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圖書館的作用正在逐漸發生改變，逐漸從一個儲存圖書資料的場所，轉變成了知識交流、文化活動以及網紅打卡的公共空間。但在古代世界，圖書館的作用遠比今天更為重要。在人類文明歷史上，中世紀的圖書館及其所收藏的書籍具有特殊的魅力。一方面，這些書籍中包含著若干古代的歷史文獻，我們現在能夠獲知希臘羅馬古典世界的文本，在相當大程度上有賴于隱修士們在中世紀繕寫室中的工作。另一方面，中世紀的圖書館中藏有大量堪稱藝術品的書籍，向后人展現了中世紀文明的壯麗畫卷。在印刷術普遍推廣之前，書籍的制作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工物力，書籍不僅僅是知識的載體，其本身也成了珍貴的藝術品，而作為大量收藏書籍的圖書館在知識意義和物質意義上來說，都是不折不扣的寶庫。而且，圖書館作為一個儲存圖書的機構，其對于圖書類目的劃分，更標志著人類對自身知識體系的認知。

隱修院圖書館

在基督教會早期，圖書主要是用來進行宗教儀式的，因此大部分教堂中至少會有一部彌撒經本，書寫著教會禮儀中的祈禱文。但是，中世紀的早期圖書館卻主要存在于隱修院中。

讀書對隱修士的生活非常重要。按照《本篤會規》的要求，隱修士們在一起用餐時不得閑聊和交談，有專門選定的一位隱修士在眾人用餐時誦讀圣人傳記等書籍。直到今天，許多本篤會隱修院仍然保持著類似習慣，但所讀書籍除圣徒傳記外，也包括世俗人物傳記。2016年夏天，我在威爾士和英格蘭邊境的貝爾蒙特隱修院居住過一段時間，那時每天午餐時讀的書是溫斯頓·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

可是，并非所有中世紀隱修士都能夠閱讀拉丁文，讀書和謄抄書籍在某稱程度上也成為了一些隱修士的義務和特權。《本篤會規》中曾指示，在冬天等不適合勞作的時候，具有閱讀能力的隱修士們應當閱讀圣經、教父作品和其他靈修作品，以加強自己的修行。這就成為了隱修院內部圖書館的雛形。

早期圖書館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是教堂和隱修院功能的變化。查理大帝在9世紀時要求其帝國境內的各個地區都應當有一所學校，以保證臣民的基本教育。因此，大量教堂和隱修院就在宗教中心之外又逐漸增添了教育中心的功能。在其附屬學校中，也逐漸出現了圖書館。

從傳播角度來看，隱修院圖書館的書籍可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可供流通，一種是只供館內參考的，與我們今天的管理規則差不多。9世紀富爾達隱修院的本篤會學者費里埃的盧普斯（Lupus of Ferrières）常常給各種修會團體的首領和學者們寫信，請求抄閱他們所珍藏的書籍。835年，他還給《查理大帝傳》的作者艾因哈德寫信，希望能夠復制幾部羅馬古典作品，尤其是西塞羅的著作。現在，這部由他親手抄錄的《演說篇》還保存在大英圖書館中。

隱修院也是各種書籍抄本的主要來源地。對于隱修士們來說，抄寫書籍是一種繁重而神圣的勞動，也是一種修行的方式。抄寫不僅能夠保證文化知識的傳承，同時，通過出售這些書籍也能為整個隱修團體帶來極為可觀的收入。12世紀初，一位隱修院長曾經描繪過自己在坎特伯雷所見到的場景：

如果走進這座修道院的長廊，往里面去，會看到有十幾個教士坐在椅子上，在工藝精巧的桌案上謄抄著。這其中包括圣哲羅姆關于《默示錄》的注釋、大格里高利的全部作品，還能看到圣奧古斯丁、圣安布羅斯、圣伊西多爾、圣比德等人，還有先是貝克隱修院院長，后來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安瑟倫等人的全部著述，他們都在這里用功抄寫。

