展出一套傳遞信息和救濟糧的成熟體系。吳宓都在監(jiān)獄里徹底疏離了大學時的工程學位,變成向犯人傳授政治學常識的公共講師。他給大家上課,把不同個體的遭遇置于宏大的政治歷史的敘事。吳宓都認為這和社會運動同等重要:不少異見人士在反抗之外,對基礎(chǔ)的政治理念知之甚少。他在轉(zhuǎn)型之前察覺到了轉(zhuǎn)型之后的公民教育問題,這成了出獄后創(chuàng)辦學校的初衷:給普通人一所政治教育的大學。仰光政治學院(Yango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有兩層樓的“校舍”,樓下辦公,樓上授課。他們在這里招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政客。現(xiàn)在主持每周研討課的是越南裔的美國留學生,在康奈爾大學做緬甸政治的博士研究。對鄰國正在發(fā)生而沒有在本國的轉(zhuǎn)型,她抱有好奇。

或許那兩個中國人也一樣。但緬甸能為他們提供什么呢?我們太特殊了,夾在中印兩國之間,一百三十五的民族,五十四年的軍政府統(tǒng)治,涉世未深的平民政府,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勢不兩立。所有人都說我們轉(zhuǎn)型了,但好像什么變化也沒有發(fā)生。不過,吳宓都對中國人的上門造訪心懷慶幸,至少把自己從冗長的會議中解放出來:學校平日也作政治團體會面的地方,今天他們正在商討國會中的修訂的法案。可這樣的討論到頭來也沒什么意義,還是the Lady來決定,而她還要依著軍方意思,他們保有最終的否定權(quán)。過去漫長明晰的對抗轉(zhuǎn)化到了瑣碎透不過氣的日常程序,那一股子激情和熱忱磨損殆盡。

我們這一代人的遺產(chǎn)是什么呢?也許是單身。政治犯長年牢獄之災的直接后果是錯過了結(jié)婚的年紀。因為這個,前政治犯間保持著固定的聯(lián)系,這是他們?yōu)閿?shù)不多的人際紐帶。在過去的緬甸,政治犯不難找,每個人多少認識一兩個,可大家不愿承認。現(xiàn)如今,好像每個人都曾是政治犯,這成了光榮的歷史疤痕。今天是有疤痕的人聚會的日子。躺在二樓沙發(fā)上的蘇敏南(Soe Min Naing)從家鄉(xiāng)趕來。他算是我們中幸運的一位了,第二次出獄后,經(jīng)泰國去挪威做了政治難民,但也未解決單身問題。他受不了北歐的寒冷,回到緬甸,但和多數(shù)以前的活動家一樣,并沒有被吸納進轉(zhuǎn)型的政治集體中。他們的邊緣身份沒有變化,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遠離權(quán)力中心。幸運的是,蘇敏南尚未失去他身上那股幽默和親切的氣息,他對所有人都敞開胸懷。說起未來的計劃,蘇嬉笑地說,堅守著絕望 (“Stay Hopeless”)。

對轉(zhuǎn)型的失望像傳染病在緬甸綿延,大家積累了世代的期待沒能如愿實現(xiàn),改革的速度趕不上希望的尺度,希望成了治理的墳場。組織“袈裟革命”的“8888 Generation”(取自1988年的民主抗議運動)成員考慮成立新的政黨,以迫切的方式推進社會“應(yīng)有的變化”。民主運動的聯(lián)盟談不上分裂,但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不同的綱領(lǐng)和分支。吳宓都信奉羅爾斯的立場,都因不夠激進被當作是緬甸的“右派”。在學校這周的研討課上,大家熱烈辯論的同樣是政治參與的問題。2016年緬甸舉行合法公開的選舉,全國民主聯(lián)盟執(zhí)政,在一片歡呼聲中,公眾卻少有關(guān)注發(fā)生在基層的選舉活動。大家認為,那些基層的“榮譽職位”沒什么權(quán)力,即使它們才牽扯到日常生活和地方法規(guī)。在選擇的自由增加之后,個體反而限制了自己的選擇。每一項選擇附加的成本,都會超出那些不是政治狂熱者的意愿和精力。新時代的利益結(jié)構(gòu)漸漸形成,民主成為時興的說辭和口號。吳宓都要集中精神,才能停下這種失望在心中的擴散。過去是力氣被人奪去了,現(xiàn)在有了力氣的自由,卻不知道往哪里去使。

“如果昂山素季死了怎么辦?”

