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Dean Lung與其雇主卡朋蒂埃于1901年捐款創辦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之后50多年沒有多少故事流傳。1958年，前所未聞的“丁龍”故事被刻意制造出來，始作俑者乃是蔣介石的駐美“大使”董顯光，歷史學家錢穆隨后進行了再創作并廣泛傳播，目前中文世界流傳最廣的卡朋蒂埃醉酒打人情節，則遲至1975年才出現。“丁龍”故事從無到有、由簡到繁的過程，足證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歷史”具有廣泛適用性。

抗戰期間對Dean Lung故事的利用

1901年6月，商業大亨卡朋蒂埃“將軍”（曾任加州民兵少將）向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捐款10萬美元，不久Dean Lung捐出其積蓄1.2萬美元，在哥大設立Dean Lung漢學講座，以此為起點建設漢學系。“丁龍”故事的廣泛傳播要到1958年才開始，但在抗戰期間，與國民政府關系密切的哥大校友壽景偉、蔣夢麟，已對Dean Lung故事有所利用。

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高度重視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價值。為加深美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昭示中國政府與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哥大校友、中美文化協會總干事壽景偉（壽毅成），聯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屬的“中國電影制片廠”組團赴美，籌備拍攝一部教育影片，以“推進兩國之間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1942年1月27日，壽景偉寫信給美國國務院文化交流處處長湯姆遜（Charles A. Thomson），提交了初步拍攝計劃，列舉24項內容，其中第15項，即是“中國模范工人Dean Lung及其美國雇主捐款給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美國國務院檔案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40-1944）

壽景偉（1891-1959），浙江諸暨人，1926年獲哥大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經濟部商業司司長等職，為孔祥熙手下干將，他們都是留美學生兄弟會“成志會”會員。1939年，孔祥熙創辦中美文化協會并出任會長，壽景偉任總干事。壽景偉希望利用Dean Lung捐資創辦哥大漢學系的事跡，作為中美人民友誼的重要象征作廣泛宣傳，為抗戰服務。這部影片最后有無拍成公映，我沒有找到進一步記載。

1943年，北大校長蔣夢麟出版英文回憶錄《西潮》，有一小段談到Dean Lung，1959年出中譯本時譯為“丁良”。蔣夢麟反思傳統中國種種弊端，談到清朝官員喜歡收受“陋規”、仆役都喜歡“揩油”時，以“丁良”作為反例。蔣夢麟說：“自然，中國人并非個個如此。哥倫比亞大學的丁良（譯音）中國文學講座基金，就是為紀念一位中國洗衣作工人而設的，基金的來源是他一生辛勤漿洗衣服的積蓄。丁良臨死時把一袋金子交給他的東家，托付他做一點有益于中國的事。這位東家就拿這筆錢，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筆捐款，在哥大設置了中國文學講座，來紀念這位愛國的洗衣工人。”（蔣夢麟：《西潮》，香港磨劍堂出版社，1959年，第172頁）蔣夢麟早年留美，與華僑有密切交往，將Dean Lung附會為當時華僑職業中最常見的洗衣工人。他只是借故事說理，故事本身不是重點。

“丁龍”故事的董顯光版

自1958年董顯光把Dean Lung譯作“丁龍”之后，這個譯名不幸被“定型”，人們幾乎忘了他真正的中文姓名并無記載。最早有生動情節的“丁龍”故事是由蔣介石的外宣主將、駐美“大使”董顯光創作的，可以叫做“董顯光版”。

董顯光（1887-1971，Hollington K.Tong），浙江鄞縣人，1906在奉化龍津中學教英文時成為蔣介石老師，后赴美學習，入讀密蘇里新聞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普利策新聞學院，回國后供職英文《中國共和日報》、《北京日報》、《密勒氏評論報》等，任《大陸報》總經理兼總編輯，1934年經蔣介石介紹加入國民黨，次年起在上海負責外電檢查，1937年奉蔣介石之命創辦國際宣傳處，隨后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身份督導國際宣傳處工作，其任務就是“把中國介紹給全世界”，在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侵華真相、傳播中國軍民抗戰決心與成績方面有很大貢獻。1937年，董顯光寫成英文版《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目的是向世界作宣傳。