毋庸置疑，當時抄寫最多的就是《圣經》，而主要的主顧則是一些大教堂和貴族家庭。但他們也常常復制一些羅馬時代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涉及到語法和修辭方面的作品。

鑒于中世紀時期的技術水平和圖書制作工藝，圖書往往是隱修院圖書館中最寶貴的可移動財產之一。一些珍貴的圖書以鎖鏈鎖在書架上，只供隱修士們在圖書館中參考而不得外借。由于圖書數量并不多，常常是直接將圖書置放于一個專門的桌子上，閱讀者必須在此處進行閱讀。在隱修院的書上，常常有詛咒的詞語，比如“這本書屬于某某隱修院，凡是偷竊或損壞這部書的人，愿他受詛咒”！

到12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書籍的抄寫和流通需求日益增加，1212年的巴黎主教會議甚至譴責隱修院圖書館藏匿珍貴圖書不肯外借。主教們要求所有的隱修院都有義務向來客展示和出借他們所珍藏的任何書籍，因為這種行為是他們實踐愛德的重要標志。

到了12世紀之后，中世紀最顯赫的圖書館往往就位于主教座堂中了，比如英格蘭的杜倫（Durham）和赫里福德；而另一些歷史悠久的隱修院也有著令人垂涎的眾多藏書，比如法國的圣高爾（St. Gall）和意大利的卡西諾山（Monte Cassino）。在杜倫大教堂的圖書館中，所有的圖書都被放置在鐵制的格子中。事實上，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書籍的擺放是分為兩層的，其中外層大約有428本書，可以對任何教士、僧侶開放，而在這些格子內部，則有87部受到借閱限制的書，其中大多數是在神學上有異端嫌疑或者涉及古代異教知識和世俗內容的圖書。

大學與公共圖書館

在《權力的游戲》中，山姆所在的學城可能是馬丁大爺根據牛津大學想象出來的。在大學中所受到的教育就成了早期沒有文官考試制度下，進行選拔人才和培養“公務員”的重要途經。在《權力的游戲》中，每一個領主身邊都有一位“大師”，充當著醫生、顧問乃至軍師的角色。這一角色設定毫無疑問來自于中世紀的教士階層。

大學的初始階段并沒有圖書館的設置。學生們主要依靠上課自行抄寫課堂筆記，同時，他們還可以從一些專門的書商手中購買或者租賃圖書，進行閱讀。而且，一些來自同一地區的學生常常組織類似于“老鄉會”的組織，除了共同吃喝、一起居住之外，也往往集資購買圖書共同使用。但對于大學這個行會團體來說，學生的力量還是過于薄弱。

一個學校的圖書館規模往往體現了這所大學在當時歐洲知識界的地位。在13世紀中期，羅伯特·德·索邦（Robert de Sorbonne）將自己的藏書移交給巴黎大學，并創辦了索邦學院。在他的表率和推動之下，許多來自英格蘭、意大利、西班牙乃至巴伐利亞等地區的貴族、學者也紛紛予以捐贈，以推動圖書館的建立。到1289年，這所圖書館中的藏書已經超過了1000冊，這在還沒有印刷術的時代實在是一項不小的成就。

此外，許多作者也將自己的作品贈送給索邦學院的圖書館保存，期盼借助這個機會使更多的人能接觸到他的思想。直到今天，許多出版社都保持有向巴黎大學、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以及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重要機構捐贈圖書的習慣。

在法國西部的昂熱大學保留著一份1431年的圖書館管理手冊，其中不僅記載了圖書管理員的責任和宣誓樣本，同時還表明了圖書館在那個時候可以向什么人開放、管理員每日閉館前應完成的查看環節。