唐突的問題把他拉回到對面的中國人。他們看上去好年輕,難怪會這樣問。The Lady是凡人,當然有離開的那一天,我們想過,但誰都沒有切實的準備。在任何的時代和政體下,有一位強人總是令人擔憂:我們害怕他(她)被取代,或是不被取代。午后的悶熱退去,黃昏將至的時候,吳宓都起身將來訪的客人送出門外。他們在門口穿上鞋子,以中文聊天走下樓梯。五十一街此刻顯得出奇的安靜。年輕的僧人在圍欄里擦洗著身體,暮光斜照在他們黝黑的皮膚上,像打磨的銅器般光滑反光。成群的尼姑從小皮卡的后廂跳下車,一手端缽,一手挽著彼此,說笑著走過馬路。

如果在另一個時代,那晨間穿梭在街區(qū)的喇叭,會傳來軍政府的宣傳,而非是寺廟僧人的化緣。黃昏里的仰光掙脫開它歷史的不安,很難想象這里的街頭,軍警追打著抗議的人群,濺在地上的鮮血和紅艷的檳榔汁混作一團。很難想象,笑容可掬的僧人中會有“969運動”(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群體)的支持者,他們包圍清真寺和阿拉伯語學校,恐嚇孩子和祈禱者。很難想象,阿欣威拉杜(又名“緬甸本拉登”)鼓吹種族清洗的言論仍在繼續(xù),the Lady的法律顧問吳哥尼(同為穆斯林權(quán)利運動領(lǐng)袖)在人來人往的仰光機場當眾被槍殺。他懷中的孫子幸存下來,另一顆子彈穿過前去追蹤兇手的出租車司機。這些說不盡的暴力和悲涼,在沉浸在日落金黃的仰光市,消融到差點就要遺忘的程度。

一片和煦的景象讓吳宓都分了神,他希望街區(qū)里的革命戰(zhàn)友們過得還好。公民社會組織成了他們的延續(xù)戰(zhàn)線的方式,分布在這里的幾條街道。有人去做女權(quán),有人去做新聞自由,大家因各自的興趣分道揚鞭。吳溫丁基金會那人的英語不知道有沒有進步。吳溫丁恐怕是當代緬甸最著名的政治犯了,他協(xié)助the Lady成立民盟,作為黨內(nèi)的“軍師”。和the Lady不同,他的刑期和待遇可沒因為個人身份有所溫和。吳溫丁活活在監(jiān)獄里待了十九年,挨餓,毆打,被關(guān)狗籠,受盡了折磨。真是佩服這個堅硬的老頭,居然撐到出獄,又活了六年,到八十四個年頭才去世。真主還有偏袒正義的時候。

以吳溫丁名義成立的基金會一直在幫助政治犯們和他們子女的生活。辦公室在對面街區(qū)的二樓,值班人從沙發(fā)上慵懶地起身,他總是穿著舊兮兮的隆基(緬甸男式筒裙),頭發(fā)也亂糟糟的。同他握手的時候手指像是搭空了,像里面塌進去一節(jié)。你察覺到他被截去的小指。層疊的舊書紙張堆滿房間的角角落落,待客的沙發(fā)和書桌空得突兀。墻上掛著四個日歷,分別紀念著不同的年月 。印著the Lady的日歷停在了2012年的春天。那年三月,她發(fā)表了《免于恐懼的自由》的演講,四月,在競選中正式成為國會議員。吳宓都還記得,那時候空氣里彌漫的,宣告一切都要改變的味道,恍如昨日。但到了最后,還是不能在緬懷中度日,我們還是要向前看,不是嗎。

“可惜你們錯過了日落。”

Andi穿著淺色的短袖,面前一杯冒泡的啤酒,身后俯瞰即將到來的夜景。泛太平洋酒店是仰光嶄新的地標,接鄰的商場和世界上大都市生長出的購物中心無異。一塵不染,光鮮亮麗,圣誕節(jié)擺設(shè)供人合影。大門前是Grab(東南亞打車軟件)的宣傳臺。Andi聽說這里空中庭院的酒吧是看日落的最佳去處。他剛到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òu)(GIZ,德國援外機構(gòu))仰光辦公室,開始適應(yīng)熱帶風格的圣誕時節(jié)和公共機關(guān)的行事方式。