1947年，董顯光任行政院新聞局長，蔣政權撤往臺灣后，當過“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中央日報”董事長，1952年出任駐日“大使”，1956年轉任駐美“大使”。蔣介石調董顯光赴美，是“因為最近決定一個重要宣傳計劃，蔣總統決定我是執行這計劃最適當的人”。（《董顯光自傳》，臺灣新生報社1973年，第197頁）

董顯光的專長在于新聞傳播，他在駐美“大使”任內，20個月做了超過120次演講。1958年4月返臺述職期間，他給政治大學新聞系師生講課，指出：“在美國做宣傳工作，最緊要的一點，是要以人民為宣傳的對象。如果我們政府能設法有二三十位演說家，同時不斷地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說，不消一兩年即可使美國人民對中國有正確的了解，而改變美國的輿論。”（1958年4月15日《香港工商時報》）

就在這一年2月21日，他對美國華僑團體演說時，講述了一個前所未聞的“丁龍”故事。1960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社發布長篇通訊《我國留美華僑丁龍惠澤長留 哥倫比亞大學設獎學金紀念丁龍對美國的貢獻》。通訊引述董顯光演講內容，稱：

有一次為了一個極細微的事，卡朋蒂爾把丁龍開除了。第二天早上，當卡朋蒂爾起床后，一心為他的廚房里面是空的，但是使他驚異的是，丁龍已經為他作好了很豐富的早餐，正在等著他去用呢。卡朋蒂爾心里很感動，連忙收回成命，并對自己前一天所說的話，感到出口太快，引為（遺）憾，卡朋蒂爾對丁龍說：“當我發覺你還在這兒的時候，我感到非常的驚喜，我向你道歉，因為我所說的話，不堪入耳。我需要你，今后將對你更加照護。”丁龍回答說：“你說得很對，你的脾氣很暴躁，但是最主要的，你是個好人；再者，孔子的傳統，不要我離開你，不管脾氣好壞，一個真正的朋友是患難中的朋友，這是我們的傳統。這也就是我們還在這兒的原因。”……很多年以后，卡朋蒂爾將軍對丁龍說：“我所欠你的恩典太多了，你希望我怎樣報答你呢？告訴我，我能為你做些什么？”丁龍的回答是：“美國人民不懂中國文化，也不了解中國文化的意義，我希望你能在促進這種了解上做些事。”這也就是卡朋蒂爾捐款給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中國語文和法律學系的動機。（1960年6月6日香港《華僑日報》）

董顯光創作“丁龍”故事的目的，在于提振美國親蔣僑團士氣，可能也希望透過華僑的熱心傳播，影響美國對臺輿論，我認為正是上述“宣傳計劃”的組成部分。這個版本的“丁龍”故事近乎無中生有，構成了“丁龍”故事的原始版本。

“丁龍”故事的錢穆版

在中央社發布長篇通訊后不久，1960年暑假，穿梭港臺兩地、深得蔣介石賞識的歷史學家錢穆來到哥大講學。據他本人所說，他是從哥大經濟學教授何廉那里聽到“丁龍”故事。

1961年回到港臺以后，錢穆在不同場合繪聲繪色的講述這個故事，在“董顯光版”基礎上編造了更多新的細節。

1961年3月27日，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演講“關于丁龍講座”，演講稿收錄于《新亞遺鐸》一書中。錢穆講道：