現存最完整的中世紀晚期圖書館是位于荷蘭聚特芬（Zutphen）的圣沃爾布加教堂（St. Walburga’s Church）圖書館。這座圖書館始建于1561年，是一座建立于中世紀與近代之交的圖書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兼有兩個時代的特色。這座教堂本身可以一直追溯到11世紀，而這座圖書館從建立伊始就對公眾開放，因為當時此地的天主教教士們認為，讓那些有文化的紳士們閱讀正確的書籍有助于他們避免誓反教異端的侵擾。

圖書的分類

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表明了一個時代對于知識的體系化認識。一方面，圖書分類反映了哪些知識已經被人們掌握，并能夠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對不同學科的先后排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傳達了圖書分類法的制定者及其時代對知識之“尊卑”的看法。

在中世紀的圖書館中，圣經作品（bibliotheca）無疑占據著首要地位（可參考國內今天通用的圖書分類法之A類）。緊跟其后的，就是歷代教父對《圣經》的注疏以及更為晚近的神學權威。在教父當中，排在第一位的往往是希波主教奧古斯丁，即使安波羅斯是他的老師，而且按照字母排序的話也應當在他之前。在圣經文本、神學和教會禮儀類圖書之后，則是世俗的文本，比如羅馬古典作家的作品。

在法國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勒龐（Le Puy）存留了一份12世紀末期圖書館藏書目錄的分布記錄。在圖書館的入口處存放著圣經注疏和教父作品，其后則分別是修辭學、辯證法類圖書，北墻的最后一部分則是古代詩人和語法學家的作品。對面則依次擺放著教會禮儀年的作品，其中包括每日的讀經、選用祭披的顏色和是否為圣人瞻禮日等信息，緊靠著的是天文學和音樂類作品。這就可以看出，圖書分類法的先后順序實際上是知識的權力與權威性的具體體現。

在中世紀時期的絕大部分圖書都是以拉丁文寫成的。拉丁文作為知識階層的語言，一直到19世紀上半葉仍舊統治著歐洲學術界。圣經文本和注釋、教父作品與圣徒傳是圖書館藏書的重頭戲，其次則是大量的教會法文獻匯編和不同修會的規章、會祖講道等。但與此同時，中世紀大學圖書館書目的變化也體現了東學西漸之勢。當時的圖書館常常以藏有希臘文或者阿拉伯文的自然科學文獻為榮，對西歐文明影響深遠的大翻譯運動在13世紀達到高潮，不僅亞里士多德的“全集”被翻譯成了拉丁文，隨之而來的還有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醫學著作以及伊斯蘭文化圈中的精粹，尤其是阿維森納和阿威羅伊的作品。

而且，隨著城市復興和市民階層興起，羅馬法再度受到了西歐知識界的重視。尤其是《查士丁尼法典》，其不僅在6世紀的時候就堪稱羅馬法的集大成者，同時更是以拉丁文寫成的，極大地便利了西歐學者對之進行研究、闡釋與發揮，并在這部大部頭法典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一整套的民法、邏輯學乃至語法修辭方面的教科書與教學內容。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已經開始出現法文書和德文書，且其內容多為民間故事和傳奇史詩等內容。比如在12世紀70年代成書于巴伐利亞地區雷根斯堡的《皇帝編年史》（Kaiserchronik）是中世紀第一部以高地德語寫成的民間演義體史書，記載了從羅馬共和末期的凱撒到參與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康拉德三世之間的數十位皇帝，在中古晚期到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地區成了《三國演義》一般的存在。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隨身攜帶的圖書目錄，現今保存最好的當屬13世紀英格蘭方濟各會所使用的《英格蘭圖書輯錄》（Registrum Librorum Angliae）。

由于方濟各會會士常常巡游講道，因此隨身攜帶著這份目錄，可以查閱當時英格蘭大大小小183個圖書館中所藏書目。雖然除了書名之外并沒有更多的信息，但這在那個時代似乎也足夠這些游方僧人使用，更成為19世紀以來英國中世紀史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今天英國遍布各地的公共圖書館，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夠追溯到這些早期的教會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