“前不久我們到內(nèi)比都去和央行談合作,各個國際機構(gòu)排著隊。每方都要搶著和政府合作,似乎手上有花不掉的預算。政府官員的處理游刃有余,按他們的意愿,把機構(gòu)的擅長放在期望的位置上。”

Andi抿了一口酒,晚風漸漸帶走了積壓的暑氣,讓人放松下來。“可我不知道這個國家真的需要我們幫什么呢。”他抬手指向市中心,“你們來的前幾天這里有一場火災,你知道第一時間到現(xiàn)場的是什么嗎?不是消防車,不是警察,而是一架無人機。或許,發(fā)展中國家會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發(fā)展。”

酒店在夜色中散發(fā)陣陣光鮮,地毯厚得出奇,仿造出踩在云端的飄然。等踏入出租車的那刻,雙腳才感覺重新落了地。

泰國餐廳,兩位導演已經(jīng)等候多時。紅綠霓虹的就餐風格和印象中的東南亞更為接近。泰迪(Thaid Dhi)和杜生(Thu Thu Shein)結(jié)婚后,兩人在食指上分別紋上一枚戒指,黑色的紐帶與眾不同。當他們背井離鄉(xiāng),踏上捷克國土的時候,無比幸運地感到至少還有對方。很快,他們察覺到了另一件幸事。中東歐的越南移民播散廣泛,街角的雜貨店緩解了對家鄉(xiāng)菜的想念。捷克電影學院(FAMU,歐洲的傳統(tǒng)電影高校,米拉昆德拉的母校)定期支持東南亞國家的電影人才到此進修,這幾年項目才停止。在這個前社會主義國家,泰迪和杜生不再受緬甸審查制度的約束,他們所看和所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這是段自由和孤單的年月。他們沒想著留下,完成項目后像逃離瘟疫一般,逃離了寒冷的布拉格。創(chuàng)造未來的自由比享用孤獨的自由更令人著迷。

他們撇開體制,在商業(yè)片方興未艾的緬甸,在政治過渡時期,成立了首個獨立電影節(jié)—“Wathann Film Festival”(Wathann意思是雨季,電影節(jié)在每年的九月,正是雨季結(jié)束的時候。漫長的雨季里出不了門,電影人多在家中剪片子)。電影節(jié)把不能在院線上映的作品推向公眾。他們?yōu)樗囆g(shù)的立場自豪,含著諷刺的口吻談起緬甸的同仁—“人權(quán)人類尊嚴國際電影節(jié)”:過度政治化的傾向,討好國際社會的面孔,起的名字好比是“Give me the money festival”。泰迪和杜生拒絕向電影節(jié)刻意加入“女權(quán)”,“公民社會”或“民主轉(zhuǎn)型”的專題,拒絕了不少國際團體的資助。

“這一波潮流很快就會過去的。現(xiàn)在是緬甸轉(zhuǎn)型,之后呢?可能又換了一個話題,換了一個國家。五年之后,這些熱忱可能就都沒了。”他們對國際社會的冷靜地嘲諷,沒有打算趁著風口占便宜,從溢出的情懷中分杯羹。即便如此,電影節(jié)的獲獎作品仍然是緬甸的禁片。

“你相信嗎,我們沒了出版的審查,電影的審查卻沒有改變。現(xiàn)在還不能出現(xiàn)接吻的鏡頭……你說The Lady那部電影嗎(呂克貝松導演,楊紫瓊主演的昂三素季傳記片),里面的旗子和緬語都弄錯了。完全是滿足外國視角的片子。”

泰迪說起話來,微低著頭,講到自己興奮的地方,不由地開起玩笑,抬起頭交換眼神。杜生的語氣認真得多,她側(cè)過身子,手比劃起來,像是把結(jié)實的刀有條不紊地切下,安穩(wěn)地落在砧板上。兩人說起話來,間歇時望著對方,然后露出默契的微笑,心里又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什么。