遠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有一位將軍退休了，寓居紐約附近，那位將軍獨身不娶，性情相當怪，家中仆人都被他打罵跑了。丁龍是我們山東人，只身去美國當華工，他便投到那位將軍家里。不幾天，那位將軍脾氣又發，要打要罵，丁龍受不了，也跑了。過了幾天，那位將軍家里失火，亂七八糟，將軍獨個兒正沒擺布，那丁龍卻回來了。將軍驚喜之余，俱問所以，丁龍說：“聽說你家失火，沒人幫忙，所以復來。”那將軍說：“前幾天我要打要罵，氣跑了你。今天我正在無奈之中，怎么你有肯來幫我？”丁龍道：“這因我們中國有位孔夫子是講忠恕之道的。你平常雖帶我不好，但你為人也不全壞，我想我和你總有些緣分。你此刻需人幫助，我若不來，似乎就不符合我們孔夫子所講的忠恕之道了。”……原來他們丁家只是時代耕地，卻一代代，祖教父，父教子，都講些孔夫子的道理。將軍聽了，大為感動，便請他繼續留下，從此主仆如朋友般，而且兩人也都沒結婚，竟如相依為命般。后來丁龍先病倒了，他對將軍說：“我在你這里做了幾十年工，吃的、穿的、住的，都由你供給，還余留有你給的工資，現在積存也有一萬金。這些本都是你的錢，我死了，就把這一萬金還給你，算我答謝你的厚德吧！”那位將軍聽了，十分感動，心想：中國一個不識字的苦工，尚有如此般的德性操守，這絕不是偶然。因此他一心敬重中國，發心要人來研究中國文化，遂把他晚年全部財產共二十幾萬塊錢，加上丁龍的一萬，送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指定要設立一講座，專來研究中國文化。這講座便定名為“丁龍講座”。這講座一直到今日未中斷。（《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0卷 新亞遺鐸》第347-348頁）

相比董顯光版，錢穆這里編造了“丁龍是我們山東人”、將軍家里失火“丁龍”回來幫助、“丁龍”三代均不識字、彌留之際還錢給將軍等情節，刪掉了第二天做早餐的細節。錢穆編造山東人的說法，目的應該是拉近Dean Lung與孔夫子的地理距離，以便宣揚儒學的教化作用。董顯光版、錢穆版中，除對捐款動機的解讀——建立漢學系是為了增進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外，其他情節均缺乏文獻依據，大體可以說是向壁虛構。

1971年春，臺灣“國防部”集中海陸空三軍軍官設立“莒光班”，輪番受訓，由錢穆講授“中國文化精神”一課。他把在新亞書院講過“丁龍”故事復述一遍，強調“丁龍”受傳統文化影響形成的“為人之道”。（《錢賓四先生全集 第38卷 中國文化精神》第31-32頁）錢穆希望“國軍”軍官從“丁龍”的為人之道中學習，不幸的是，他演繹的丁龍故事幾乎都查無實據。

“富路特版”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富路特版”，總的來說言出有據。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年出生于中國，1925年入哥大研習中國史，1934年獲博士學位，1947年起擔任Dean Lung 講座教授多年。1931年，他發表《美國的中國研究》一文，介紹了Dean Lung講座的簡單來歷：卡朋蒂埃在1849年西部“淘金熱”時前往加州，他在西海岸工作時收留了一個中國人，這個中國人在多年里一直對他忠心耿耿，卡朋蒂埃將軍——深受這個來自中國廣東的卑微移民及培養出其高尚人格的中國文明所打動——遂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漢學系，并以仆人的名字Dean Lung命名。（《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1931年4月號）

1966年，物理學家李書華發表《參加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大會前后五次的回憶》一文，回憶1947年他訪問哥大、由富路特帶領參觀東亞圖書館的過程。他講述的“丁龍”故事，可以判斷是來自富路特：

當時富路特教授的講座，名為丁龍中文講座（Dean Lung Professor of Chinese）。這個講座乃是一九○二年美國人卡本德將軍（General Horace W. Carpentier）所捐款設置的。卡氏原是紐約一個補鞋匠的兒子，于一八四八年畢業于哥倫比亞學院。嗣到美國西岸加利福（尼）亞州，不久便成為大量地產的所有者。當時美國大批雇傭華工，建筑西部鐵路。丁龍（Dean Lung山東人）為華工之一。卡本德雇用若干華工作仆人，丁龍便作了卡氏身邊的仆人。一八八八年丁龍隨卡氏回紐約。丁龍對主人極忠實，卡氏欲有所報答，乃于一九○二年丁龍尚在時，采用丁龍溝通中國文化的建議，立即以美金十萬元捐贈哥倫比亞大學作基金，設置中文講座，借以紀念丁龍。嗣卡氏又以一九○五年續捐贈哥大講座基金美金十萬元。丁龍逝世比卡氏為早。丁龍亦將其多年辛苦積蓄的一萬二千美元，捐贈于哥大。卡氏于一九一八年逝世，享壽九十余歲。（《傳記文學》第九卷第四期，1966年10月）