“你們?nèi)绻麑挼楝F(xiàn)在的電影感興趣,應(yīng)該去認識一下我們現(xiàn)在支援的那個導演。他在拍一部關(guān)于父親的紀錄片。他父親原是軍隊的高官,民主運動的時候倒向民眾,后來被判了幾年,如今又當上了國會議員。不過紀錄片是關(guān)于軍旅生涯的。他那時候和游擊隊交火的時候曾經(jīng)誤殺過一位母親,把她懷中的嬰兒救了下來。紀錄片是兒子和父親一起重回當年的戰(zhàn)地,尋找那位女嬰的故事。隨著調(diào)查的深入,其它目擊者的回憶,這場父親口中一直所說的‘意外’比想象更復雜……紀錄片的名字嗎?叫做《那不是意外》。你們明天見這位導演吧,他就蹭住在工作室。今晚他去陪女友看電影了。”

宋末昂(Soe Moe Aung)留著莫西干的發(fā)型,穿著紅短褲在陽臺上招手。他談起話來輕松得多,茶幾下面墊著一幅鐮刀斧頭旗,是從老撾弄回來的人民革命黨旗。他遞過來參加的電影節(jié)上的宣傳,打開些快要剪完的片段。他的父親戴著一頂棉帽,在前往北方的路上。父子倆在房間商量交通工具,導演說,為了安全還是汽車吧。不,汽車走不了那些路。父親堅持的摩托成為了最終的選擇。父親身著襯衣在競選的樣子像是換了一個人,闊談當年自己的選擇,the Lady也出現(xiàn)在鏡頭前。沒有變的是父親似乎永遠不會妥協(xié)的眼神。望著北方的路,望著選民,望著自己的孩子,沒有改變那股子堅決。“

那時候他和克欽的獨立武裝交戰(zhàn),晚上打伏擊,開槍后沖進屋子,游擊隊的人跑了,只剩下一個中槍的婦女,坐在血泊中,還有口氣。她懷里的孩子大哭著,沒有受傷。他們不敢久留,塞給那女人藥后,迅速撤離了。父親良心不安,晚上輾轉(zhuǎn)反側(cè),第二天叫上弟兄們冒險回去。那女人坐在原處一動沒動,咽了氣。懷里的嬰兒哭得全身發(fā)紫。他們立馬給女嬰喂了些隨身帶的煉乳,送去了臨近的醫(yī)院。父親從我小時候經(jīng)常講起這個意外……為什么取名‘不是意外’?那是因為在那段歷史背景下,這恐怕不是個人的意外遭遇。”

改變?nèi)颐\的并不來自于父親的那場伏擊。1988年,已是指揮高官的父親回家時,被母親叫到一邊。她當時在醫(yī)院做護士,擲地有聲地對父親說,你們的軍隊在殺平民。這不可能。那你明天到醫(yī)院里自己來看看吧。父親隨母親去了醫(yī)院,見到被抬進來的抗議者。醫(yī)生護士去門口掛標語,勸說軍隊不要攻擊醫(yī)院,同樣遭到了槍擊。正在父親在醫(yī)院的時候,子彈穿過窗戶,碎玻璃聲伴隨尖叫。從醫(yī)院回來,父親倒向了民主運動,被判作政治犯。他在監(jiān)獄里的時候,母親被醫(yī)院開除,只好給其他人家打短工,后來去新加坡當護士,才供養(yǎng)起我們一家人。所幸孩子們都還有出息,讀書好,可能除了我之外。

我沒完成在新加坡的學位,就出來打工了,東學一點,西學一點。那時候被找去越南的工廠打工,招工的人是個混賬,收走了緬甸工人的證件,天天找他們出氣。喝醉酒了過來拳腳相加,把人揪出來罰站整天,一動不能動。我也被這么對待過,現(xiàn)在想想,不知道那時候為什么要忍受。他現(xiàn)在不來緬甸了,要是來了,肯定有人想把他干掉。拍電影都是我自己學的,我回緬甸先去做了電臺主持,后來跑去新德里的電影學院學的導演。印度要便宜些。回來緬甸,電影真讓人失望。你們要去看電影嗎,沒必要看國產(chǎn)片,除非像我,是陪女友。哈哈。有一次,我太生氣了,看完電影醉醺醺地在留言板上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的評論,把導演通透地罵了一頓,第二天早上起來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網(wǎng)紅,估計再不好意思見那導演了。對了,你們要去電影節(jié)的話,可一定要去釜山,他們的啤酒免費。

認識阿東的第二天,我們管他叫“總統(tǒng)”,之前的稱呼是“律師”。他同我說中文的一刻,我以為他是緬甸華人。阿東的個子不高,短發(fā),臉部削長尖瘦,因為中文名的緣故,更像是閩南人。他斜挎著包,每說完話,嘻嘻地擠眉弄眼。見面講的兩三句話,雖然都是不正經(jīng)地回答,我卻被他身上說不起出來的神秘氣息吸引,有迫不及待要繼續(xù)了解下去的直覺。他無意間提起今天是他們克倫族的新年集會。

“能帶我一起去嗎?”我問。

阿東的眼神躲閃到一邊,露出來酒窩說,“你是真的想來?”

我們出了大樓,穿過街巷夜市的水果攤、衣服攤、燒烤攤,到了天橋下的公交車站。下班往返郊區(qū)和市區(qū)通勤的人疲憊地站著等車。公交車是韓國的二手車,扶手旁首爾的公交路線圖還沒刮去。走道狹窄,挪不開腳,下車的人過來,要側(cè)過身子傾到別人的座位,才能容得下兩人的腳步。車內(nèi)圍著一圈綠色的熒光燈,把每人的神情罩在魔幻詭譎的光影里。

阿東轉(zhuǎn)回英文,說他的中文是在澳門學的。大學畢業(yè)后,逃離了家人,賄賂政府機關(guān)拿到護照,再一路從邊境賄賂過去到了泰國。從泰國飛澳門可以落地簽,上飛機的時候又被泰國海關(guān)敲了一筆。澳門是舉手投足皆為陌生的地方。他找到一份不怎么需要說話的洗盤子的活兒,開始起早貪黑的工作。艱辛磨去了其余的情緒,偶爾閑下來的時候,他在澳門大大小小的街頭不停歇地走,像是要彌補在逼仄的空間里耗去的時間,直到他全身疲乏地熟悉了整個城市。中文招牌逐漸有了指代的意義,他的英文變好了,粵語比普通話流利。阿東成功地換了工作,在澳門的大酒店里做招待員,迎賓,管家,安保,他的同事里有越南人、大陸人、泰國人和他,唯一的緬甸人。八年過去了,他各門語言的轉(zhuǎn)換越來越嫻熟,不同的客人以他的中文名、緬文名、英文名稱呼他。

阿東專門服務(wù)酒店的貴賓和熟客,他是“資深鈴侍”,應(yīng)對那些尊貴客人在住期間五花八門的要求。其中一位朝鮮的客人,英文熟練,會說中文,為人憨厚,白天多是在酒店,晚上的時候出門。每到過年,他遞給身邊人過度慷慨的紅包。阿東過了一陣才知道,這位客人是金正男,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哥哥。不久后,他再沒有從馬來西亞回來。同事們很傷心,失去了一位不麻煩的老主顧,還有那沉甸甸的每年定期而來的紅包。

“在澳門做的這么好,為什么回來了?”

阿東向我點頭,“是做的好,也到了可以長期留下的時候。可是緬甸居然大選了。我那時候正好拿了行業(yè)中的專業(yè)獎,是澳門第一個非中國人獲獎。拿著獎金的錢買了機票回來。啊,我們到了。”

公車緩慢的移動讓我一度覺得這是不會結(jié)束的路途了。“我們跟著前面這女孩走就行。你看她衣服和背包末端的細布條,這是我們克倫族的特色。”人群都朝著一個方向匯集,郊區(qū)的燈光暗淡多了,只有遠處的目的地像是一簇篝火,染紅了天空。

夜市的四列攤點分開大道,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中間的余地留給川流不息的人群。阿東轉(zhuǎn)過頭,他的嘴唇在動,卻聽不見冒出來的話。算命攤,舞蛇者,小販們兜售帽子背包和鞋襪,小吃攤拎起各類的炸物,炒飯,撣族面條,兩個小孩跑過來,圍著我們打量了一圈,要走了手上的可樂。“那是我小時候去過的教堂。”我總算聽清了阿東的話。“我叔的店就在前面,我們?nèi)ゴ騻€招呼。”

我們脫離了主流人群,喘上口氣。臨街是磚木混合的房子,里面亮著燈,掛著售賣的衣服,女孩穿行在斑斕布料織成的林間,從外面看像是單獨列出的展覽。男人們坐在門口的藤椅上談天調(diào)侃,里面年長的一位,禿了頭,肚子圓鼓鼓,白色的挎籃背心松散地搭在身上。他正咧開嘴大笑,見到我們,從藤上站起來招呼。他伸過手來,英語的口音出奇地好,“Hello,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Sir.”他聽此咧嘴笑得更開心,好像咯咯地鴿子下蛋,從嘴里撲通撲通地落下來。我脫了鞋,走進屋子,在自己身上比劃衣服的女孩們有些害羞,轉(zhuǎn)過臉去。阿東和叔叔在門口繼續(xù)聊天。店內(nèi)的服飾比夜市的精細,顏色熱烈,角處的花紋掙脫了套路。