富路特認為Dean Lung先于卡朋蒂埃去世，這個陳述很有價值。米亞·安得爾認為，卡朋蒂埃遺囑沒有給Dean Lung任何遺贈，卻有遺贈給華人廚師Mah Jim，正常的解釋只能是Dean Lung去世在先。李書華的小失誤是迷信錢穆，誤將Dean Lung當作山東人。

1953年，華裔畫家蔣彝到哥大任教，從富路特那里了解到這個故事，還看過卡朋蒂埃給哥大校長的少量書信，1964年寫入《三藩市畫記》（The Silent Traveller in san Francisco）英文版中，內容比李書華所述更加豐富，但這個版本在華文世界似乎影響不大。

“唐德剛版”

1981年，唐德剛出版《胡適口述自傳》，也講述了一個“丁龍”故事。唐德剛曾在哥大任教，該書多年以來長銷不衰，因而“唐德剛版”具有廣泛影響。他寫道：

美國為漢學而設立的第一個講座，便是哥大的“丁龍”講座。這一紀念講座之設立，背后卻有一個極為感人的故事：丁龍原為一華工，姓丁抑姓龍，已不可考。他受雇為美國卡本迪（Horace W. Carpentier,1825-1918）將軍為仆人有年。可能因為勤勞誠實，深得主人信任，因而當其退休之時，卡將軍贈以鉅資──據說是美金兩萬元──為退休費。丁龍在謙辭不獲之后，竟以全款轉贈哥大為“研究中國文化”之用。卡將軍為丁龍的義舉感動不已，乃加捐鉅款，湊成十萬元為哥大特設一“丁龍講座”（Dean Lung Professor），以紀念這一位了不起的中國工人。古人說：“善要人知，便非真善。”丁龍究竟姓啥名誰，我們都不知道，而能有此義行，實在可以說是“真善”了；而卡將軍不惜鉅款以成人之美，也是難能可貴。（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05頁）

與董顯光、錢穆的版本相比，“唐德剛版”比較簡略，“退休費”的說法不準確，1901年Dean Lung只有44歲，捐款金額也寫少了。

卡朋蒂埃“將軍”醉酒打人是“丁龍”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目前應該也是流傳最廣的，卻是從1975年才開始出現。據劉伯驥《美國華僑史》一書引用，國人最早寫“將軍”醉酒打人的，應是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中文部王鴻益，王鴻益的文章《為中國文化增光的丁龍》發表于臺灣《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八卷第二期，時間在1975年2月。我檢索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英文報紙，未見有“將軍”醉酒打人情節的報道。

2000年，哥大人類學系教師王海龍出版《哥大與現代中國》，收錄長文《托起中國夢——晚清的中國管家丁龍和哥大漢學的一段傳奇》，該文隨后又多次改寫，發表于不同刊物并被轉載于互聯網。近20年“丁龍”故事在簡體中文世界廣為人知，王海龍的傳播功不可沒。王海龍查閱了哥大檔案，弄清了卡朋蒂埃履歷，大體還原了捐贈過程，但對“丁龍”事跡的敘述過于文學化，部分繼承了董顯光版、錢穆版的虛構成分，減損了學術價值。

自2003年起，哥大東亞系教授Paul Anderer的日裔夫人米亞·安得爾（Mia Anderer）深入各有關機構，系統地搜檢檔案，采訪相關當事人后代，取得豐碩成果，為繼續研究“丁龍”提供了雖然零碎但十分可靠的信息。

“丁龍”故事的流傳不過61年，卻已歷經多個版本，愈出愈奇，包含過度想象與發揮，多試圖達到某種非學術的傳播目標。1923年，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提出“層累的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論斷，也是重要的歷史學方法論，筆者覺得對近代史同樣適用。“丁龍”故事就是“層累地造成的歷史”，制造者、再創作者、傳播者各取所需，服務于政治、文化上的需要。不少傳播者并不在乎真實的Dean Lung如何，在乎的是“丁龍”故事的利用價值。

（本文原題為《“丁龍”故事的制造、再創作與傳播》）