在這精細的色彩中,站立一位端莊優(yōu)雅的老婦人,紅白相間的裙子,她以溫和而不可懷疑的姿態(tài)展示了在此的主權(quán)。她是阿東的嬸嬸,英文比叔叔更加標準。“是,我從前在聯(lián)合國難民署工作。”她從容地說。我懇求她繼續(xù)講下去。“家里人是傳教士,到泰國北部的教堂去布教。那里有克倫人,還有緬甸越境過去的克倫難民。他們需要通英語、緬語和泰語的翻譯,找到了我。”我懇求她講下去。“我為他們工作了二十多年,退休后開了這家服裝店。往返兩地,大多衣服是從泰國帶回來的。”她始終沒有挪動一步,右手搭在布料上,清晰從唇舌間吐出一字一句,皺紋均勻從額頭的兩邊落下,從中間生長出來的白發(fā)扎在腦后。我點頭和她道別,在門外穿上鞋。叔叔抬起右手,猛拍了一下腦門,對阿東說:“你是我跑去中國的侄子啊!我都沒認出你來,現(xiàn)在反應(yīng)過來了。”

我們回到夜市中,那是我走過的最長的夜市,心想是不會到盡頭了。歌舞表演在大廳,從門口走進去的時候,經(jīng)過一群孩子,這邊在整理克倫族的紀念品,那邊在敲打著碗作募捐和付賬。我沒有要買的意思,順著人群往里走,敲碗的孩子未經(jīng)詢問,往我臉上戳了張克倫族紅白藍的旗子。

“我們中不少基督徒,獨立后作為中立的力量(特別是介于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很多人在政府中任職。頓斯密斯(Smith Dun)將軍,開國后的軍事首領(lǐng),那是我們克倫族人。但英國人和軍政府都忽視我們,其它少數(shù)民族有他們的領(lǐng)地,我們卻沒有。斯密斯在一年后被撤職,投入監(jiān)獄,政府開始堤防克倫人。將軍勸說手下的克倫士兵不要造反,但還沒能阻止克倫獨立組織起來反抗。緬甸軍隊燒我們的房子,捕我們的族人,改我們的名字,就像他們現(xiàn)在對穆斯林那樣。”軍事行動之后,超過二十萬克倫人背井離鄉(xiāng),十幾萬人居住在泰緬邊境的難民營,他們不敢去學校醫(yī)院,害怕被軍隊抓去。回到自己的國家成了提心吊膽的恐懼。阿東依然是笑嘻嘻的,“今天是新年。明天早上我們要升起自己的旗幟。”

一陣陣的驚呼聲從“大輪子”下方的人群里躍來。摩天輪不大,十來米高,有精瘦的男孩們爬上爬下,像猴子般穿行其間。我以為是這些不顧安全的冒險家們引來了看客。突然間有幾下短促的哨聲,底下的男孩敏捷地往頂端爬,等都到了上面,依次向右邊傾斜和晃蕩,“大輪子”這時候迅速轉(zhuǎn)了起來。坐客們開始興奮地尖叫,男孩們隨著輪子轉(zhuǎn)下來,在接近地面的時候急忙跳下來,拍拍手,撣撣身上的灰。等到輪子慢下來,三四個男孩抓緊時機沖上去,分別拽住一排座位,最前面男孩的雙腿騰了空,雙手吊在座位的欄桿,后面的男孩蹭地,雙腳扎進沙地里,盡量把各自的座位穩(wěn)在底端。輪子停住,坐客說笑著走下,每一排懸在空中的座位都需要男孩們齊心協(xié)力把它們依次擺下來。我意識到這是人力的摩天輪。

阿東認為我們要上去體驗的想法不可理喻,反復地問,Really? 他最終還是半信半疑地上來作陪。座位像鐵制的菜籃,中間一塊踏板,兩邊扶手和靠背都是單薄的鐵欄,沒有安全帶。你的手不由自由地牢牢抓住欄桿,和濕熱的夜晚相比,它散發(fā)出來異樣的冰涼。扶手處的欄桿被磨的光滑,座位則掛在一條銹跡斑斑的鐵桿上,關(guān)聯(lián)處沒有保險機制,如果座椅擺幅超過九十度,就有掉下來的危險。等我觀察過后,要后悔已經(jīng)來不及了,我們的座椅到了半空,下面還有人陸續(xù)上座。

我們緩慢地到了高點,人坐滿了,哨聲再次響起,男孩們爬到了我們的旁邊,有人在攀住轉(zhuǎn)輪的邊緣,有人吊在座位的下面,離我們最近的戴著紅色的鴨舌帽,穿著深綠色的隆基,踏著脫鞋,座椅下的男孩雙腿撐在輪中的鐵欄上,用力往里一瞪,邊上的男孩用力往下拽,摩天輪轉(zhuǎn)起來了。我們下落的時候全憑重力,速度飛快,男孩跳了下去,天旋地轉(zhuǎn),輪子上的涂彩,夜市的燈光,鼎沸的人群,對面緬甸女孩的叫聲,都卷進同一個漩渦。五圈之后,慣性消減,男孩們攀上來,穩(wěn)住了輪子。我們在半空中,等著被一個個地放下來。

阿東在下面的人群中看到了誰,像是迅猛的針戳破了驚喜的水球,大聲地呼喊起來,那幾人抬起頭,指著阿東,同樣的水球炸裂。我們還沒到底,阿東迫不及待地從座位上跳下,過去和他們打招呼。我聽不懂,入迷地望著另一撥人上摩天輪。他們互留了電話,用力地握手告別。

“那是我表哥。天啊,我沒想到還能活著見到他。他原來有自己的一艘船,在邊境水域運貨。有人栽贓他,在他船上藏了毒品。那時候陷害人常這樣,和警察串通,收繳上來的毒品轉(zhuǎn)銷分贓。他船上有十幾斤毒品,如果不判死刑,這輩子恐怕都要在監(jiān)獄了。我當時讀完法律,他的家人給我打電話。我給了盡可能的幫助,但沒報什么希望。現(xiàn)在居然能看到他出來!真是奇跡。你看我的嫂子多開心。”

我們順著談到了阿東的法律學位,在學生運動之后,政府擔心大學作為新的反抗據(jù)點,大力推行遠程教育,借著廣播和傳真來上課,阿東的學位也是如此而來。在軍政府時期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律師,阿東在十幾年之后重回到自己的專業(yè),如今在大律師的名下作見習。

“你以后想做什么?”我問他。

阿東的神情變得嚴肅起來,嬉皮笑臉的元素頓時不見了。

“想做一些長期的改變。”

“我看,你是想回來選總統(tǒng)吧?”

阿東沒有否認,只是又回到嬉笑的狀態(tài),沖我說,“不如在中國發(fā)展好。”

“但是緬甸才是亞洲在前線。你們有政治轉(zhuǎn)型,經(jīng)濟開放,民族和宗教的沖突,國際人物和注意,積聚所有的問題和希望。亞洲在仰光。”

“不,亞洲在中國和印度。”

“可是緬甸,正好在兩者之間。”

阿東明天要去法庭,我們約在后天去看緬甸電影。“你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問我。”在夜市的盡頭,阿東和道別時說。

兩天后的阿東看上去決然不同。他的頭發(fā)沾了發(fā)油整齊分野,白色的立領(lǐng)襯衫,胸口的口袋別著兩支筆,下身是細格的深綠色隆基,有力地在中間打著結(jié)。阿東的導師是當年會見吳丹的學生代表。

吳丹是緬甸的外交家,年輕時單槍匹馬走進克倫獨立武裝駐地,試圖阻止內(nèi)戰(zhàn),后來戰(zhàn)爭爆發(fā),他的家毀于戰(zhàn)火。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共同發(fā)起不結(jié)盟運動。1961年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聯(lián)合國秘書長任期,斡旋古巴導彈危機,中止剛果內(nèi)戰(zhàn),調(diào)解中東戰(zhàn)爭,吳丹把亞洲面孔帶入了國際事件的第一線。和吳丹關(guān)系緊密的民選政府被1962年的政變推翻,當權(quán)者奈溫忌憚國際聲望愈盛的吳丹。1974年,吳丹在紐約病逝,遺體回到緬甸的時候沒有任何官方人員出面。在葬禮的那一天,仰光群眾自發(fā)地走上街頭,觸發(fā)“葬禮抗議”,軍政府不得不出面鎮(zhèn)壓。

“我經(jīng)常纏著導師讓他講講這樣的經(jīng)歷。他認識所有人。”阿東有一套周密的計劃,來指導自己的職業(yè)和社交。他不正經(jīng)的嬉笑里有了深諳世事的狡譎。從澳門回來到律所工作中間有一年的空隙,阿東騎著摩托車前往緬甸的各個角落,他手機地圖上的定位似乎插滿了整個國家。“我要去近距離的了解它,那是你讀再多也取代不了的。我在克欽省的時候,摩托車滑倒在山上,我暈過去了。醒來的時候克欽獨立武裝的士兵在身邊,是他們看到山谷的車燈救了我。幸好我是被他們發(fā)現(xiàn),克欽人對我說,如果是當局的軍隊抓到你,你就麻煩了。”

“你想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國家的進程?”

我換了不同的方式問阿東。他意識到了。

“有一個民主的名字并不能改變我們。我們社會的轉(zhuǎn)型中各種的矛盾和沖突,是要長期和祛除口號的探索才能解決。現(xiàn)在大家都不去想這些。我想,我是對政治感興趣的,但更希望有一個觀察政治的位置。”阿東收斂起了笑容,他的臉變得堅硬起來,眼睛直直地盯住你。

電影票按座位階梯定價,我們看的電影是緬甸新興的本土商業(yè)片,涵蓋了鬼神、都市、三角戀這些恐怕能吸引最廣泛觀眾的主題。電影片頭,出現(xiàn)了整屏的緬甸國旗,大家陸續(xù)站起來,開始唱國歌。我坐著未動,阿東轉(zhuǎn)過頭來,一臉質(zhì)問的表情似乎在說: what are you doing? 我只好站起來,等到結(jié)束和阿東笑著坐下。

果然,電影中沒有任何超越擁抱的親密動作。恐怖的鏡頭把我這個不可知論者嚇陷到椅子里,阿東以基督信仰毫無畏懼地看完了。電影的結(jié)尾,女主角的鬼魂原諒了害死自己以搶占男友的閨蜜。“這是佛教國家的主旋律。”阿東走出電影院的時候評價道。我們在公交車站說了一些互勉的話,直到午夜,阿東拖著隆基,跳上了載人的小皮卡,他揮手告別,轉(zhuǎn)過去和車上的人聊了起來。

在告別阿東的第二天,我在去機場的路上,出租車經(jīng)過夜色下的仰光大金塔,比白天肅靜壯觀。

“你是哪來的?”

司機是和藹的老大爺,花白的平寸,棕色的短袖。

“中國。”

“啊,我在船上的時候去過,大連,上海,香港,這些地方我都去過。船上?是呀,我原來在歐洲的航運公司工作。我給船員做大廚,你知道,我們有東南亞人、印度人、中國人、白人,今天咖喱,明天拉面,這樣沒有規(guī)矩地亂來。我年輕的時候在酒店,后來到了船上工作…為什么換工作嗎?年輕的時候想去周游世界。原來的酒店是Strand Hotel。你們知道呀,對,那是英治時期開始最好的酒店。五十年代周恩來,劉少奇訪問緬甸的時候就是在那,后來好像又去了湖邊。那時候我們要招待他們吃飯,不知道中國人喜歡什么。我們現(xiàn)學現(xiàn)做了叉燒包和炒飯,每天換著菜式送去,結(jié)果他們很滿意。回國之后,我們收到禮物,那是新中國的工廠做的襯衣。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出海的之前。和你們一說,這些故事又回來了。我退休了,工作卻不能停。買了這輛二手車,在日本的話舊的只要幾千美元,到了這里兩萬。我有孩子,還有孫子孫女。”

“你覺得奇怪?這樣的經(jīng)歷在緬甸沒什么奇怪。我們因為生活的緣故,走出國境,去越南,去泰國,去新加坡,去亞洲和之外的地方。我現(xiàn)在老了,于是回家了。信什么?我是穆斯林。瞧,你們已經(jīng)到了。新機場多好。真主保佑你們。Zai Jian, Xie Xie。”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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